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术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属于治理理论中的治理术范畴。治理术包括政府理性、"如何"执政和政府的"艺术"三个方面,其核心是法治理性和善治理性。因此,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治理主体以法治思维和善治思维运用治理机制和治理工具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点,在于政府行使国家权力时,慎用专断性权力并善用建制性权力。这是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位困境及影响探析——基于乡村治理权力构建及运行的视角简

从乡村治理权力构建及运行的角度分析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位困境,并对由此引发大学生村官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乡土融入磨合性、能力决策可行性、自我价值认同性、队伍建设持续性等危机提出可行性建议.     

“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模式中的利益博弈

介绍"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模式的主要内容,从具有约束机制下的村民合作、县政府和村委会的委托—代理关系两个方面分析了模式中的利益主体,并建立相关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得出:"县政.乡派.村治"模式充分调动了村委会的自我激励特性,同时也让政府的监督能力得到施展。     

民选村官的村庄治理研究——以江西省T县20个村为视角

直选之后民选村官的村庄治理显然成为一个衡量选举前景的标准,但是有些村庄在民选村官治理下却还是存在着经济没有改观、村庄治理方式没有改变、干群关系依旧紧张等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村庄经济薄弱、乡村关系不正常、村委会自身义务偏离及对村委会监督的丧失等等,这种民选村官治理村庄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的局面应当引起重视,因为它会严重地影响到中国乡村民主建设的进程。     

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制度创新的对策研究

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迁,势必要求新时期的农村政治进行民主化改革。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关键在于基层社会政治制度创新,即要重新调整乡村社会的权力配置,明确权责关系。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立政府同农民群众之间沟通协商的机制,依法行政,提高效率,推进农村民主化的向前发展,从而达到对农村的有效治理。     

中国创新有效的大学治理结构迫在眉睫

有效的大学的治理结构对促进大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有效的大学治理结构是办好大学的必要条件。中国的大学治理结构还存在许多问题,表现为大学治理没有独立性、学术权力弱化、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人事管理制度僵化与党政不分等。中国创新有效的大学治理结构尤为紧迫,政府要赋予大学以自治权,提高学术权力,建立能进能出的人事管理制度,鼓励社会参与大学治理,加快建立权力监督与制衡机制。     

基层政府在村民选举中的舆论调控和引导

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国家权力在汲取乡村资源方面一度呈强化趋势;在乡村公共事务管理中所承担的功能却不断弱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基层政府、候选人和普通村民之间的信息传播互动模式。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政治信息传播,尤其是官方政治信息传播的内容、渠道和路径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并在“家国框架”中建构起叙事逻辑。然而,在政府主导的信息传播通道内,“虚拟选举”与“现实选举”的巨大反差,正在使选举传播的公信力受到广大农民的质疑。     

基于政府审计视角的乡村治理支持对策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体现,政府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有力工具应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辨析乡村治理与政府审计关系以及政府审计参与乡村治理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基础上,尝试从制度建设、机制创新、职能定位、手段改进、人才整合和公告问责等6个方面阐述政府审计在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推进乡村良治过程中的对策路径.     

基层群众自治视野下的村级权力调控制度创新——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调查

后陈村首创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是一项旨在应对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失控及其导致的治理危机所做的“需求—回应”型创新。其核心内容主要表现为分权制约、过程监督、制度规范、信息沟通，由此促进农村基层社会的协同共治。其实质是建构了一种以控制为主、协调为辅，控制与协调相结合的复合型权力管理结构，形成了制约、监督、沟通三位一体的权力运行机制，创造了村级治理权力调控的新模式。在未来发展中，必须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原则，推动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再创新，进一步突出村级权力调控的农村基层社会特点，凸现村级权力调控的群众性，彰显村级治理制度创新的自主性。     

乡村政府治理国家法实效研究

乡村政府治理是国家法关于乡村治理的基本制度设计,然而实证研究的结论是,这一国家法规则在实践中趋于失效,基层行政权力异化现象严重,村民对于自己的权利主张漠然.克服这种国家法失效的状况,除了提升村民的自主权利意识外,重要的是如何限制基层行政权力的异化问题.     

三方博弈下的村委会选举

村干部、乡村精英及普通民众是村委会选举的直接参与者.三者在村委会选举的博弈中,往往以村干部和乡村精英的联合胜出而告终,普通民众一直处于权力的边缘,导致选举力量的严重失衡.这不仅促使了部分民众的政治冷漠,也阻碍了基层民主的健康发展.因此,首先要规范村民选举制度,细化操作流程.其次要保障村民选举制度,加强国家主导.最后要拓宽村委会选举出入口,消解地方利益集团.通过上述措施打破村干部与乡村精英之间的利益组合,畅通普通民众参选通道,平衡选举权博弈中的三方力量.     

三方博弈下的村委会选举

村干部、乡村精英及普通民众是村委会选举的直接参与者。三者在村委会选举的博弈中，往往以村干部和乡村精英的联合胜出而告终，普通民众一直处于权力的边缘，导致选举力量的严重失衡。这不仅促使了部分民众的政治冷漠，也阻碍了基层民主的健康发展。因此，首先要规范村民选举制度，细化操作流程。其次要保障村民选举制度，加强国家主导。最后要拓宽村委会选举出入口，消解地方利益集团。通过上述措施打破村干部与乡村精英之间的利益组合，畅通普通民众参选通道，平衡选举权博弈中的三方力量。     

全面推进国家科研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几点建议

政府部门依法进行科研管理,依法行使行政权力,是提升国家科研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根本要求。实现政府科研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国家科学技术研究法律法规体系;加快推进各级政府科研管理事权规范化、法律化进程;实施政府科研管理权力清单制度;加强科研管理权力监督问责力度;推行政府科研管理政务公开与责任追究制度;逐步规范专家系统和社会专业机构参与科研管理的新机制;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符合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需要的国家科学技术研究新体制。     

“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模式中的利益博弈

介绍“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模式的主要内容,从具有约束机制下的村民合作、县政府和村委会的委托-代理关系两个方面分析了模式中的利益主体,并建立相关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得出:“县政·乡派·村治“模式充分调动了村委会的自我激励特性,同时也让政府的监督能力得到施展.     

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家族势力与国家势力的博弈与合流

我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它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自秦始皇统一到辛亥革命成功的两千多年里,“大一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在“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乡村是国家的细胞,是王权是否巩固的基础。同时,乡村又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为了维系王权,封建国家采取“官民共治”的形式,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从而实现“摄取乡村资源”和“降低治理成本”的统一。而“官民共治理”的“乡里制度”是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它直接决定了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即以血缘为前提的有限自治。本文追溯了乡里制度和官民共治的形成,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特点的内涵。     

美国州立大学治理结构及其对我国新型大学治理的启示

我国的"新型大学"与美国州立大学有许多共通和共同之处,不仅都是主要由地方政府出资建设的公立大学,还有共同的"服务"特点,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使命。美国州立大学治理结构对于研究我国"新型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的权力边际以及"新型大学"内部治理模式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美国州立大学的治理结构自下而上分为院系治理、校级治理、州级协调机构治理和政府治理。借鉴联邦政府宏观引导、州政府统筹协调、大学自主办学、社会团体广泛参与的美国州立大学治理体制,我国新型大学应共同治理、分权制衡,完善大学内部权力制约机制;改变政府治理大学的模式,实现大学自治和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鼓励第三部门参与大学治理,提高大学治理的质量与效率。     

转型经济中政府寻租问题及其治理

政府寻租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双重体制并存,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生存的土壤,给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因此对政府寻租行为产生的原因、治理等问题进行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旅游减贫背景下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地治理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以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发展为案例，将旅游减贫视为一种治理途径，分析并回溯遗产地3种旅游减贫计划实施的机制与过程，力图呈现并比较旅游减贫带来的乡村遗产地治理效应。研究表明:第一，旅游减贫是遗产地治理的一种形式，是在治理主体、治理技术、社会响应以及治理过程中生产出并由话语、知识等构成的动态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权力主体之间形成了稳固的结构，多元主体在遗产地治理过程中呈现出双向互动的状态。第二，遗产地治理按照主体的治理理性和遗产旅游产业角色的不同，可分为工具型、对象型和共轭型。第三，遗产地治理呈现文化权力“再中心化”的趋势，政府在场和第三方监督是保证权威治理体系下遗产地治理效能的核心。结合“世界遗产文化”与乡土文化，使用遗产地能够接受的治理技术，能够更好地发挥文化治理的效能。     

村组复合治理：村民理(议)事会推进乡村治理有效的内在机理

以村民理(议)事会推进乡村治理有效符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需要。当前乡村治理呈现为村组两级复合治理，乡村治理有效性主要取决于村级行政有效和组级自治有效的平衡与协调。通过建构乡村社会复合治理与治理有效分析框架可以发现：村组分治时，乡村治理采取主体分层、功能分设、规则分施、目标分途的方式运作，村民理(议)事会可以保持自主性，按照民主逻辑促进自治有效；村组协同时，村民理(议)事会可以嵌入村级治理，以民主效能提升行政效率，以自治有效促进行政有效。因此，村民理(议)事会的自主性与嵌入性是理解村民理(议)事会促进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维度。在现实中，保持村民理(议)事会的强自主性与高嵌入性及其均衡，实现嵌入性自主，是促进乡村治理高效运行的重要路径。     

乡村振兴下乡村基层权力监督的价值及践行

乡村基层权力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贯彻执行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完善乡村基层权力监督有利于肃清基层政治生态,更好地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监督原则,确保基层干部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针对当下监督实践中面临的监督对象覆盖不够全面、监督效果较弱、民主监督意识淡薄以及队伍建设相对滞后等现实挑战,有必要从健全监督机制、优化监督结构和创新监督方式三个方面入手完善乡村基层权力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