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诗人胡宿的“平淡”诗观

胡宿是北宋时期的一位诗歌创作极富特色的诗人,被清人视为“西昆后进”.胡宿天圣二年(1024)登上政坛、文坛,治平四年(1067)去世,这四十余年间正是北宋诗坛处在新旧诗风转换时期,因此,胡宿无论是诗风还是诗学思想均呈现出复杂多样的一面.在诗学思想方面,胡宿除主张华实并重外,已有“平淡”之论,是北宋诗坛较早提出“平淡”诗论的诗人,同时,他还赋予“平淡”如古乐一样平和雅正的意义,这与他诗文中多次提到的“正始之音”所包含的“雅正”含义一致;另外,与此相应,他还推动了“清”这一美学范畴在宋代的发展,充分体现出后期昆体诗人在对西昆体接受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文学观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宋诗平淡理论辨析

因为中西方本就拥有两种不同文化特质,中国诗与外国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故宋诗平淡是否成为理论,如果完全参照西方的理论界定和标准,这是有问题的.本文从宋诗"平淡"的说法入手,通过考察宋代的文学观念变化,辨析了宋诗"平淡"说法提出的原因,并解析了宋诗"平淡"的内涵及评价标准.这说明宋诗"平淡",已经成为宋人关于诗学创作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从中国的气脉出发,假若我们将古人对于诗歌的认识大致归纳为"诗歌理想"、"诗学(创作论)"、"诗学理论化、系统化"三个阶段的话,那么宋诗平淡虽未完全达到诗学理论化、系统化的阶段,然而它已超越了一般"诗歌理想"的层面.成为宋人关于诗学创作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字字痛刻骨,一洗艳与冶—论同光体诗人夏敬观

夏敬观为同光体江西派著名诗人,专学梅尧臣,为同光体之后劲。其诗歌理论重学问,主张学古求变。诗歌抒发了对苦难现实的愤慨,诉写其内心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愤慨。其诗学梅一端,格调多类香山,命意之凄苦则类孟郊, 向往“由奇造淡雅”的境界。     

钟嵘诗学对审美中心论诗学流派发展的影响

钟嵘《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歌理论批评专著，在《诗品》中，钟嵘否定和扬弃了政教中心论的诗学传统，创立了审美中心论的诗学体系。钟嵘诗学对唐宋至明清审美中心论诗学流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即从诗歌理论、诗歌评论方式及诗话写作格式三个方面，深刻剖析了其影响所在。     

钟嵘诗学对审美中心论诗学流派发展的影响

钟嵘《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歌理论批评专著 ,在《诗品》中 ,钟嵘否定和扬弃了政教中心论的诗学传统 ,创立了审美中心论的诗学体系。钟嵘诗学对唐宋至明清审美中心论诗学流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即从诗歌理论、诗歌评论方式及诗话写作格式三个方面 ,深刻剖析了其影响所在     

再论郭璞诗为晋"中兴第一"

钟嵘认为郭璞诗歌为“中兴第一”。但是钟嵘的评价中忽略了郭诗也受到玄言诗风的影响，因此是有限性评价。本文对钟嵘的评论以及郭璞诗歌与中兴诗坛进行了全面的重新审视，结论是钟嵘的评价仍可成立。     

明代诗学论“清”

明代的主流诗学重雄浑而轻清逸，重李杜一脉而轻王孟统绪，故胡应麟论“清”，兼容雄浑与清逸两种风格，注意区分“格清”与“才清”，显示出主流诗学试图吸纳非主流诗学的趋势。将“诗为清扬”作为重大的诗学主张提出并认真加以阐述的则是竟陵派的钟惺。从理论设计看，竟陵派所界定的“清”，排斥俚俗和雄浑壮阔的风格，既是为了规范公安派的“性灵”，又是为了改变七子派忽视情趣的失误。     

论唐湜的“合流诗”主张及其艺术效应

唐湜是20世纪40年代九叶诗派的重要诗人与诗论家,尤其是他的诗学研究,为九叶诗派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其诗学研究的目标是倡导"合流"的现代诗。可以从诗歌历史、诗歌本体及学术特征等方面对他的这一主张进行一些打量,以便进一步了解这一诗学主张所具有的合理性与诗学价值。     

赞“《春秋》笔法”而非论诗──梅尧臣《寄滁州欧阳永叔》诗意辨

梅尧臣作《寄滁州欧阳永叔》诗，古代文学批评界通常认为诗中称赞欧阳修诗歌能继承《春秋》褒贬精神，表达了梅尧臣的诗歌创作思想。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梅尧臣是在诗中称赞欧阳修能以“《春秋》笔法”撰写《新五代史》。误解的原因应是未考虑此诗的写作背景。     

钟嵘《诗品》陆机条之“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

钟嵘《诗品》陆机条中有“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一句，“尚规矩”主要着眼于陆机五言诗在继承诗歌“风雅”之旨方面有诗人本身的儒学修养和时代风尚等因素的推动；“不贵绮错”的根本原因在于诗人崇尚的诗学标准是“缘情而绮靡”，对诗歌创作的要求在于“会意尚巧”、“遣言贵妍”；“有伤直致之奇”的评价源于钟嵘认为陆机的拟古之作过于拘泥古诗的情绪，而非由己出，兴、比不尽自然，加之语句华丽略过逞才雕饰，妨碍了诗作的自然之美。     

王安石诗学思想管窥

王安石一生的诗学有鲜明的道学与致用的色彩，但又有许多变通之处，从重视文辞，到赞赏平易不迫，再到推崇清新妩丽，不断追求诗歌美的范式。“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是他的评诗之辞，但也可以看作是他的诗学主张，王安石在创作中重视对偶、用典及对字句的锤炼，但主张以自然浑成的面目出之。在诗学典范的选择上，杜甫与陶渊明，一人世，一出世，一个诗律细密，一个大巧若拙，共同构成了王安石诗学体系的两大支柱。     

论《诗品》蕴含的“诗性精神”

“诗性精神”是个现代观念，但其适用范围却可涵盖古代，并可适用于文学研究中。文学的发展规律是由社会外部环境和文学内部规律所决定的，在这个规律影响下，汉末向魏的转折期，以及接下来的两晋南北朝，是中国诗歌的一个觉醒期。这个时代恰如其分的产生了“诗性精神”，诗歌的创作也有别于汉代功利性和说教色彩浓厚的特点，而是出现了诗的素质、艺术创造的素质，并出现了这样一些“诗人群体”。处于这个时代其中的钟嵘的看到了“诗性”的出现，并在其《诗品》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理论，体现并提倡了这一“诗性精神”。     

多元共生态势下的“相思湖诗群”

在广西诗歌多元发展的态势下,“相思湖诗群”依凭“相思湖作家群”的人文传统,其诗歌创作受到诗坛的关注。在诗歌创作上“尊重个性”的同时,诗学主张不断形成共识,具体表现为:诗歌,作为生活的“一种建制”;以暴制暴,从思维上强化语言的生命旨归;诗歌要考虑“隐匿者”的存在,学会召唤读者相应的情绪;诗歌伦理学:诗歌与大地合一。     

方拱乾诗学思想谫论

方拱乾是清初流人之一。他主张诗歌要写真性情,寄托要静而专,但诗歌亦要发挥其娱乐的作用。同时认为“诗当用人,勿为人用”,诗歌要有个性。方拱乾论诗推崇杜甫,对杜诗甚为喜爱。在此诗学观的指导下,方拱乾的诗歌为清初诗坛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风水”之喻：宋人诗学“自然”观之精灵

在宋人的诗学阐释中，往往以“风水”之喻，说明“自然”之英旨。其内涵，一方面是主体意识的自由表达，一方面是客观物象的天然呈现，而且这主客体两方面又是浑然契合，不留人工痕迹。是中国诗歌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论的进一步开拓。呈现了自然平淡与艰涩雕绘斗争的轨迹。     

论钟嵘诗学谱系观的合理性

谱系观来源于谱学，钟嵘将其纳入诗歌研究领域，在《诗品》中建构起以溯源流、定品第为核心的诗学谱系观，历代文论家对其褒贬不一。正确阐释其谱系观，有助于我们认识钟嵘的文学批评思想及其《诗品》一书的价值。从谱系观的起源及前期影响、谱系观与文学史观之关系、谱系观作为自觉的批评观等方面对钟氏谱系观作综合考察，证明其合理性。     

方回《瀛奎律髓》中对梅尧臣“送别诗”的品评

关于梅尧臣诗歌的批评接受,在宋代以来,得到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其"送别诗"可谓独树一帜,打破了往日悲伤惆怅的氛围,于诗体进行革新同为送别诗类,杜甫诗歌的内容篇幅远在梅诗之上,且批注颇有类似之处。以方回的诗学批注为基础,将梅尧臣与杜甫的送别诗进行对比观照,既可分析同样诗歌题材的前后沿承问题,又可探究梅诗独有的诗歌品性。     

气势·厚·化境──贺贻孙诗歌美学述评

贺贻孙是明末清初爱国诗文家,诗歌美学十分丰富。一方面,他从诗歌所肩负的社会道义和时代使命出发,认为诗歌是源于一种“不平之气”,应当陶写“哀怨”之情,进而主张在诗歌中呈现出“吹沙崩石,掣雷走电”的气势美,使“不平之气”一吐而后快;另一方面,贺贻孙又能自觉从诗之本体出发,主张诗歌的“神厚”、“气厚”,高扬主体之神,使诗歌呈现出浓郁、深远、蕴藉美感。同时,贻孙还承续了庄子的“神化”思想,结合自唐以来的境界理论,用“化境”这一范畴标示他心目中的最高的审美理想。贺贻孙是诗学史上丰富论述“化境”的第一人。     

主体性精神与全方位的诗学探索——论吴思敬的诗学思想

“主体性”在吴思敬那里一方面表现为一种诗学人格精神，另一方面也作为观念原则和逻辑原则贯穿在其全方位的诗学探索中，并由此构成其诗学基本理论的建构和诗歌批评的中心观念、逻辑脉络和评判标准。     

闻一多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浅探

闻一多的诗歌激情如火，洋溢着爱国思乡的深情。针对草创期新诗散漫无纪、毫无节制的滥情，闻一多倡导格律化，明确提出“三关”的诗学主张，这种文体的自觉，开启了中国形式主义诗学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