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礼仪制度中的“宾道”观念

宾主式行礼模式大量存在于周代礼仪制度中.以宾主式的分庭抗礼代替君臣式的上下尊卑,揭示出前中央集权时代,君臣关系并不如后世般的等级森严.为君者自立为主,尊臣为宾;为臣者升格为宾,以道自重.君臣之间共同推崇的这种主宾式的行礼观念即“宾道”.“宾道”在礼仪中是通过主人与宾客的面向与位次来表现的;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则表现为为君者尊宾尚贤,为宾者以道自任,用宾客的身份进行“宾谏”.对“宾道”观念的揭示,为思考中国古代君臣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龚自珍《明良论》系年新证

《明良论》是龚自珍早年一组议政之作，收入其自刻本《少作》。这组文章的写作，与嘉庆十八年的“禁门之变”以及河南、山东天理教起义有关。它作于整个事变完全平定之后，嘉庆十九年的春夏间。“明良”二字，出自《尚书》，意思是“君明臣良”。龚自珍以“君明臣良”为中心议题，针对“今病”，开出“古方”，强调“君明”则“臣良”，要求君主正确地对待和使用士大夫，提出君臣“共治天下”的理想。他对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的批判，是尖锐的、有力的；他提出的“共治”理想，虽然大胆、难得，却是不切实际的。《明良论》展现了青年时代龚自珍的政治抱负与议政风采，当时有人把它比作贾谊的《治安策》。     

浅谈宋学对宋代法制的影响及其借鉴意义

宋代经济文化政策略为放宽，政治统治高度集权，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地主阶级需要新的理论武器以维护其新的剥削关系和政治思想统治。宋学便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并成为两宋三百多年间及以后元、明、清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关于法的基本观点，主要体现在二程和朱亮的学说中。程颐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o，"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选于天地之间"①。程预说："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①朱摄更明确地说："礼字、法字、实理字"，"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把理运用到法上，他说："礼者，天理之节…     

先秦儒、墨、道、法家君臣关系理论浅析

先秦时期，以儒、墨、道、法家为代表的各大学派针对君臣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儒家认为君臣关系应建立在礼义基础之上，墨家认为君臣之间应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关系，法家认为君臣之间是纯粹的利益关系，道家则主张以“无为”处理君臣关系、分配君权与臣权。对这些理论进行探讨，发现其价值、规律，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并吸取其可资借鉴处。     

中华经典研读之《易经·系辞》四十一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基于白色念珠菌体外抑菌效果的复方苦参洗剂抑菌作用评价

观察复方苦参洗剂中君、臣、佐各药组联合抑菌性质以及协同增效作用。采用加热回流水提法提取各药组获得相应提取液,采用二倍稀释法测得相应各药组单用及联合对白色念珠菌的最低抑菌浓度(ρMIC)，采用联合抑菌指数（IFIC）判定两药组联合抑菌作用性质。结果显示，8味中药水提液的ρMIC范围为7.50 ~30.00 mg/mL,君、臣、佐各药组的 ρMIC范围为4.01 ~21.00 mg/mL，复方组ρMIC为2.22 mg/mL，黄柏+苦参、黄柏+白矾、花椒+白矾的IFIC≤0.5，黄柏+花椒、苦参+花椒、苦参+白矾3组0.5＜IFIC≤1；君药组+臣药组IFIC=0.375 0，君药组+佐药组IFIC=0.750 0，臣药组+佐药组IFIC=1.000 0。复方组及君药组的联合抑菌效果明显强于单味中药的抑菌效果，黄柏、苦参、花椒、白矾4味君药对白色念珠菌抑菌活性较强，复方苦参洗剂抑菌效果的增强与各药组抑菌作用的协同和相加有关。     

老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老舍的著作中,塑造了许多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气质纯真秀美且富有灵性的女性,家庭恶妇女形象,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新式女性和贤妻良母型的传统女性。生活在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的老舍,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因此老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表现出了深层的文化心理倾向——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尤其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西方文化的怀疑和排斥。     

谈"忠"的内涵的雏形和发展

忠,既是一个伦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本文从管仲不死纠难谈起,旨在发掘为臣之道对"忠"的正确诠释,力批臣子对君主无条件地愚忠.其中,管仲释"忠"为臣应忠于江山社稷而非为一姓也孟子释"忠"为臣应忠于民众非一君也,并且,臣可弑暴君;黄宗羲释"忠"为君与臣皆为民众之仆,二者皆应忠于民众.他们一步步将"忠"从君主专制和封建专制的藩篱中游离出来,最大程度地揭示出了民本思想的内涵,值得今人思索.     

子君与娜拉形象之比较

通过对子君与娜拉悲剧形象之比较,探讨了子君与娜拉形象的同和异,从而确定了子君形象是娜拉的影响性再现.     

程颐的政治思想——《程氏易传》中的臣道观

程颐在解释《周易》的过程中特别注意阐发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思想,因此在《程氏易传》中关于君臣之道的表述屡见不鲜。其中对于为臣之道的阐释更是发前人所未发,所以理解《程氏易传》中的臣道观,有助于了解程颐政治思想的某些特质。本文将从两个角度探讨为臣之道的问题:一是着眼于基本的政治原则,一是从具体的行为准则出发。前者所关注的是政治原理,后者所关注的则是政治实践。     

浅析大容山封禅文化的历史背景

公元917年,南汉高祖刘龚在广州称帝时,将大容山封为"南方西岳",大容山的封禅盛典是有着深层次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因素的:"五德终始说"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帝王的巡狩制度是其基础,山岳崇拜信仰确定了其仪式的基本形制,儒家学说和道教文化丰富其内涵,五代十国时期的地方割据形势是其产生的现实因素。     

中国西汉至清代北方农牧民族战争及其与温度变化的关联

本文重建了中国西汉到清代(206BC—1911AD)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战争变化序列,进而分析了民族战争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双方共发生战争832次,平均每10a发生3.9次;根据战争频次可划分为西汉低发、东汉高发期,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低发期,宋元明清高发期3个阶段;在百年尺度和30a尺度的气候变化上,气候暖期多对应战争高发,冷期多对应战争低发.2)农牧战争中,有71.3%的战争为游牧民族发动,但最终61.1%的战争为农耕民族获胜;相比于暖期,冷期农耕民族主动发动战争的比例增加,但胜利的比例降低.3)气候变化作为战争事件背景,对战争有间接影响.冷期时,农耕、游牧双方实力均有减弱,形成退让态势,战争频次相对较少;暖期游牧民族多次发动战争,可能是由人口膨胀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游牧民族强盛时社会结构性需求扩大引起的,同时暖期的气候环境为游牧民族南下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战争掠夺所带来的低成本高收益也诱使游牧民族引发与农耕民族的战争.     

三国两晋时期颍川郡佛教述论

三国两晋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土的初期阶段,当时的佛教活动中心北方主要集中在长安、洛阳,南方则在建康,而邻近洛阳的颍川郡（主要集中在郡治许昌）也有数位高僧的驻锡和游锡。高僧的佛教活动对颍川郡乃至中原的佛教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两晋时期,许昌几易胡汉政权之手,政局不稳严重阻碍了高僧硕德在该地区传法弘教,故对此时的佛教活跃程度不宜估计过高。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特点

《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和最重要的代表作。受其影响，明清时期历史演义小说繁荣兴盛，并在艺术形式、创作方法、思想倾向和人物描写方面，表现出一些共同的创作特点：章回体的艺术形式；以实为主、虚实结合与崇实翼史的创作方法；宣扬儒家学说的思想倾向；理想化与类型化的人物形象。这些创作特点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及思想原因。     

李调元辑《全五代诗》选目正误

李调元辑《全五代诗》百卷,首次对五代诗歌进行了断代的整理辑录。但该书收录的诗人中,有些则属于唐人或宋人,明显超出了"五代诗"的断限范畴。通过对该书误收的十八位唐代诗人和四位宋代诗人生平事迹进行考察,就其选目失误作出全面的辨正,应该说是很有必要的。     

试论唐代宫廷宴饮风俗及其影响

唐代宫廷通过征收赋税、内官进奉、外官进奉和外蕃进奉等手段使得国库丰盈，这样唐代宫廷就有余财频繁地举行宴饮活动。唐代宫廷宴饮的主要类型有节日宴会、皇帝游宴、皇家醣宴、庆功宴、朝会及伴随祭祀活动而举行的宴会、宫廷内宴、皇帝为任命的外官饯行宴、皇帝迎接外蕃的宴会。唐代宫廷宴饮中主要的佐乐活动有行酒令、乐舞表演、百戏游艺节目表演等，这些活动一方面有效地调节宫廷宴饮气氛，另一方面也使得唐代宫廷宴饮风俗具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唐代宫廷宴饮风俗作为一种上层丈化，为唐代社会各阶层所效仿，同时这种风俗也被五代直接继承。     

唐末五代词人心态与词风的嬗变

通过全面考察唐末五代词人心态与词风的嬗变轨迹,揭示出儒道传统的丧失、家国观念的淡漠以及无可奈何的乱世心态,为五代词创作的初兴提供了历史和文化的契机。通过多角度考察认为"花间词风"早在王建时代就已完全成熟,王衍、孟昶虽不免豪侈淫逸,却与"花间词风"关系不大。南唐一代是词体创作产生转折的关键时期,雅逸好学的社会风气,词人群体的学者化,以君臣欢会、高朋宴集为主的创作氛围,共同造就了南唐词从容淡雅的诗化景象。针对前人关于五代词创作与乱世君臣荒淫生活关系的论述,明确指出:放诞荒淫本身绝难造就五代词创作的初步繁荣。     

论专制皇权制度下的明代阁辅严嵩

严嵩是明代官僚士大夫中较有作为的一个。在专制皇权制度下，严嵩被迫与群臣一样献媚君上，对世宗的失德失政行为不敢大胆诛阻，甚至被迫代为推行，但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严嵩时常委婉地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世宗沉迷声色不理朝政的情况下，严嵩并没有象其它许多官僚士大夫一样碌碌无为，甚至愤而辞官离去，而是恪守忠君之道，代行积极有为之政。他倡导节俭，与民休息，反对大兴土木，御虏抗倭，为明王朝惨淡经营了二十年。由于严嵩要有所作为，就必然要干预六部的事务，尽管他始终小心谨滇，仍不可避免地触犯了皇权，而遭到群臣的非议弹劾，当年老不济时，即被专制皇帝无情地抛弃。     

番族教育与明清台湾民族关系的发展

明清之际的番族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给台湾原著少数民族子弟提供教育的机会,使之学习儒家经典和朝廷律令,从而达到"导民向善"和"移风易俗"。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随着番族教育的不断发展,汉番之间因语言不通和文化差异而衍生的矛盾大为减少,汉番居民关系日趋融洽,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都起到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汉唐宋元时期沅水流域的人口变迁

沅水流域的人口分布在先秦已经比较广泛,楚汉时期黔中、武陵郡及其属县的广泛设置为人口的增长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汉代的著籍人口已达二三十万。三国至隋唐时期,沅水流域的人口继续增长,其分布由下游向上游递减。宋朝进一步加大了沅水流域的开发力度,不仅鼎州,而且辰、沅、靖三州人口数量增幅也很大,崇宁年间达到大约五十万人,宋代人口增幅变为由下游向上游逐渐加大。元代,该流域的人口数量增至最高峰。元代以前长时期的户口增长为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经济的开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