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虚假世界"解读

“虚假”一词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出现差不多五十次,也是该小说主人公霍尔顿最常用的词语之一。事实上,还是一个中学生的主人公霍尔顿无论在校内、校外还是在他接触的成人世界里,他总处在一种“虚假”的环境之中。尽管霍尔顿是一个充满爱,渴望爱的青少年,但他的心理世界已变得矛盾、苦闷、彷徨、孤独、绝望甚至还想到自杀,这种心理的扭曲与他生活的那个虚假世界是有密切关系的。     

唐人李杜论新探

并尊李杜,是唐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谁是并尊李杜第一人?不是韩愈,不是杨凭;以“李杜”连文说,元稹堪称第一人;不拘泥于“李杜”连文,则任华是第一人。任华《杂言寄李白》、《杂言寄杜甫》都写于李杜在世之日,识见非凡。把任华传世之作做一番研究,他的身世、思想、诗歌特征以及他推尊李杜的时间,便可逐渐弄清楚。     

从"三落三起"看邓小平的党性人格魅力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先行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国家领导人。他的一生“三落三起”,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崇高威望不仅仅来自于他的丰功伟绩,还来自于他独特的党性人格魅力。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党性人格魅力,对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具有深刻的启示和现实意义。     

刘禹锡对贬谪文学传统的继承

刘禹锡在贬谪期间所创作的大部分作品抒发了对自身清白无辜的自信和因贬谪产生的满怀的忧怨牢骚,使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贬谪文学传统,在他创作的贬谪文学作品中,充满了一种浓郁的“骚怨”精神。     

从《寄东鲁二稚子》看李白的儿女亲情

从《寄东鲁二稚子》看李白的儿女亲情闵尊蕃对李白及其诗歌的研究，历来少有论及他的儿女亲情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李白的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山水诗，游仙诗等构成了其创作的主要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给人留下的主要印象是“笑傲王候”、“佯狂放诞”、“飘然有超世之心”...     

李白的“超人”情结

李白在诗中常常流露出一种"超人"情结,具体表现为对历史上高人奇士和神仙的仰慕崇拜。这种"超人"情结的形成与李白自身的性格、家世、求仙学道、生活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超人"情结注定了李白仕途的失败,但却让他的诗歌风格充满夸张、奇异、宏伟、旷达、豪迈等浪漫瑰丽的艺术特征,也使李白成为唐诗巅峰上伟大的"超人"。     

"纵的继承"的精彩示范——论余光中"李白三部曲"对李白诗歌的继承与创新

余光中强调"纵的继承",李白诗歌是其重要的取法对象,而余氏向李白致敬的代表作是《寻李白》、《戏李白》、《念李白》(论文称之为"李白三部曲"),因此先运用修辞学"引用格"知识,地毯式地分析"李白三部曲"对李白诗歌的引用情形,其次运用意象学知识,以"典故意象"的角度切入,探究出"李白三部曲"对于李白诗歌不仅有所继承,更有所开创,其中探讨"复合意象"和"主意象"时,还辅助运用了章法学、文法学知识。从这样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李白三部曲"从古典中镕铸现代文学的新生命,这才是"纵的继承"的真正精神,"李白三部曲"可说是一次非常精彩的示范。     

重读李、杜

由于长期受大一统的儒家文化以及伴随封建制度发展而派生出来的封建官僚制度——科举制度的影响,造成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特殊的“从仕”观念。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文化品格上形成严重的单一性倾向,在社会角色上,由于作为一种权力的话语的拥有者”,具有较严重的“救世主”及“代言人”观念,杜甫不仅是中国古典诗歌“近体诗”,又称“律诗”的集大成者及最高成就者,也是唐以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仕文化”的典型代表,又由于其伟大的诗歌创作成就,其思想影响了以的的历代诗人和作家。李白则是一个例外.他亦以其创作和生活经历,使我们认识到一种另类的文化品格,他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游离的分子,从严格意义上讲,李白从来没有进入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他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而言只是一个过客。本文试以李白和杜甫的部分作品及其生活经历,对两位诗人不同的文化品格进行探讨。     

苦闷的天才——李贺

苦闷诗人——性格上的悲剧在我国历史上为数很多的文学天才中，李贺也许是最早熟、最能敏感地体味人生苦难的诗人，这决定了他诗歌基调的忧郁悲愤。他是一个苦闷的诗人，他的诗歌主题就是抒写内心的苦闷，作品情调阴郁低沉，奇崛冷艳，李贺卓异的诗歌才华，在某种程度上说亦得力于他的反常性格。“病骨犹能在，人间底事无？”（《示弟》）李贺“以父名晋肃不得举进士”，失意归来，不免悲伤怨愤，说尽管身体不好，病骨支离，现在尚能活着回来就是不幸中的大幸厂，至于人世间什么卑鄙的勾当没有呢？诗人一方面顾影自怜抒发了沉沦不遇的感慨，…     

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和浪漫主义

从美学范畴来看,中国的浪漫主义是古典的传统,庄子、屈原、李白,一脉相承。在文学史上“五四”时期浪漫主义可以说是对这种传统的继承,但是作为一种思潮则被认为是来自于西方。作为最早举起浪漫主义大旗的郭沫若,浪漫主义影响了他早期的所有诗歌创作。     

魏晋挽歌诗的坟墓意象和悲美的生命意识

“出生入死”是人类的必经之路,对于死亡的恐惧源于对短暂个体生命的认识。歌是人类最初表达情感的声音,魏晋士人用挽歌诗宣泄对生死的痛苦之思,其坟墓意象是诗人直面死亡、认同死亡的表象,通过这样的表象,传达出他们悲美的生命意识,其中陶渊明的挽歌诗为人类畏死情结找到了解脱的最佳方式。     

晚唐诗人李贺的生死观——兼论唐代诗人对生与死的理解与诠释

诗人李贺在短暂的生命旅途中,病痛和政途失意造成心理的阴霾在其诗歌中有多方面的表现。诗风的急剧转变也是畏惧死亡的某种心理折射;生命意义的追寻与构建,在美好的仙境中寄托超脱凡世的追求,体现了李贺自我超越的生命态度。儒家中庸生死观在唐人思想中有表现,唐朝诗人追求精神超越,说明李贺也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品读李贺的诗歌,既能深刻地体悟到李贺本人的生死观,又能进而理解唐人对生死的各种诠释。     

《野草》里鲁迅的悲观爱情心理

鲁迅《野草》是一部爱情散文诗集,含蓄委婉地记录着鲁许之恋的历程和心理流程,从中概括出鲁迅的三种爱情心理：怕爱而不敢爱的悲观心理、对攻击者的反击与复仇心理以及要爱而坚定地爱的心理。通过文本的解读分析,不难发现悲观情绪构成了《野草》的一大主流爱情心理,渗透在鲁许之恋的各个阶段中。随着爱情的发展,悲观情绪发生积极向上的变化,寄予着希望与决心。     

"父"与"权":中国文化传统中"孝道"与"皇权"的纠结

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共同体之建立与宗教、理性之诞生相伴而生,而这与“皇权”与“孝道”相应,皆与“血缘性的纵贯轴”密切相关。顺着历史与哲学两层面而展开分析,周公之制礼作乐代表由部落王权走向普遍王权,隐含一王权的虚化与孝道之落实。就政治文化史、思想观念史而言,此即是由“帝之令”转而为“天之命”,是由畏惧生仁敬,由威权转道德,血缘性纵贯轴亦由此得以确立。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原先的政治理想──王权虚化、孝道落实,并未真正成功。随着帝皇专制、绝对皇权的建立,孝道亦因之而被异化了,因而专制性的纵贯轴与血缘性纵贯轴极奇诡地合为一体。然而,时至今日现代化的发展,孝道已逐渐由血缘性纵贯的专制皇权中解放开来,走向人际性的互动轴,孝道也有着崭新的可能。     

“文约意广”与“文繁意少”——从钟嵘五言诗的诗美标准反观其对四言诗的评价

分析钟嵘在《诗品》中对五言诗作品及作家的评价,认为钟嵘《诗品》主要是以“文质”为诗美标准来品评五言诗歌的,通过对其五言诗的文质观可反观其对四言诗“文约意广”和“文繁意少”的评论。     

“疼痛”持守诗意的根性——简论龙克“疼痛”诗歌及“疼痛诗学”

针对达州诗人龙克诗歌创作的“疼痛”现象和倡导的“疼痛诗学”，指出龙克以“疼痛”为词根或关键词，不仅由此出发去理解、拷问诗歌，雄心勃勃地建构他的“疼痛诗学”；而且，疼痛也像一道血迹斑斑、永难愈合的伤口。无休止地到处撕咬着他的诗歌。阐述了在经历、穷尽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花样繁多的革命性语言方式和文本样态之后，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标举“疼痛”既是龙克个人新的写作生长点的突破口，也是当下中国诗歌新的写作生长，最。     

"诗史"精神重放光辉--论宋末诗人对杜诗的接受

南宋末年,在文天祥以身殉国、忠义存诗存史的影响下,一大批南宋遗民、诗人奋起直笔,模仿杜诗,以诗存史,而且往往在诗前另以序言辅以记史.     

龚自珍诗词中"箫"的意象分析

"箫"是中国文人诗词中常见的意象,在龚自珍诗词中被多次使用,且与"剑"形成了一对具有对比意义的组合.在龚自珍的诗中,"箫"常被看作是诗人忧国忧民和不被朝廷重用的幽怨之音.此外,龚诗中的"箫"还有更多的内涵:孤独的倾诉和另一种人生理想的寄寓.     

幻象·幻想·诗意言说——海子抒情短诗解读

海子及其诗歌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特殊的文化存在。本文尝试着从存在的表象/幻象、丰盈的想象/幻想、诗意言说方式、神性体验和神性光辉四个方面对海子的抒情短诗进行解读,并探讨和说明海子及其诗歌在诗学理念和美学实践上与梵高、海德格尔、荷尔德林等人的精神渊源关系。有所发明的是把海子诗歌的幻象体系与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四重世界整体相联系,以及在分析归纳后提出了海子诗歌独特的“诗意言说方式”。     

悲悯·体恤·玉人于成——魏武人文情怀之诗文史互证

曹操诗文成就了一个浑厚博大的思想与精神空间,人文精神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曹操诗文中的人文情怀主要体现在对众生生存态势的广泛关注,包括对百姓生态的悲悯,对征夫情愁的体恤以及对才士生命价值之实现的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