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戴望舒诗歌的音乐性问题

对于一些新诗人古板地追求格律化而导致的弊端,戴望舒在他的诗论与创作中表现出了一位真正诗人的探索与思考.他去掉了古典诗歌的"格律"形式的束缚,以及新格律派诗歌过分注重的外在音乐美,提出了中国新诗的第三种节奏.这是新诗创作中音乐性不同方面的转变,是新诗音乐性的"内化".     

丁香空结雨中愁──《雨巷》新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群星璀璨的中国现代诗坛赫然闪耀着一颗新星，他就是戴望舒．一首绝唱──《雨巷》奠定了他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坚实地位，使他从此济具现代诗坛，成为名噪一时的“雨巷诗人”．《雨巷》的发表，引起了中国现代评论界的注意，叶圣陶称赞戴望舒“开了中国新诗音节的新纪元”，在新诗韵律、节奏的建构上做了开创性的探索．但是，关于《两番》的思想内容，却莫衷一是，各持一端，这种争论局面形成了《而巷》诗义的两大异说：一些人认为，《而售》是一首准政治诗，是减包田政治受挫后的国废借给的反映，它停留在对现实生活的消…     

九叶诗派诗学理论探析

九叶诗派以艾略特的诗歌主张为参照系,推崇“新诗现代化”的诗学理论,探寻并确立了“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这一新的诗美原则,在特定的战争年代建构了中国式现代主义的诗歌与诗论,他们是“新诗现代化”自觉的提倡者和实践者,有力地推动了新诗的现代化进程。     

论"初期白话三诗人"对新诗的贡献

胡适、沈尹默、刘半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从事新诗创作并发表诗作的诗人,可称为“初期白话三诗人”。在中国现代新诗的草创期,“初期白话三诗人”的新诗理论和新诗创作都是很有探索意义的,对现代白话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时代精神宇宙万汇与心灵的交响——论陈敬容的诗歌精神和艺术风采

陈敬容既深受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熏陶和“五四”新诗精神的洗礼,又深受西方象征派诗歌艺术的影响,使她在诗歌创作中善于将中国古代诗歌讲求意境统一与音节和谐的传统诗美,同西方象征派诗歌注重象征、暗示、意象迭加的艺术手法和哲理思辩自然地结合起来,其思想内容紧扣除旧布新的时代脉搏,成为“九叶诗派”主体倾向的真正代表诗人。     

归来者:风格的重铸与主体的抬升——中国现代诗体建设系列论

“归来的诗人”在新时期恢复创作后大体经过三个发展阶段;在理论上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总结了中国现代诗歌体式发展的基本经验;在创作上铸就了新的以沉思、论辩为特征的哲理化抒情风格;抒情主体更加注重对自我存在的思索与追问,抒情语调趋于自白和自审,意象营造趋于自喻化和象征化.部分诗人从现实主义走向超现实主义.“归来的诗人”既是对新诗传统的恢复,也是对新诗发展的总结与重整.     

三四十年代新诗形式演变轨迹

新诗形式的探索，应和着新诗运动在20年代已经在进行“诗体解放”。进入30年代后，戴望舒倡导的散文美自由体，鲁迅和中国诗歌会倡导的新诗民族形式，以及新月诗派格律体，三足鼎立，并存、交织发展。抗战后的诗坛上，自由体、半格律占据统治地位；40年代中期以后，民歌格律体跃居主导角色。自由体对建国后自由诗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但其散文化弊端也对新诗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新诗民族形式的探索和发展应予充分肯定，而它对五四后的新诗形式的轻视态度，则是有偏颇的。新月时代虽已结束了，音韵美、建筑美的格律诗风仍然牵动着三四十年代乃至今天的新诗发展。     

论戴望舒对法国象征主义的接受

戴望舒诗歌创作深受法国象征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戴望舒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自觉传承和对象征主义的接受与融会意识构成其创造性的诗歌美学观。戴望舒的创作实现着中西诗学“融会”的道路,在20世纪30年代将中国新诗推向一个新的更为丰富的艺术领域。     

清丽脱俗 含蓄自然——朱湘《采莲曲》赏析

闻一多先生所倡导的著名的新诗创作主张——要求新诗具有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在我国二十年代诗坛上产生的影响究竟如何?有哪些具体的艺术实践?本文从发掘青年诗人朱湘(属新格律诗派)的作品《采莲曲》的诗美入手,从一个侧面回答了这一问题。     

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结合的“宁馨儿”——浅论艾青诗歌的艺术风格

一部中国现代诗歌史向人们揭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即新诗流派在吸收他民族诗歌丰富的艺术营养时,使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合流。一大批有成就的诗人,如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艾青等都曾经时间长短和程度不同地接触过西方象征派,而又离开了象征派,走向了现实主义的道路,这说明象征派的艺术技巧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渗透互补长短的关系。而从美术走进诗坛、从象征派走向现实主义的艾青,恰恰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也正是艾青肩起了现实主义传统的大旗,成为这一诗派的领袖人物。也正是艾青,从创作实践上证明了闻一多先生关于新诗创作的理论主张:新诗“不但新于中国固有     

双重的“过时”——论戴望舒诗歌创作的认同与选择

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取法“象征派”,被认为是中国象征主义诗歌创作的代表人物.戴望舒对“象征主义”的选择,不仅有个人创作技法上的借鉴以及诗歌发展史意义上对语言和形式的注重,更是他内在的心理诉求,与其精神上的危机相连.但留法的戴望舒却没有进一步展开象征主义诗歌创作,而是转向对西班牙语系现代主义诗歌的认同.“象征主义”之子“革命”和“西班牙”之于“现代”都有着“过时”的标签,戴望舒以双重的“过时”加身,是在无奈与坚持中彰显了现代中国问题的艰难和复杂,以及一个中国现代诗人可贵的主体意识.     

中生代广东五月诗人桂汉标诗艺初探

“红土性”，特指广东五月诗人乃至粤湘赣“红三角”诗群共同的诗美风格与诗学特征。桂汉标是一个集中体现“红土性”的中生代诗人，他的新诗的“红土性”体现在坚毅沉雄的现实主义的诗性向度，劲健深刻的求索反思的诗哲力度，刚健明朗的多元现实主义的诗艺风度三方面。他的新诗创作有着突出的“红土性”个性的精神背景和写作取向、文本价值。     

传统：中国新诗问题的一个关键词——在台北“海峡两岸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传统”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新诗论争中的关键词，围绕着它，不同的学者与诗人都有着十分不同的理解，“反传统”与“传统”相互纠缠，彼此很难协调，但是中国新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一点常常被人所忽略。     

艾青新诗旋律的构成方法

艾青在《诗论》中,将诗和歌作了区分:“歌是比诗更属于听觉的;诗比歌容量更大、也更深沉。”并且认为:“所有文学样式,和诗最容易混淆的是歌”。实际上,诗和歌不是“容易混淆”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说难以分家。在中国数千年的诗发展史上,“诗三百篇”可以歌,汉乐府是配乐歌唱的诗,唐诗、宋词、元曲也都可以配乐歌唱。诗就是歌,歌也就是诗。新诗诞生以后,虽然诗与歌分开了,但新诗仍然带有歌的许多特征,“音乐旋律”就是其中之一。在三十年代,新月派诗人还曾经大张旗鼓地提倡过新诗的“音乐美”,要求新诗创造优美的音乐旋律。中国诗如此,外国诗也如此。源远流长的外国诗也一直与音乐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十九世纪美国诗人爱伦·坡就曾指出:“音乐通过它的格律,节奏和韵的种种方式,成为诗中的如此重大的契机,以致拒绝了它,便不明智”。正是诗与歌的这种历史性的渊源关系,才使音乐旋律     

20世纪中国新诗二题

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历经百年,至今仍未“成型”。一是诗人群尚未“成型”。他们没有稳定而健康的积淀着华夏民族精神的心理结构,不能够完全自立自足,不能自我更新传承。二是诗学尚未“成型”。没有一个系统的完整的超稳定结构的诗学体系。三是诗歌形式尚未“成型”。没有形成那种为广大社会公众普遍认可、高度体现诗歌的本体特质、具有特殊的艺术魅力、不会因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而脱散变形的诗歌形式。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一些诗人主体精神失落、艺术修养低下,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诗人的贫困日益加剧,这些均严重阻碍着中国新诗的发展。     

浅说刘半农的文学创作

刘半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集战士、诗人、学者于一身的著名人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是冲锋陷阵的闯将,革命军中的马前卒;在白话新诗的开创上,他既是一位出色的理论家,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     

吹芦笛的诗人和吹号角的诗人--艾青、郭小川诗歌创作比较论

艾青、郭小川的诗是诗坛公认的新诗代表,这是两座将永远受到人们瞩目的艺术高峰,各有其独特的光彩.从语言上看,存在着深沉与热烈、单纯与繁富的区别;从抒情方式上看,存在着象征比拟与直抒胸臆的区别;从结构方法上看,一散一骈,一个讲究合乎绳规的结构美,一个倾向于散淡自然.艾青、郭小川作为新诗拓荒者的苦心,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分别达到了各自的胜境,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被称为艾青体、郭小川体是难得的殊荣.     

论对称体格律诗的优势

二十年代,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创立新诗“格式”论,字句整齐的均齐格式和字句相对整齐的对称格式,就成了格律体新诗的两种主要格式。对称体格律诗与均齐体格律诗相比,其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当然,事物总是辩证统一的):具有活泼的音乐美、丰富的建筑美、外在节奏与内在节奏高度融合、便于“制作”等。一、活泼的音乐美音顿的等时性弱、诗行的长短变化、韵的灵活选择等,都是对称体格律诗音乐美相对活泼的基因。     

"诗怪"李金发创作个性探讨

在中国最早引进了西方象征派手法的现代诗人李金发,是中国新诗史上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其诗作之特别使其赢得了“诗怪”这一褒贬不定的称号。文章试图从李金发的个性、生活经历、所处环境等方面来探求其“怪”之根源,并由此分析体现在其诗作中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之“怪”。     

困惑与诱惑：方言入诗的两难选择

方言与中国现代白话新诗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一方面,诗人对语言的提炼、纯化,外部势力强加于语言的“雅正”、“规范化”,使得新诗不断地去方言化。另一方面,新诗因语言整体走向上的白话化、口语化倾向而与原生态方言保持着血缘关系。新诗的去方言化与方言入诗,可以喻之为方言入诗的困惑与诱惑,它们构成了现代白话新诗语言维度上的钟摆现象,具体的摆向依赖于特定历史时期对新诗语言观念差异性因素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