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共同体”在近代中西方的形成与比较

该文首先对西方科学哲学家托玛斯·库恩提出的“科学共同体”概念作了分析,然后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在近代西方（欧洲）的形成以及它的作用,同时对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进而指明“科学共同体”未能于明末清初出现是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内在原因之一,最后以中国科学技术在20世纪10～40年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例,得出“科学共同体”是将科学技术向前推进的有力杠杆的结论。     

近世日本中医思想变革中的身体机械论影响考

作为中医学与当地原始医学结合的产物,汉方医学在日本古代长期是该国的官方正统医学。汉方医学思想体系也未曾脱离中医学的基本理论范畴。然而在18、19世纪吸收西学的过程中,汉方医学不仅接受了近代西方医学临床知识,也与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理念上的巨大差异。汉方医学舍去了传统中医理论中所有形而上之部分,从"辨证论治"演变为"方症对治"。通过考察汉方医学思想对近代身体机械论理论体系的内化过程,指出东西方科学技术哲学在近代转型期的不同融合路径和东亚传统医学在中日两种不同文化中的差异性价值取向。     

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简述

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学术来源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辩证法传统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共发展经历了1930年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30至40年代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50到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成形和发展阶段及其后的国际化开始阶段等4个不同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是“科学为本”观念支配时期，后两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支配时期，其特色在于巨大的社会影响，现实关怀的基本品格和人文关怀的优良传统等方面。     

从洋务事业看洋务派"知识"意识的觉醒

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掀起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大规模西学的进程。洋务派在设译馆、办学堂、派留学生的实践中，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认识经历了从制造而格致，从格致而算学的过程，表明洋务派已经认识到制器背后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后来的维新派乃至“五四”时期的科学派从制度、方法、精神层面上理解科学技术架起了认识桥梁。然而，“中体西用”这一洋务运动的主臬，障碍了洋务派对科学技术的进一步认识，其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古即有之的实用主义科技观。洋务派对科学技术认识的局限，是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局限性之缩影。     

从“会通以求超胜”到“西学东源”说——论明末至清中叶的科学家对中西科学关系的认识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的明清之际诞生?”人们对这个问题作过不少的探讨。本文仅从明末至清中叶(以下简称明清间)的科学家对中西科学关系的认识来分析这个问题。明清间的西方传教士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中国当时的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注意到学习和吸取先进的西方科学,提出“会通”中西科学的主张,并付诸实践。因而李约瑟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差异,它们已经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世界科学的演变》)但是,明清间中西科学的会通,没能够改变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的总体格局。相反,中西科学的差距正是在这期间增大的。造成这一历     

《怀疑的化学家》怀疑什么?

对R．Boyle的《怀疑的化学家》原著进行分析之后发现，R．Boyle实际上是对17世纪60年代以前欧洲的化学思想表示了10个方面的怀疑。其中包括“元素”(或“要素”)概念、化学物质的构成方式、化学分析方法等。正是这些怀疑，推动古老的“黑术”(chemeia)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论述近15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文章以科学技术的建制化为主要线索，首先介绍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以下依次论述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和科研体制的建立、新中国计划科研体制的形成及其利弊、近20年来科研体制的改革探索、近年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历史必然性和发展趋势，最后作者展望了21世纪中国科学的发展前景。作者认为，15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巨大的，但在全人类共同创建的20世纪的科学大厦中，中国贡献的份额还很少。从20世纪初年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到50年代的“赶超英美”，历经60年代中叶和70年代中叶的“十年动乱”，迎来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科学的“第二个春天”，再到20世纪末叶的“科教兴国”，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的科学发展走过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曲折路程。100多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在21世纪，创造一个有利于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的社会机制和提高创新能力仍然是中国科技发展的关键。     

浅谈“中医是否是科学”的问题

通过比较和分析医学在古典和现代两个时期在中国和西方的产生与发展,可以得出中西方对人体和疾病的认知在古典时期是一致的,据此论证医学是普遍的,而非区域性的。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后,由于不同的发展背景和要求,医学在中西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对于医学的认识,尤其是当前对中西医的认识,应考虑其所处的历史时期。这样,可以避免常见的传统中医与现代西医的错位比较。此外,在衡量一个学科或理论是否是"科学"这个问题时,也应考虑"科学"的历史阶段性。这样,才能合理地讨论"中医是否是科学"这一问题。     

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回顾与展望

引言 科学和技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英国的中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甚至指出，在15世纪以前的好几百年里，中国的科学和技术曾经遥遥领先于欧洲，但是发生在17—18世纪欧洲的科学革命，不仅促成了近代科学的诞生，也使中国传统的科学和技术相形见绌，特别是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拉大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我们这个历史悠久……     

遵循学科发展规律，做好医学美学与美容医学名词审定工作

被中外学者推崇的“当代中国医学美学与美容医学整体学科”（以下简称“整体学科”）,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96年10月,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和中华医学会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指导下,医学美学与美容医学学科的“基本名词”审定工作启动,并已于2001年5月完成审定,计619条,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在《医学名词7》（科学出版社,2002年）一书中。     

中国知识精英对民族复兴的理论设想——以民国时期的优生学思潮为中心

晚清以来,中国面临西方世界的强大压力。在亡国亡种的威胁之下,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精英通过《天演论》等著译作将人种改良的知识介绍给大众,试图以"优种"的方式实现民族复兴。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优生学以现代西方科学的姿态进入中国知识精英的视野,被崇尚人种改良的知识精英们视作可依附应用的科学实体,并以优生学为视角展开了关于如何复兴民族的讨论。民国时期优生学思潮的发展是19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在外部威胁之下转型的一个侧影。     

《泰西人身说概》与《人身图说》研究

《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是明末耶稣会士翻译的两部西方解剖学著作，也是中国最早的西方解剖学译著。以往国内学者一般认为这两部著作是古罗马盖仑体系之下的旧学说，没有反映文艺复兴时期以维萨留斯为代表的新的解剖学成果。文章分析了两部译著的文本内吝，认为这两部书都不是完整的解剖学著作，二者合起来才构成一部完整的西方解剖学著作。通过与维萨留斯《人体构造》进行比较，认为《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不但在内容上吸收了维萨留斯及其以后的解剖学新成果，而且二者的合编在篇章结构、体例方面也与《人体构造》有一致性，是维萨留斯体系的解剖学译著，基本反映了16世纪西方解剖学的概貌。     

译名“化学”的诞生

“化学”一词不见于清末以前的典籍,乃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在上海创制的新词。１８５５年春,王韬从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口中得知“化学”并记录于自己的日记中,１８５７年墨海书馆出版《六合丛谈》,伟烈亚力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诸学,“化学”首当其中,这是“化学”首次用于正式出版物,有理由相信伟氏的“Ｗ为源于王韬。”化学“通过《六合丛谈》为中国士子所知,并传入日本,取代了译自荷兰语的舍密”成为汉字使用国家共同的译词。     

西方对“中国──园林之母”的认识

１００年前,英国园艺学者威尔逊来到中国,在湖北和四川工作了十多年,为英美等西方国家引去了大量的观赏植物,被西方称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长期的园林工作实践,使他认识到,中国花卉对世界园林艺术的发展作出极其巨大贡献,因而写下了《中国─—园林之母》这样一部颇有见解的著作。他的这一观点,立刻得到西方的普遍认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我国传出花卉观赏植物的增多,威尔逊观点的依据还在不断被加强、充实。如今,原产我国的奇花异草和风景树木在世界各地的园林和风景名胜争奇斗艳,呈芳溢彩,为美化各国人民的生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该文就西方在华的花卉植物引种,及以威尔逊为代表的此种认识的产生和日益为人们所认同的过程作简要的论述。     

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进程缕析——兼与西方国家的比较

从晚清时期西方科学的传入,到以中国科学社为首的民间科学社团的陆续建立,再到中央研究院等官办研究机构的诞生,中国科学的体制化逐渐形成。中国科学的体制化是包括广大留学生在内的新知识群体“扩散和移植”的结果,因此与欧美诸国有着相似的一面,带有一些模伤的痕迹。但不可否认,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又有着自己的特征,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     

关于“中医思维方式”一词的解读

从中医思维方式的产生谈起,介绍了中医思维方式的特征,旨在将“中医思维方式”一词的内涵解释清楚,使读者了解到,中医思维方式的建构深受中国哲学及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医药理论是在中国哲学指导下的独特思维方式的阐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思维方式具有情感思维的升华、经验思维的总结以及形象思维的智慧。对于中医思维方式的研究,从来都不应仅仅局限在医学的范畴之内,而应将社会环境的变迁和思维方式的演变共同纳入研究范围。     

明末熊明遇《格致草》内容探析

熊明遇生当明清鼎革之际“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刻。他的主著《格致草》广被时人以至遗民征引和称颂。作为明末东林党的成员之一，熊氏对耶稣会士抱持开明的态度，并跟他们建立良好的友谊。正如书名所示，《格致草》的撰作，毫无疑问是继承了宋明理学“格物致知”的传统。《格致草》当中，具见熊明遇从耶稣会士的译作中节引西学所函盖的多个领域，如天文学及相关科学仪器、气象学、世界地理及绘图、灵魂学说和创世理论。然而，约从清初行禁书之令后，《格致草》一书便销声匿迹，而国人也不复知此书仍存于天壤之间，熊明遇研究西方科学的成果又多被其门人游艺征引；游氏著作《天经或问》传入日本后，当中提及第谷学说和熊明遇的观点，对江户时期的日本天文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中草药名称在英文中如何精准表达

随着中药国际交流增加,中草药药名能否精准表达不仅关系到国际科研工作者能否进行正确的科技交流,而且关系到临床用药安全问题。文章调查了科技期刊英文交流中有关中草药药名的使用情况,系统归纳出目前存在的6大常见乱象,即同物异名、同名异物、名称相近、基原植物交叉且名称重叠、药材英译混乱、药味写法不一致,举例分析其表述缺陷并说明英文如何精准表达。最后,提出英文科技交流只有综合使用中草药的法定药材名、植物学名、拼音和异名,结合英文使用习惯,才能提高药名的精准表达,提高英文论文的国际可信度。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中国和日本的物理学

１９世纪中期至２０世纪初期是中国和日本引进西方科技知识的重要历史时期。该文通过讨论物理学书籍的翻译与教科书的编译、教学与研究、统一名词及组织学会等方面的情况，比较了该时期两国传播和接受物理学知识的异同。     

国家重大中医理论基础研究资源状况分析

97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中医理论专项是973计划的组成部分。中医理论专项的设立与实施,通过项目、人才和基地的统筹,凝聚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加入中医基础研究队伍;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室的建设,也为中医理论基础研究奠定了资源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