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乌托邦思想的辨析——兼与卢卡奇比较

乌托邦作为制度化设计是空想的,但其中体现的批判追求精神却是历史发展的精神动力。它既与现代性的悖论相联系,又与意识形态、民粹思想、宗教和文学浪漫主义相共生,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意义空间。人类社会从来就不是完美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十全十美,因此必须正确认识乌托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旧约》中流浪母题的故事原型

在西方文学中绵延至今的流浪母题,其宗教源头存留最多、影响最直接的当属圣经传统。作为一种体悟人生、认知世界的特殊方式,《旧约》关于流浪的原型故事被后世作家广泛认同。经过数千年承传凝聚为人类生存意识中的“家园文化”精神,无论是固守、失落还是找寻,都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流浪母题与宗教情感结合,诱发了文学家与生俱来的流浪潜质,仿佛只有在那自由长旅中才能找到属于文学的浪漫,才能感受那人生的苦难和苦难之后的天堂。突现代文学的返古思潮语境中“大流浪”主题,对《旧约》渊源的追溯显然十分必要。     

新时期人文精神在文学中的表现

新时期的人文精神在传承古代人文传统的基础上，用一种新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影响了新时期文学并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回顾与反思新时期人文精神在不同的文学阶段所体现的价值和所发挥的作用，对其内涵进行重构和再整理，对于更好地研究当代文学运用恰当的人文精神为文学增加新的活力，具有重要的启示。     

宗教蛊惑与大众文化

宗教蛊惑即宗教的世俗化和世俗欲望的神圣化。新时期文学文本中的宗教蛊惑倾向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 ,因为它神合了大众文化的世俗化本质特征 ,骨子里充满了功利主义的考虑。宗教蛊惑在社会文本和文学文本中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它是以往政治社会的意识形态观念减弱、经济社会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勃兴、人的精神世界暂时“空场”、启蒙主义半途而废等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宗教蛊惑与宗教观念意识不是一回事。对于人的精神提升来说 ,宗教蛊惑只能是帮倒忙 ,其合法性有待证明。     

全球化语境中“宗教文学”的抵抗性及其意义（笔谈）

全球化在促进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同时，可能对民族文学多元文化属性的固守及其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宗教文学自身所具有的抵抗性特质就具有了重要的文化价值。宗教文学在对民族精神与人类存在意义及其远景的终极思考中蕴含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根性，它在民族文学保持民族文化品格、增强自身文化免疫力以及民族文学的主体性建构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代宗教文学的文学史意义由此具有了重新评估的可能。     

文学精神与宗教情怀的融会贯通——浅析史铁生文学作品的宗教精神

史铁生特立独行、意境鲜明的生命经历和写作历程,让他对生命意蕴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使之真正走出了心灵的深渊达到了自我精神上的极大超越。史铁生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宗教精神和文学精神是一脉相承和相通相融的,都是对于人类生存境遇尤其是精神处境的关怀。通过梳理、分析和归纳我们可以看到史铁生作品中"宗教精神"的实质。     

论佛教“苦谛”与孟郊的诗歌

佛教哲学高深玄妙,博大精微,影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以及艺术创造极其广泛深远,而佛教哲学中包涵的人生哲学尤其是人生无常一切皆苦的理论给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尤为深刻,特别是在充满现世苦难的中唐时代.这是因为佛教人生哲学乃至整个佛教哲学的大厦都是精致地建立在人生无常一切皆苦即“苦谛”的理论基石之上的,而“苦谛”关注的是社会现世,阐释的是人生苦难,引导的是如何解脱.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所说“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人们处于瓦解了盛唐气象后新的社会生活秩序又尚未整饬的时代和既充满三教精神又尚未形成新的精神制度的精神混乱时代,感受到的是满目疮痍、人生坎坷、心灵痛苦和精神困惑,佛教作为抗议这种苦难的宗教,给人们提供了解释这些现世苦难和精神痛苦的宗教理论以及解脱方法,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们纷纷投入佛门怀抱,从佛教和佛教哲学中寻求救疗人生苦难和心灵苦闷的良方.因而佛教哲学除以奇妙的思辨、细密的思维、精致的哲理使中唐时代知识分子们叹服外,“特别是从这种哲学中引伸出来的人生哲学、人生理想更引起那些在现实苦     

乌托邦文学与反面乌托邦文学演变原因探究

乌托邦文学与反面乌托邦文学的演变都与乌托邦思想中两层固有矛盾的作用息息相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矛盾使两种文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各具特色.20世纪,当人们实践乌托邦理想受挫,个人利益取代社会整体利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乌托邦文学由于批判现实的功能弱化逐渐丧失了魅力,而反面乌托邦文学则顺应了矛盾发展的趋势,迎来了全面兴盛.     

河洛文化视阈下的河洛文学

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双向关系.河洛文化对河洛文学精神品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河洛王都文化生成了河洛文学的权力意识,苦难意识、历史兴亡意识;河洛理学文化构造了河洛文学的理学主题和独特的人物形象;河图洛书文化塑造了河洛文学的神秘奇异风格.河洛文学捍卫和坚守了河洛那方土地上的地域文化,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新时期小说中的婚恋文化解读

婚恋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时期小说中体现出“与时俱进”的重要特征。同时 ,都市文学与乡土文学、女性主义文学与非女性主义文学对婚恋家庭也作出了绝然不同的文化阐释。研究婚恋文化 ,对我们理解并把握新时期文学 ,具有积极的意义。     

泰国古典文学发展述略

泰国古典文学包括宗教文学、宫廷文学和民间文学。泰国古典文学可以分为萌芽期—素可泰王朝时期文学、发展期—大城王朝文学、动荡期—吞武里王朝时期文学、繁荣期—曼谷王朝时期文学。泰国文学体现出文化移植、宗教色彩、宫廷制造三个特点,它具有相当强的文学包容性,在把其它国家经典作品移植过来时,与泰国文化嫁接,从而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学作品。     

论底层文学苦难叙事的美学缺失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体制的改革和文学自身的发展,文学愈加关注当下社会的弱势群体,当代文学创作中兴起了＂底层文学＂热。作家们在进行底层叙事时以代言者的身份凸显了底层的苦难。可作者描写底层人物时过分关注他们的生存困境,使底层文学的苦难叙事因距离感和悲剧精神的缺失,在美学品格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     

史铁生的宗教观

由于命运的不幸,史铁生为求思想上的解脱看了一些宗教类的书,也曾不断地谈佛说道谈信仰谈宗教。这期间,史铁生结合自己的体验对宗教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形成了独具精神个性的宗教观。主要内容是:佛(神)不是福报的源泉而是苦难里心魂的一条救路;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天堂在人追求信仰的过程中;宗教精神不等于宗教,宗教的要旨是靠神对人的拯救,宗教精神是人依靠自己的精神力量对自我的拯救。史铁生宗教观的实质是为自己为人类寻求灵魂的归宿。     

试论大江健三郎宗教式救赎意识的文学表达

大江健三郎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通过对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接受和超越，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方法。经由西方文化的洗礼，大江健三郎把《圣经》知识熔铸到创作中，使其文学渗透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救赎情怀。同残疾儿子共同生活的经历以及对广岛、长崎核爆患者深重苦难的体悟，激发了大江文学中宏大的共生感。而作为一个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大江把个人的、家庭的痛苦，升华为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关注，最终形成了一种超越一般宗教的普世救赎意识，浸润到大江文学中，体现了大江对人的终极关怀，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融入城市的忧思——从"十七年"到"改革开放30年"文学中的"乡下人进城"叙事考察

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城乡书写中,"苦难"并非"乡下人进城"唯一的叙事姿态."十七年"时期的进城乡下人,以改造者的身份骄傲地栖居于城市,但随着新时期之后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演,城市继现代左翼文学之后再次成为进城乡下人悲剧的衍生地.工人地位的失落、市民身份的缺失以及物质条件的贫乏,都是当代城市异乡者"苦难"寓言生成的重要因素.     

殊途同归的审美乌托邦——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审美取向比较

作为二十世纪德国人本主义美学大师的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他们的审美革命之路在审美救赎与审美突围的两种不同取向中,走向了审美乌托邦的归途。然而,相比海德格尔在诗意的追寻中向古希腊的回归,马尔库塞＂乌托邦终结论＂则更具有大胆面对现实惨淡的审美突围的理论勇气。这既体现了他们之间明显的理论差异,也表现出其精神气质的相似处,这些决定了他们之间审美取向的不同。     

寻找审美乌托邦——裘山山小说的日常生活书写与新世纪文学的审美取向

在消费化的文学市场中，物质膨胀，精神扭曲，文学的审美乌托邦不断被欲望主义的书写所掩盖，一些作家在消费主义的牵制下采取了向市场妥协的姿态。作家裘山山对于日常生活的把握和书写，对于人性和理想的展望，开创了文学创造的新的动力，也为建构新世纪文学的审美取向产生了新的文学的可能性。     

论古希腊文学蕴涵的人本意识

希腊神话和史诗代表了古希腊文学的最高成就。这些作品充满了人类个性解放的需求,体现了古希腊文学的尊严,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命运的抗争,具有浓厚的人本意识,体现了对自由与民主的不懈追求。古希腊文学对欧美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欧美文学中人本主义精神的源头。     

民族苦难中萌生的理性之光──《诗经》变风变雅与以色列先知书之比较

《诗经》变风变雅和以色列先知书具有大致相同的特质：它们都是产生于王朝衰落过程中的精英文学，贯注其中的是一种以哀怨为基调的爱国主义精神。但由于社会理想和宗教观念不同，变风变雅多有对贤人见弃、小人得道的不满，而以色列先知书则试图通过拯救民族的灵魂以实现民族的复兴。表现于其中的君子小人之辨和义人恶人之辨，有着绝然不同的文化内涵。由此可看到在民族苦难中萌生的两种绝然不同的理性之光     

桃花源与乌托邦对比阅读

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莫尔在作品《乌托邦》中展现出来的“乌托邦”,中国东晋诗人陶渊明在作品《桃花源记》中展示出来的“世外桃源”,指的都是同类内涵,具体指的是没有压迫、人民自由平等、团结友爱的幸福生活境界。虽然这两个词语的含义早已超出了单纯的文学含义,不但代表的是那种与世无争的社会环境,也代表了人们寻求精神世界的空灵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