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适应论”真的是历史的误区吗?——兼谈高等教育的理想与现实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潘懋元先生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观点已得到我国学术界的公认。有学者将潘懋元先生的内外部关系规律总结为适应论并对其进行多方面的否定和批判,并判定适应论是历史的误区。本文在尽力还原双方观点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分析,认为这些学者所谓的适应论是对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一种误读,理性引领说中的很多观点虽有价值但是过于理想化,同时它对适应论的批判存在着误批和过度批判的问题。高等教育的理想应该立足于现实,在适应社会中引领社会,实现现实和理想的结合。     

谈古论今话新罗——兼评“杂罗县”说并非史实

龙岩与新罗渊源密切，晋太康三年，闽西始设新罗县，其时龙岩为苦草镇并隶属之。唐开元二十四年。置汀州时在新罗口新设新罗县。唐天宝元年，新罗县迁新罗苦草镇，改名龙岩县。1997年，由于撤地设市，县级龙岩市又回归新罗。考新罗故地，以“新罗”命名的广及古今之闽西。然而时隔6年，龙岩少数学者提出“杂罗县”说。笔者通过广泛调查研究，以大量事实论证“杂罗县”说并非史实。     

包惠僧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吗?——兼对中共“一大”代表人数产生两种说法原因的考证

目前出版的各类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教科书等,均把出席我党“一大”的代表包惠僧说成是由陈独秀个人指派的代表。本文对此提出了异议,并通过对有关资料的分析、考证,确切认定:一是出席“一大”的代表包惠僧不是由陈独秀个人“指派”的有异于其他十二名代表的“特殊代表”,而是作为广州小组两个代表之一出席“一大”的;二是出席“一大”的代表确切人数应是十三人,但历史上曾有“十二人说”,这是因为另一名代表何叔衡的中途离会、没有终会所致。旨在驱散历史迷雾,依照历史本来面目认定“一大”代表人数,使今后有关史书对“一大”代表人数和代表身份的表述更科学、更符合历史事实。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几点思考——兼谈社科部教学工作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地位,有“的”放矢的教学方针和讲究教学的科学性艺术性等三个方面做了论述。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是造就“四有”人才的重要理论武器、是德育工作的主渠道、是思想意识领域的主阵地、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条件;要坚持进行远大理想、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爱国家爱民族、革命传统、为人民服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内容的教育。文章还总结了搞好理论教学的几点实践经验与教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