“现代文学史”命名的追问与反思——对“中华民国文学”概念的意义解读

张福贵先生在其文章《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称谓产生质疑,进而提出“中华民国文学“的概念。本文主要从遮蔽与超越、封闭与敞开、诱惑与质疑三个维度阐释“中华民国文学“概念对“直线性“、“政治性“、“现代性“等既往“现代文学史观“的理论反思和修正,以及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独特的思想个性和对文学解释回归本原的学术诉求。     

“民国机制”文学史观和价值评判研讨的反思

李怡于2009年提出的关于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范式“民国机制”在民国文学研究里取得了方法论上的突破,引起了两岸学界的共同关注。由于形成时间短暂,它还需要经历诸多现实的考验。结合李怡等相关学者对此叙述范式所进行的解读,可以发现在文学史观和价值评判上仍有值得思考和商榷的地方。     

新时期“反思文学”潮流

“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并具有更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深层的历史意识。论述作为文学潮流的“反思文学”的兴起和轨迹,分析其中的代表作。     

“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回望与反思(上)

1988年可谓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个转折点,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既折射了新时期改革开放十年的思想解放成果,也诠释了文学史写作从量变到质变的曲折过程,是一次写作观念与方法论同向新变的结果,负载着丰富的时代信息。近的一点,有五四新文学性质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新文学整体论的历时推进;远的一点,有海派文化先锋性、西方近现代文艺思潮的共时作用,当然,还离不开1980年代学人的社会心理期待,尤其是青年学者急于发声、确立话语权和实现文学梦的强烈冲动。     

“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回望与反思(下)

1988年可谓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个转折点,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既折射了新时期改革开放十年的思想解放成果,也诠释了文学史写作从量变到质变的曲折过程,是一次写作观念与方法论同向新变的结果,负载着丰富的时代信息。近的一点,有五四新文学性质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新文学整体论的历时推进;远的一点,有海派文化先锋性、西方近现代文艺思潮的共时作用,当然,还离不开1980年代学人的社会心理期待,尤其是青年学者急于发声、确立话语权和实现文学梦的强烈冲动。     

新时期"反思文学"潮流

“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并具有更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深层的历史意识。论述作为文学潮流的“反思文学”的兴起和轨迹,分析其中的代表作。     

“文学的自觉”说的回顾与反思

有关“文学的自觉”，先后有“魏晋文学自觉说”、“两汉文学自觉说”、“宋齐文学自觉说”等争辩，对于学术研讨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文学的自觉”说不是一种科学的论断，不能作为一种文学史的规律性判断。     

“文化翻身”与工农作家形态生成的“反思”——以被遗忘的作家曹桂梅为例

1950年10月,筹备成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在全国征调研究员(学员)时,中南区文协机关刊物《长江文艺》的文艺通讯员曹桂梅,被中南区文协以组织的名义送往北京学习。曹桂梅的入选符合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的宗旨,是共和国理想工农兵文艺工作者的最佳人选之一。在两年(1950年10月至1952年7月)的学习、培训期间,曹桂梅频频在共和国的媒介视域中亮相,评论界对他也有推介性的评价。学习期满的曹桂梅最终被分配到中南区文联从事创作活动,之后的他却消失掉,没有了他在进入研究所学习之前的创作激情和水准。这无疑给共和国以文艺领导人深刻启发,工农兵文艺工作者培训的思路值得进一步探索。     

“本我”的狂欢——“80后”文学的心理蕴含解读

近几年来,“80后”作家在文坛声名鹊起,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成为当前文坛的一个热点话题。关于“80后”写作、“80后”文学的研究和讨论层出不穷,但对“80后”及其文学作品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外部研究,而对其内部研究——其文本本身的内涵却较为鲜见。文章将致力于“80后”文学的内部研究,探讨其心理蕴含。     

“文革文学”——失态的文学

“文化大革命”中的主流文学是失态的文学。其主要特征是“极化”即彻底意识形态化，主要表现为否定一切的极端化思潮，文学本体的彻底丧失，极端的文学创作模式和“棍子式”文学批评。文学彻底意识形态化对文学本身造成了戕害。失态的文学的发生有其社会历史根源，它不是孤立的，突然出现的     

文学史实的概念分析与文学史的范式反思

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把文学史实当作自明的、毋须验证的基础来对待．文学史料学和文学编年强化了这一观念。文学史实这个概念本身也使研究者认为文学史实是历史中存在的事实的集合。为了指出这种观念的根本局限．必须引入范式以转换视角。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是在20世纪早期的文学史书写中形成了稳定的范式,文学史实也是此时锻造出来的概念,它恰好不是真的事实,而是在范式形成过程中塑造出来的理论观念。指出这一点,是为了引发对既有文学史范式的反思和重构。     

再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在“十七年文学”现代性问题研究中,首先应该明确现代性概念的复杂内涵。为此从三个方面论述现代性理论自身所具有的矛盾性特征,即“历史目的论”与“现实英雄化”;文艺精英化与社会世俗化;理性主义与反思的现代性。以此为基础,以反思的现代性为思路,批判了“十七年文学”现代性问题研究中的两种代表性观点：民族国家现象与＂革命＂的现代性问题,并提出了全面地把握现代性理论才是文学现代性研究的合理途径。     

多民族文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文化夹居者”的自我探寻

文章以姚新勇的新著《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与共同精神家园建设》为例,分析批评者自身的身份选择。其中结合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现实,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亦即“汉”与“非汉”之间的“文化夹居者”问题。笔者的观点是：对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大国而言,族群之间及其多元的文坛内部,需要的是相互宽容;而宽容的前提是尊重和了解。进一步说,尊重的对象包括自我也包括他人;了解则意味着做到公正客观的知已知彼。     

批判意识与反思意识——“归来者”诗与“朦胧诗”价值取向比较论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人生信仰，相异的个体生命体验、生命意识，他们用自己诗歌塑造出不同的“文革记忆”。在诗歌的价值取向上主要表现为对昨天的不同态度：“归来的歌”是一种明显的批判意识，在批判中确立自我的合法性；而“朦胧诗”有一种明确的反思意识，在反思中寻找自我的位置。     

生活的诗学——短信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短信文学是一种真正来源于日常琐碎生活的文学形态,它大都是由草根创作,注重从日常生活细节入手描述普通人的生活现象或本质,发掘和记录人类具体而实在的日常生活体验。通过对现当代文学发展史的考察发现,短信文学是一种最本色的对底层生活的自我叙述,标志着底层文学的崛起。短信文学以日常生活为叙事主体,在对日常生活丰富感性的体味和实现其感性满足的过程中,推动着文学理论走向一种生活的诗学。     

对墨子“兼爱”思想的反思——兼谈“兼爱”思想对我国当前道德建设的启示

"兼爱"是墨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兼爱"主张整体的爱,人与人之间无差别的爱。"兼爱"思想并没有在战国时代实现的主要原因是:"兼爱"思想作为一种高标准的道德理想脱离了当时的经济基础和客观现实;"兼爱"思想忽视社会主体之间存在着社会地位的差异性和利益的多样性,幻想跨越阶级之间的利益差别而实现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道德调和;"兼爱"思想具有明显的"圣人立言"、"圣人代言"的特征。这种道德建设模式,由于圣人的主观意志和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矛盾冲突而最终失败。     

文坛的“失语”和“失语”的文坛——新中国建国之初文坛“畸相”的历史追问

20世纪50年代，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著名作家几乎同时停止文学创作，形成了“文坛的失语”和“失语的文坛”。这一文学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作家自己思想认识的幼稚，又有当时文艺政策舆论导向的作用．还有频繁政治思想运动造成的精神压力，甚至还有前苏联文艺“模式”的影响。清理与反思这段历史，可以使我们更加清醒理智地面对未来。     

文学史写作与文学史观的互动共生

在时间的流光中,文学史的影子越拉越长,文学史观念在变,文学史叙述随之而变;从进化论到革命论到启蒙论再到现代性,文学史观一直在非此即彼、解构建构的二元思维中腾挪闪跃,文学史面孔如同川剧中的变脸,变化万端,抽取、扭曲、遮蔽现象在所难免。当下,经历过一段时期的疯狂生长之后,文学史写作步入到一个常态的缓慢生长期。摒弃过去的同一性知识结构,在多元的差异化言说中,文学史叙述不断开辟新的话语范式,与创作形成良性互动。     

对“两个务必”的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通过对毛泽东提出、胡锦涛倡导“两个务必”这两个历史事件的对比分析,以期得到一些有益的现实启示。     

《天问》：对“构成思想”的反思

通过对《天问》从“构成思想”与“反思思想”的维度进行重新审视，可以得出“屈原的《天问》是我国最早的一篇运用反思性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行思想的哲学名作”的结论。战国时期理性精神的觉醒，引发了学者们对“天命”思想的反思，屈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从宇宙时空，到社会秩序，再到个体存在各个方面对天命进行全面反思。屈原对天命的态度由怀疑、否定发展到批判，表明他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思想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