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库切小说《耻》的主题与创作技巧的完美统一

库切作为“后殖民主义”的代表作家，其文学作品无论在表现内容还是在叙事技巧上大都有别于传统文学。其小说《耻》重视心理描写和意识流动，运用了象征性描写，文体新颖但主题晦涩，表现了与以往写实主义文学作品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即运用象征主义与意识流创作手法来揭露殖民主义的罪恶，使形式和内容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完美结合，因而受到了世界文坛的瞩目。     

笔记辨体与笔记小说研究

“笔记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中备受争议的研究对象。该概念提出伊始，即因界定不科学、运用不规范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鉴于“新笔记小说”兴起，因而否定乃至取消“笔记小说”的做法，并不符合文学发展规律和小说研究的需要。梳理笔记小说研究史，科学界定概念，区分其与笔记及其他小说文体的关系，明确其文体特征，限定其收录范围，确立笔记小说的文体独立地位，对于推进笔记和小说的研究，均十分必要。     

艺术视角的嬗变——报告文学文体论之一

报告文学是一种年轻的文学体裁,是一种以文学手法处理新闻题材,以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为写作内容,以文学笔法为表现手段的特殊文学样式。它以真实的内容区别于小说,以具有艺术感染力区别于一般的新闻通讯。它又以客观的记述成为“向外”的文体,从而区别于主观“向内”的纯文学文体。 报告文学的文体是纪实文学发展的结果,是从新闻“母体”中分娩而出的,在我国它萌芽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成熟于三十年代,渐渐成为独立的带有自己鲜明特征的文体。而在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中,报告文学以视角的不断调整和变换,展示出自己巨大的生命力。     

从“气韵神境”论墨白与卡夫卡

卡夫卡的小说以"梦境"穷极"梦境"的叙事手法颠覆了以实求实的现实主义叙事传统;墨白则通过对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中的"神、气、韵、境"的"道悟",使他小说的叙事语言实现了最大的"陌生化"的效果;卡夫卡和墨白用各自不同的"虚"与"空",建构起不同的体悟生存现状的文学世界,同时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阅读重构的叙事境域。     

金庸作品的历史视野

金庸先生是当代第一流的小说大师,他以广阔的历史视野与盘旋上升的历史观,构筑了他笔下的传奇。他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侠义传统的同时,也继承了中国文学中的演史传统,从而使他的小说在形式上具备了亦史亦侠的典型特征。     

“批评文体研究”笔谈——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文学性生成

按照西方近现代学术“分科治学”的规则，文学是文学，批评是批评，文学有文学的文体（抒情体或叙事体），批评有批评的文体（大抵是论说体）。但是，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文体常常不去论说而去叙事（如汉代的史传体批评）或抒情（如六朝的骈体批评和唐代的诗体批评）。中国传统文论的经典性文本如《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等，从文体分类上考察都不属于论说体而是文学文体。如何看待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的这种“破体”现象？或者说，如何评价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的这种文学性或诗性特征？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其意义不限于“批评文体”本身，而是可以为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找到一种新的入思方式或新的理论突破口。     

“制度与文学”研究范式的形成和发展

“制度与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的热点.其研究范式的形成,源于西方文学社会学理论与“知人论世”的中国学术传统的交互作用.“制度与文学”范式推动了古典文学研究,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问题.本文提出突破当前研究困境的两种方法,一是坚持文学本位,在纵向和横向两方面开掘新论题;一是加强“制度—文化—文学”与“制度—文人—文学”双线交错的研究.     

＂新世纪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新世纪文学”绝非一个望文生义的时间概念，其文学史意义在于可以借助它从当代文学清晰地划分出“新中国文学”、“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等三个不同历史时段。这对于我们理解和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从历史起源来看，“新世纪文学”与“新时期”有着密切联系，它是一个“重返八十年代”的文学命题。     

昆德拉和当代中国的"词典"体小说叙事——兼论小说的可能性

作为20世纪的著名小说家之一,昆德拉被看作是小说的“立法者”。他小说的“词典体”因素展示了文学在竞争时代的可能性,反映了时代精神,给中国文学很多启示,并开启了一种“敞开”写作的潮流,显示了小说这一文体的不朽价值。     

当代小说研究的新视境--评《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

《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将宏观理论与微观小说文本有机结合，考证梳理了文体概念的渊源、演变过程与整体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叙述、结构和话语这三大文体的基本范畴进行论述。这是对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首度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可被当作这一时期中国长篇小说的“百科全书”来读。     

《雪国》艺术特色初探

川端康成的代表作《雪国》是日本古典文学传统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相结合而开出的一朵奇葩。其主要艺术特色是：“悲”和“美”紧密联系与融合；心理刻画细腻传神；重情轻理，追求精神上的“余情美”；注意通过季节变迁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情感；意识流手法的成功运用和日本传统文学的严谨格调相结合。     

论中国古典小说对史传传统的多维变革

中国古典小说在其发生、发展的历程中始终与史传传统保持着一种既依附又超越的格局,即一方面在小说文体与创作观念上深受史传文学及其传统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史甚至被认为是与史传逐渐脱离的关系史.从小说的萌发阶段——志怪、志人小说到中国小说的成熟之作——《红楼梦》,中国古典小说一直是在不断的觉醒与反叛中实现观念上的超越、文体上的丰富.     

论新写实小说

本文从理论阐述和作品分析中指出，八十年代后半期新写实小说的出现，是与历史转型特定阶段相适应的一种文学转型，体现了文学中的“平民意识”。从文学观念和文学手法上看，表现出对现代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的双重反拨和双重吸收，丰富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的艺术经验。“平民文学”也应有“精英意识”，才会取得更大的艺术成就。     

论古典小说中“闺怨”的“意象化情节”建构——以《金瓶梅》、《林兰香》为例

中国古典小说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几乎汲取了前代所有其它文体样式的成就,于古典诗歌中尤其受益良多。“意象”是探讨古典诗歌艺术的重要范畴。“意象”在古典小说作品中的具体呈现形态,最突出的就是“意象化情节”。“意象化情节”充分利用“意象”在小说情节结构中的作用,除了兼有“意象”主客交融、虚实相生的优点外,还具有动作性与表演性,是小说情节演进中的一环。“闺怨”是古典诗词的传统题材,由此形成了丰富的“意象”景观。古典小说尤其是人情小说经常涉及“闺怨”这一传统题材的描写,当然也会自觉借鉴古典诗词已有的艺术表达成就。本文试图以《金瓶梅》、《林兰香》为例,探讨古典小说中“闺怨”的“意象化情节“建构。     

从文学文体学角度看鲁迅短篇小说的两个英译本

传统的小说翻译研究往往只注重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小说中语言形式的意义却往往被忽略。但是忽略语言形式意义往往会导致小说翻译中"假象等值"现象。文章主要从文学文体学的角度分析鲁迅短篇小说两个英译本,探讨译者在处理原文中"前景化"语言时所采取的策略以及在译文中产生的不同文体效果,从而说明在翻译中文本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的重要性,并从中探究了如何提高译者的文体能力,避免翻译中的"假象等值"问题。     

《屋顶丽人》的结构主义解读

多丽丝·菜辛的《屋顶丽人》是一篇不朽的短篇小说，文章体现了男权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冲突，而这种冲突是通过一系列的对立表现出来。运用结构主义批评理论下的“二元对立”解读了小说中的各种对立，从文学象征手法、文学符号学和叙事视点等方面探讨了小说的表层意义和深层内涵，从而进一步肯定小说在世界文坛中的重要地位。     

汪曾祺小说语言风格成因论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继承了古代文言传统、五四新文学和中国民间口语等三个方面的合理性要素,较大程度地实现了语言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其兼容并蓄、融会贯通的小说语言观对现代汉语写作具有借鉴意义。     

语言分析与作品意义——美籍学者孙康宜的柳永、苏轼词研究探微

孙康宜先生的词学研究专著《词与文类研究》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实际出发,采用西方文学研究的理论,重新审视词学发展历程,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北美文学研究界流行的“文体研究“的新方向。在对柳永词和苏轼词的研究中,孙康宜先生“透过语言分析来探索作品的意义“,从措辞、语法、句法、文体出发,通过对零落的词语和段落进行非常谨慎、细致而感性的分析,破解研究对象的内涵,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都给后来的词学研究者以启发和借鉴。     

语言分析与作品意义——美籍学者孙康宜的柳永、苏轼词研究探微

孙康宜先生的词学研究专著《词与文类研究》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实际出发,采用西方文学研究的理论,重新审视词学发展历程,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北美文学研究界流行的“文体研究“的新方向。在对柳永词和苏轼词的研究中,孙康宜先生“透过语言分析来探索作品的意义“,从措辞、语法、句法、文体出发,通过对零落的词语和段落进行非常谨慎、细致而感性的分析,破解研究对象的内涵,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都给后来的词学研究者以启发和借鉴。     

树或溪流：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一种描述

汪曾祺小说文体采用散文化手法，淡化人物、情节等传统小说中的关键因素，表面散散漫漫、轻松自如，实际上苦心经营，蕴藉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