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空间扩张及其影响因素

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文明起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考古资料显示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前仰韶时期(9 000~7 000 BP,BP表示距今年代,这里指距1950年)遗址数量少且分散;仰韶时期(7 000~5 000 BP)遗址数量显著增加,分布范围扩张至黄河及支流谷地;龙山时期(5 000~4 000 BP)遗址分布空间进一步扩张至丘陵地带。对比古气候和农业考古研究进展,显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粟黍农业的发展是推动文化扩张的主要动力,气候变 化则在此过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     

粟在中国的栽培——历史的回顾

谷子(Setaria italica)和黍(Panicum miliaceum)是中国北方种植的最重要的传统谷物。在大约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发现最早的谷子和黍。本文探讨中国粟类的起源,进而论述数千年来中国农民培育出的众多的粟类品种,他们的栽培方法和粟的产量。     

陇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农业及环境效应

通过陇东地区新石器时代2 处文化层剖面及5 处文化点的花粉、炭屑、种子的综合研究,重建了陇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发展过程及其环境效应. 研究显示, 陇东地区早期农业经历了由单一黍作农业向黍、粟混作, 并结合水稻、大豆等多样化农业发展过程. 旱作农作物黍在仰韶文化早, 中期占有绝对的优势, 而粟在仰韶文化晚期开始明显增加, 在齐家文化时期达到最大值. 陇东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大豆开始栽培, 稻作农业在陇东地区出现不晚于4800 cal a BP, 并延续到约4000 cal a BP 的齐家文化. 新石器时代陇东黄土高原塬面以灌丛草原植被为主, 沟谷地带存在云杉-铁杉-栎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 新石器时代农业活动减少自然植被盖度, 促使灌丛草原趋向于单一的蒿属草原. 农业活动减弱或消退后, 以沙棘、蔷薇科、麻黄、豆科、蒿属、藜科为主的灌丛草原植被得以恢复.     

陇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农业及环境效应

通过陇东地区新石器时代2处文化层剖面及5处文化点的花粉、炭屑、种子的综合研究,重建了陇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发展过程及其环境效应.研究显示,陇东地区早期农业经历了由单一黍作农业向黍、粟混作,并结合水稻、大豆等多样化农业发展过程.旱作农作物黍在仰韶文化早,中期占有绝对的优势,而粟在仰韶文化晚期开始明显增加,在齐家文化时期达到最大值.陇东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大豆开始栽培,稻作农业在陇东地区出现不晚于4800cal a BP,并延续到约4000cal a BP的齐家文化.新石器时代陇东黄土高原塬面以灌丛草原植被为主,沟谷地带存在云杉-铁杉-栎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新石器时代农业活动减少自然植被盖度,促使灌丛草原趋向于单一的蒿属草原.农业活动减弱或消退后,以沙棘、蔷薇科、麻黄、豆科、蒿属、藜科为主的灌丛草原植被得以恢复.     

我国旱作农业黍、粟植硅体碳封存潜力估算

植硅体是植物在生长过程中沉淀在细胞内的非晶质二氧化硅矿物,在其沉淀过程中能够封存部分植物细胞的有机碳,植物死亡、腐烂、燃烧后,植硅体及其封存碳会被长期保存于土壤或沉积物中,而这一部分碳封存量在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研究中一直没有得到计算.黍、粟是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以来典型的旱作农作物,是研究人类活动影响陆地碳循环平衡的重要材料,通过湿式灰化法提取8种现代黍、粟植硅体并对其植硅体封存的碳含量进行测定,计算了粟、黍干物质产量、植硅体产量及碳封存量,结果表明:(1)黍和粟的植硅体碳含量分别占其干物质量的0.136%±0.070%和0.129%±0.085%;(2)根据黍和粟近10年平均粮食产量计算,中国的黍和粟植硅体碳封存速率平均值分别为0.020±0.010和0.023±0.015tCO2hm-2a-1,以粟植硅体的高碳封存速率0.038tCO2hm-2a-1以及目前全国的旱作农业62.4×106hm2的种植规模计算,每年将通过旱作植硅体封存约2.37×106tCO2;(3)1949～2008年间,尽管我国粟种植面积和产量逐年减少,仅粟植硅体累积封存了约7×106tCO2.植硅体碳有可能是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丢失碳汇的...     

山东胶州赵家庄遗址4000年前稻田的植硅体证据

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稻田遗迹的确认和研究, 不仅是中国稻作农业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也是东亚地区稻作农业东传路线研究中的关键内容. 由于受到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方法的局限, 一直没有发现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稻田遗迹. 在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识别了可能是稻田遗迹的基础上, 系统分析了胶州赵家庄遗址稻田遗迹土样的植硅体, 结果证明该遗址保存有4000年前的稻田. 这是中国北方首次采用系统的植硅体分析方法确认的新石器时代稻田遗迹, 对于东亚地区水稻东传路线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动植物考古：从遗迹了解河姆渡文化

<正>位于浙江省余姚市罗江乡河姆渡村东北的河姆渡文化遗址距今约7000～6000年，是长江下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也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1973年与1977年，在对河姆渡遗址的两次科学发掘中，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制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近7000件，全面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同时也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建筑、纺织、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     

青海民和喇家遗址石刀功能分析:来自石刀表层残留物的植物微体遗存证据

关于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出土的石刀的功能,众说纷纭.随着植物微体遗存提取与鉴定等技术的进步,石刀表层残留物中的淀粉粒和植硅体组合能够为其功能研究提供直接的实物证据.本文对距今4 ka左右的青海民和喇家遗址4件石刀表层残留物进行了淀粉粒和植硅体分析.结果表明:表层残留物中可鉴定的278颗淀粉粒包含了约65.1%来自粟(Setaria italica)和黍(Panicum miliaceum)茎秆部位及约3.6%来自大麦属(Hordeum)和小麦属(Triticum)植物茎秆部位的淀粉粒类型;在可鉴定的361粒植硅体中,包含了约96%来自于黍亚科(Panicoideae)等植物茎叶的类型.来自茎秆的淀粉粒和来自茎叶的植硅体证据表明,喇家遗址石刀主要功能之一为收割粟、黍、大麦属和小麦属植物.同时,极少量(~3.4%)食用豆类和根茎类淀粉粒的发现说明石刀也可能用于处理豆类和刮削或切割块根块茎植物.     

六千年来韩江三角洲的滨线演进

韩江三角洲的形成,始于晚更新世中期,现在的地形轮廓是在中全新世海侵以后逐步形成的。研究它的滨线演进,对于掌握三角洲的形成、发育、演变规律,预测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变 化,都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作者根据沉积相综合分析、~(14)C年代测定(表1)、地貌形态、田野考古、史籍记载、地图对比等方法,研究了韩江三角洲6000年来的滨线演进(图1)。在距今6000年前后,粵东的中全新世早期海侵达最大范围。韩江三角洲的滨线最北在潮州竹竿山麓。潮州南郊E3孔层6—5(~(14)C年代为距今5710±130年)发现少量的蜂腰双壁藻小     

炭化过程中粟、黍种子亚显微结构特征及其在植物考古中的应用

粟、黍炭化种子遗存是研究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植物考古材料. 通过不同温度条件下的 室内炭化实验及野外火焙实验, 研究现代粟、黍种子形态和亚显微结构特征, 拟揭示粟、黍种 子遗存形成的条件与原因. 200℃以下种子形态变化呈缩小趋势, 胚乳淀粉粒保持结晶结构; 250℃粟形态呈膨胀增大趋势, 黍种子形变较严重, 粟和黍胚乳淀粉粒都过渡为无定形结构; 300℃种子部分灰化, 炭化种子出现多孔现象, 亚显微结构呈蜂窝状的孔洞. 北牛遗址史前窖 穴中的种子遗存仍保持结晶结构, 显示水分子不参与淀粉结晶, 为脱水炭化作用而成. 野外火 焙实验结果显示火堆底部地表的炭化粟、黍种子亚显微结构呈无定形, 考古文化堆积中炭化种 子遗存亚显微结构也呈无定形, 与250℃条件下的炭化种子结构特征相一致, 判定文化层的种 子遗存形成并不受明火直接烧烤, 而是在250℃左右的温度条件下烘焙而形成的.     

水洞沟遗址沉积-地貌演化与古人类生存环境

宁夏水洞沟遗址是中国北方具有特殊学术意义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该遗址剖面是中国宁夏-内蒙干旱区晚更新世-全新世具有代表性的标准地层, 它蕴含古人类活动遗存, 保存丰富的孢粉和脊椎动物化石记录, 建议将该遗址晚更新世剖面定为“水洞沟组”标准剖面. 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在水洞沟地区活动的年代为30~24 ka BP, 属MIS3阶段晚期. 当时气候较现今温暖湿润, 植被为阔叶疏林草原, 食草动物繁盛; 水洞沟小河已经形成. 由于降水较多, 沿河形成一些积水洼地, 水草丰盛, 环境条件适于古人类狩猎和栖息. 新石器时代古人类在此活动年代为9~5 ka BP, 环境条件与MIS3阶段时大致相同, 适于古人类生存. 由于尚未发现未次冰期冰盛期古人类生存的证据, 推测气候进入盛冰期时, 人类一度离开本区, 说明气候环境变化对人类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全新世中期海平面波动对稻作生产的影响

浙江省余姚市田螺山遗址农耕遗迹剖面硅藻、植物硅酸体和种子分析显示中国东部全新世最高海平面出现在距今7000年以前.全新世中期海退以后东部沿海地区形成大面积的湿地平原,诞生以稻作生产为特征的河姆渡等新石器时代文化.全新世中期海平面仍然有过多次波动,其中在6.4～6.3和4.6～2.1kaBP的两次海水入侵是全新世海退期以后的较大2次海面波动,另外在6.3～4.6kaBP湿地草原植被时段,也曾经发生过若干次规模很小、时间短暂的海水向陆地推进的过程.尽管海退期海平面上升的影响范围和强度可能不及高海平面时期,但同样对先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田螺山遗址农耕遗迹剖面研究结果显示,全新世中期以后强度较大的海平面波动时,海水向陆地推进,淹没大片农田;强度较弱的海平面波动时,海水倒灌,土壤盐分升高,水稻产量下降.海平面上升对稻作生产的影响引起了先民食物结构中稻米比重下降,采集和狩猎比重增加.全新世中期以前的高海平面环境意味着东部沿海平原地区稻作源头可能在山区、丘陵的一些小盆地.     

近7000年来中国北方人群下颌骨尺寸变化及意义

通过对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54例)、青铜铁器时代(184例)和现代(92例)成年男性下颌骨的23项测量项目的对比、分析,对中国全新世人群下颌骨测量性状的微观演化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近7000年来中国全新世人群的下颌骨仍在进化.从新石器时代经过青铜铁器时代到现代,下颌骨趋向于缩小.在不同的时代阶段,下颌骨各个性状的表现特点和变化幅度亦不相同.下颌体厚、高的变化主要发生在新石器时代至青铜铁器时代;下颌骨大体尺寸的变化,主要发生在青铜铁器时代至现代.下颌骨的演化主要是先变"瘦"(下颌体高度降低、厚度变薄)后变"小"(大体尺寸减小)的.与头骨演化特点的对比显示,头面部下部比上部随时代变窄的比例大.下颌骨缩小的原因可能与头骨演化、食物结构、气候、环境等的改变有一定的关系.     

史前时代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与动力

青藏高原是对人类生存最具挑战性的地区之一,研究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历史及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对认识和理解人类对高寒缺氧极端环境的适应机制具有重要价值。通过青藏高原史前遗址的测年分析和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结合古气候研究的最新进展,显示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的扩散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旧石器人群在距今15 000年之前到青藏高原季节性游猎;新石器人群距今5 200年后大规模定居到青藏高原海拔2 500 m以下的河谷地带;距今3 600年后人类永久定居至海拔3 000 m以上地区。气候变化对狩猎采集人群在高原的活动有重要影响,而新石器-青铜时代欧亚大陆农业发展与传播是促使人类向青藏高原大规模扩张和定居的最主要因素。     

湖北郧西黄龙洞更新世晚期古人类遗址

近20年来, 关于现代智人起源的争论一直是国际古人类学研究关注的热点. 以时代较早的化石和分子生物学研究为主要证据的“非洲起源说”支持包括现代中国人在内的现代人类的近祖来自非洲, 而以中国古人类化石材料为主要证据的“多地区进化说”更倾向支持本地区人类连续演化. 但中国距今100~50 ka前的人类化石缺乏已掣肘“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说”. 报道了最近在湖北郧西县黄龙洞发现的5枚人类牙齿化石、20余件石器和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 初步分析显示人类化石特征与晚期智人相似, 石器兼具中国南、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特点, 动物化石显示更新世中、晚期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特征并反映热带、亚热带森林生态环境. 对与人类化石同生层位的大型动物牙齿化石进行铀系和ESR法定年, 其年龄分别为距今94和44 ka, 而采自此洞中与人类化石同生层的石笋铀系年龄为距今103 ka. 从测年可靠性和动植物化石分析, 古人类的时代介于距今年103 ~ 44 ka之间, 有可能为距今100 ka左右. 这是在中国境内首次发现的距今100 ~ 50 ka, 解剖结构具有现代人特征的人类化石, 对研究中国古人类演化和现代中国人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阿拉善高原中全新世干旱事件的湖泊记录研究

中国国内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 中国中全新世是一个夏季风盛行的温暖湿润时期, 称作全新世“最宜期”或“大暖期”. 内蒙古西部阿拉善高原的湖泊沉积和湖泊地貌则显示了一种相反的状况, 这一区域中全新世气候干旱, 黑河的终闾湖泊居延泽、石羊河的终闾湖泊潴野泽和腾格里沙漠东缘的头道湖均经历了湖泊缩小或干涸过程, 时代为距今7000 ~ 5000日历年. 潴野泽高分辨率(50年)的孢粉记录显示, 季风边缘区的石羊河流域, 特别是祁连山地的植被发生显著衰退, 降水减少. 中全新世的干旱事件存在于现代夏季风边缘区的较大范围, 包括阿拉善高原、鄂尔多斯高原、内蒙古高原中东部, 甚至黄土高原南部, 指示了东亚夏季风在全新世期间的一次大衰退. 中全新世东亚夏季风衰退期间气候寒冷, 这在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山地尤为明显.     

甘肃中部史前农业发展的源流:以甘肃秦安和礼县为例

以甘肃省秦安和礼县为中心的环境考古研究表明,8～7.3kaBP之间的大地湾一期栽培作物黍数量少,出现频率低,并且个体较小.而6.4kaBP之后的半坡期农作物出现频率空前提高,籽实饱满.这说明在由大地湾一期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过程中栽培作物黍成功实现了向农作物的过渡.本区粟作农业的发展和兴盛略晚于中原地区.气候变化是本区农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本区在全新世中期气候较为湿润,为仰韶文化时期和常山下层文化时期农业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水热条件,并且出现了喜湿热的水稻.4kaBP以后,气候趋向干旱,齐家文化中农业水平开始下降,寺洼文化以畜牧经济为主,一直到东周时期农业才开始复苏,并出现了大麦和小麦等新的作物品种,粟作农业被多元化的农业所取代.     

青藏高原牦牛驯化的考古学与遗传学研究进展及展望

家牦牛在史前人类定居青藏高原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但牦牛的驯化过程仍存在诸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本文梳理了牦牛驯化的考古学和遗传学研究进展,展望了开展牦牛驯化与人类定居青藏高原过程研究的未来方向.家牦牛最早的考古学证据来自距今3750年前的青藏高原南部拉萨河谷,但现代遗传学研究显示,牦牛的驯化可追溯至全新世中期,驯化地点最有可能位于西藏东南部的昌都地区,其种群数量增长与人类大规模长年定居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历史高度相关,且黄牛的基因渗入对牦牛的驯化过程产生了深刻影响.基于现有研究进展,本文建议:(1)针对青藏高原考古遗址开展系统性的动物考古学研究;(2)应用ZooMS和古DNA技术筛选和鉴定牦牛骨骼遗存,结合古环境DNA进行遗传学研究,追溯牦牛驯化的时间和地点;(3)开展野牦牛与黄牛的杂交驯化模式研究,理解牦牛驯化及其扩散对史前人类在青藏高原生存和发展的促进作用.     

中国北方全新世人群头面部形态特征的微观演化

通过对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161例)、青铜铁器时代(423例)和现代(134例)成年男性头骨的21项测量项目的对比、分析和显著性检验, 对中国全新世人群颅骨形态特征的微观演化(microevolution)问题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近万年来中国全新世人群的体质特征仍在进化. 从新石器时代经过青铜铁器时代到现代, 脑颅和面颅趋向缩小、鼻型趋向狭化、眶型趋向高窄化、颅型趋向圆隆化. 在不同的演化时期里, 颅骨各个性状的表现特点和变化幅度亦不同. 脑颅缩小主要发生在从青铜铁器时代到现代. 面颅缩小、狭鼻化及高眶化现象持续地发生在整个全新世时期, 有可能还在继续演化. 世界各地人群体质特征相似的演化趋势表明, 全新世人群头骨形态特征的微观演化是受人类进化机制制约的. 头骨缩小的原因与气候、环境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有一定的关系.     

对长江三角洲和宁绍平原一万年来高海面问题的新认识

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遗址时空分布和海相有孔虫鉴定特征表明: 该区缺少全新世初至7 kaBP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7~4 kaBP是该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连续出现、逐渐增多、史前文明大发展时期. 在该区各遗址地层中, 海相有孔虫均出现在马家浜文化层之下的地层中, 除上海马桥岗身以东地区外, 在该区7 kaBP以来的地层中未能发现海相有孔虫的存在, 这一现象表明, 该区全新世最大海侵应发生在10~7 kaBP之间. 从河姆渡遗址文化层和出土器物年代、钻孔剖面有孔虫和孢粉证据可知, 河姆渡文化正是在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出现和发展的, 过去地学界关于长江三角洲和宁绍平原在7~5 kaBP为高海面的假说或理论难以成立. 考古地层学能够证明: 宁绍平原全新世以来7 kaBP以前应为高海面、7~5 kaBP为低海面、5~3.9 kaBP为洪水频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