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说”对林语堂翻译活动的影响——以《道德经》的英译为例

林语堂认为,性灵是文学创作者个性的表达。性灵决定了林语堂作为译者的惯习。“性灵说”对于林语堂的翻译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翻译思想而言,林语堂认为译者应该尽量还原原文的“风格个性”;从翻译对象的选择来看,林语堂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性情相通”的作家的作品;从翻译方法的层面来看,林语堂以直译/异化为主,以期英语读者能够了解汉语言和文化的特点,也是林语堂的语言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表现。林语堂译《道德经》就是“性灵说”影响林语堂翻译的一个例证。     

林语堂代人受过──从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一条注释谈起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后的第二条注释给读者三点印象：一、林语堂是“费厄泼赖”的倡导者；二、鲁迅写作此文是专门批判林语堂的；三、二三十年代林语堂始终站在进步文学的对立面。事实并非如此。“费厄泼赖”的始作俑者是周作人，而不是林语堂。鲁迅对“费厄泼赖”的批评，表面上对着林语堂．其实瞄准的是周作人。准确地讲，是针对当时一些善良人们姑息养奸的错误倾向而言的。二十年代的林语堂作为语丝派叱咤风云的一员战将，伴随着鲁迅的步伐，在反抗封建势力和现代评论派的攻城劫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林语堂是代人受过的。这场围绕“费厄泼赖”问题的讨论，是语丝派内部人之间不同意见的磋商，长期以来人们把它定格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档次上是不科学的。     

“审美-实践”文学：阿英“文学-政治批评模式的考察（二）

在阿英看来，文学与政治（政治理念）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状态，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统一于对“理想中国”的想象之中。从“想象现实观”出发，阿英完成了“文学一政治”批评模式的思考探索。这种批评模式，倡导“审美一实践”的文学范式，认为文学与政治的链接是通过“想象”——对人类自由美好生活的想象，肯定人的价值，肯定文学的审美特性，肯定文学的实践价值，是马克思主义丈论中国化的重要收获。     

“审美-实践”文学：阿英“文学-政治”批评模式的考察（一）

在阿英看来，文学与政治（政治理念）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状态，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统一于对“理想中国”的想象之中。从“想象现实观”出发，阿英完成了“文学-政治”批评模式的思考探索。这种批评模式，倡导“审美-实践”的文学范式，认为文学与政治的链接是通过“想象”——对人类自由美好生活的想象，肯定人的价值，肯定文学的审美特性，肯定文学的实践价值，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要收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林语堂中文译著活动概述及其翻译动机探源

国内学术界长期忽视林语堂"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重要贡献。林语堂的中文译著活动是其汉译活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林语堂主要通过编译、独译、辑集翻译、合译以及英汉对译等方式完成包括回忆性散文、书信、散论、小说、文艺批评理论、戏剧等5部中文译著。概述林语堂5部中文译著的初版发行情况,并结合林语堂在进行中文译著活动时的社会状况、国内外政治形势、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详细分析林语堂从事中文译著活动的翻译动机,有助于深入了解林语堂向中国介绍欧美文化方面的独特贡献。     

“知青文学”的价值追求———新时期文学与当代青年

从价值追求与价值取向变化轨迹的视角，通过对１９７８年以来知青作家部分知青文学“经典文本”的重新审视及“老三届”文化热价值导向的研究，提出“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关系在“知青文学”价值追求中的意义；分析了知青历史参与者不同政治、文化、经济背景对历史本质认识的差异；考察了在８０～９０年代社会经济结构重大变化背景下，知青文学价值尊崇的不同倾向，价值标尺的转移与确立；探讨了文学、价值取向与历史语境的关系     

文学的“陌生化”理论：从什克洛夫斯基到布鲁姆

“陌生化”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命题，从亚里士多德起一直到当代不断有批评家以此为基点阐述自己对于文学的看法。本文立足于当代文艺批评，论述什克洛夫斯基、布莱希特、布鲁姆等人对“陌生化”的创造性阐释，并从这种差异性阐释中显现他们的文学立场和倾向性。     

从文弃文:另一种民间岗位的潜隐

沈从文建国后“弃文转行”,外部原因主要是他作为“自由主义”作家的民间价值立场与作为主流文化的左翼文化阵营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内部原因主要是他自己无法解决“思”（文学的超政治、超党派、超商业的神圣与纯洁）与未来新时代所要求的“信”（文学的社会教化与政治宣传功能）之间的矛盾。沈从文转入文物研究实际上另一种民间岗位的潜隐,在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比较薄弱的文化领域,自觉与主流文学、与政治保持相对疏离的人生姿态,有意识地把自己“边缘化”,在寂寞澹泊之中保持了一份精神的自由与宁静,在文学之外的另一个文化空间里彰显生命价值,再造生命的辉煌。     

道德不是文学批评的有效尺度

道德的多样性、差异性使道德批评陷入了主观主义,道德的功利性使道德批评与文学对象难以契合,道德形而上不能确证文学批评的合法性。文学价值不等同于道德价值。对文学内容的道德性改写是不合理的,用道德形而上形而下既不能说明一部作品、一个形象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也说明不了它们的美学价值。文学史不是道德史。“红色道德形而上”也弥合不了“政治伦理化”与“审美价值”之间的裂隙。     

并非“多余”的话——对瞿秋白《多余的话》的解读

在反思“纯文学”的问题中，不能仅仅以文学为中心来讨论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纯文学”的观念，或者通过揭示文学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并不能面对“纯文学”所带来的“去政治化”的逻辑。本文通过对瞿秋白临终遗言《多余的话》的细读，认为在瞿秋白看来，认为“文学”比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更能把握现实，这种对“文学”的理解并不是说文学相比政治更“自由”，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出现了问题，所以，这里的“文学”不过是在“政治与文学”的二元结构中凸显政治困境的他者，或者说文学比政治更“政治”。     

谈意境(上)

一、意境的演绎 在我国文艺批评和文艺欣赏中,“境界”或“意境”是经常碰到的术语。这个术语不论在古典文艺批评中还是在现代文艺批评中,都被广泛使用。 在我国古典诗、文、词、曲乃至小说,戏剧的评论中,“境界”或“意境”这一概念有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汉魏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注重的是“言志说”。《尚书》、《荀子》、《庄子》等书中,有“诗言志”,“诗言是其志也”,“诗以道志”等     

《文心雕龙》文学德育思想研究

《文心雕龙》从“文以明道”的哲学高度和“文变染乎世情”的现实层面,论述了文学的德育功能;从文学“陶铸性情”、“顺美匡恶”和“社会教化”的作用等方面,论述了文学德育功能的具体发挥;从个体价值实现与服务社会政治、净化社会风气等方面论述了文学德育的目的,从而在继承传统儒家文教思想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形成了独特的文学德育思想。     

入世与出世--论林语堂人生观的矛盾

从踯躅于“十字街头”到冷静超远看待人生,“一团矛盾”的林语堂的人生态度从“入世”向“出世”转化,这是儒、道、佛三家哲学对林语堂人生观的影响。林语堂的思想和性格的矛盾,反映了那个时代一部分文人的性格误区。     

非人／人：“五四”新文学价值转向

“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由“非人”的价值取向转向人的价值取向。从“五四”新文学“白话文学”和“人的文学”两个“中心理论”全面考察和剖析,从文言话语模式向白话话语模式转向,实际上在文学本体的表层呈现着“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从“载道文学”向“人的文学”转向实质上是在文学本体的深层透射着“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     

鲁迅和林语堂女性叙事的解构

鲁迅在文化视阈下呈现女性悲剧,林语堂在自然视阈下呈现女性喜剧,其女性叙事大相径庭,为现代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话语版本。然而,鲁迅和林语堂以关怀女性为核心的意义生成方式和话语言说方式,往往因为"二元对立"法则变异为某种文化权利符号的政治解读功能。其实,"文化形成"和"自然造物"是中国现代女性乃至当代女性必须面对的文化叩问。应改变论高下比优劣的批评模式,以"文化"观照"自然",跨越"文化"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话语围栏,从不同话语表述入手,探寻鲁迅和林语堂"二元"走向的思想意脉,在女性研究的框架内解构女性思想启蒙和身体解放不期而遇的文学意向,探寻"二元"和解的文学图景。     

反叛传统争议作家——王朔研究综述

王朔是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他涉猎文学创作、影视创作与文艺批评,在 20 世纪末的文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也成为文艺界近年来关注的一个焦点,从而形成一种有趣的“王朔现象”。王朔现象是和一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的,是我们进入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叙述无法绕开的主要文学、文化现象。针对王朔及其创作评论界可谓众说纷纭。     

另一种角度的思辨——林语堂散文解读

林语堂的散文,历来以独特的风格被人们所熟知。风格闲适冲淡,理性和智慧交融,中西合璧,体现了独特的个人风格。关于他的散文有诸多争议,但是其文学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论『左联』的文艺理论与批评模式

"左联"是为政治目的而成立的文学组织,其进行的文学活动完全服从于政治斗争.这种重政治斗争的特质,决定了其文艺理论与批评的非左即右的极象模式.革命或反革命、胜利或者死的双向极反,导致了其理论批评动辄上纲上线的基本态度.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中"左联"有较大成就,但其对于后世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不同的政治历史环境仍延续"左联"模式,必然有害于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这是应该引起世人反思的.     

论四个左翼文学批评家

蒋光慈、冯乃超、冯雪峰、瞿秋白是30年代前期有代表性的左翼文学批评家。他们集中讨论了文学的阶级性、革命文学、文艺大众化、创作自由、现实主义、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的问题,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功利性目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国化作出了贡献,他们的局限性则体现了历史的局限性。     

论斯大林在文艺批评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新贡献

斯大林曾经一再声明,他“不是文学专家,当然也不是批评家”,甚至在给高尔基的信中还说过“我算什么批评家,真是见鬼!”但是,事实上,斯大林确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他不仅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评价了很多作家和作品,而且还在文艺批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原则性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意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作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