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也是一种适应——高等教育“适应论”与“引导论”之争的超越

上世纪80年代,以潘懋元先生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学家提出高等教育发展必须适应社会发展和适应人的发展的思想,这被反对者概括为适应论。而支持引导论者认为,适应论思想是工具理性荼毒中国高等教育的产物,使得高等教育无法摆脱社会附庸的尴尬地位。要超越这种境遇,必须重新认识高等教育重视反思和批判的学术传统,对社会的发展加以引导和改造。然而,尽管社会与人的发展的时间延展性和适应的无方向性都意味着适应论仍处在未完成状态,教育的性质以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实都充分表明适应论的提出有其必然性。二者之间的争论是一种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从人类实践的特点来看,引导本是适应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应跳出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寻求一种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高等教育发展之路。     

论恩格斯“历史合力论”与邓小平“整体改革论”

恩格斯晚年同他的前半生一样,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著作,强调以严肃科学的态度,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来研究它、发展它。他对历史的“合力论”——社会系统的基本理论以及内在联系,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和发挥。从恩格斯“历史合力论”到邓小平的“整体改革论”的一条红线是坚持彻底的辨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指南,而不是当作剪裁各种历史事实的公式。邓小平同恩格斯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社会系统论作出了新探索、新发展、新贡献。学习和研究、继承和发展这一原理。对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的“推陈出新”论与传统诗学的“通变”说

毛泽东的“推陈出新”论,作为其人民本位的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共时态意义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继承性学说和批判辩证法思想的中国化发展;在历时态意义上,又是对传统诗学“通变”说的现代性与革命性转化。     

高等教育是公共产品吗?——兼论政府在发展高等教育中的作用

近几年来，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的讨论很多，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是应大力发展还是适度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讨论很少探讨高等教育的经济特性，一般的文献中都把高等教育作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来看待。笔者认为，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有必要对高等教育的经济特性重新认识，以扫清某些阻碍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错误观念，明确政府在发展高等教育中的作用，从体制上对高等教育进行彻底的改革，以适应２１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一、高等教育服务的经济特性高等教育主要是指建立在普通教育…     

论高等教育政府资助方式的转变——兼论“985工程”“211工程”的存废

"211工程"和"985工程"两项工程自上世纪90年代初推行以来,加快了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面临新的挑战和需求,迫切要求转变发展方式。增强办学自主权、提高质量、凝练特色、突出优势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线。但这与"211工程"和"985工程"的资助方式存在固有矛盾。在解析"211工程"和"985工程"资助模式并分析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转变我国高等教育政府资助方式的可行路径,并正面回应"985工程"和"211工程"的存废问题。     

包惠僧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吗?——兼对中共“一大”代表人数产生两种说法原因的考证

目前出版的各类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教科书等,均把出席我党“一大”的代表包惠僧说成是由陈独秀个人指派的代表。本文对此提出了异议,并通过对有关资料的分析、考证,确切认定:一是出席“一大”的代表包惠僧不是由陈独秀个人“指派”的有异于其他十二名代表的“特殊代表”,而是作为广州小组两个代表之一出席“一大”的;二是出席“一大”的代表确切人数应是十三人,但历史上曾有“十二人说”,这是因为另一名代表何叔衡的中途离会、没有终会所致。旨在驱散历史迷雾,依照历史本来面目认定“一大”代表人数,使今后有关史书对“一大”代表人数和代表身份的表述更科学、更符合历史事实。     

冲突与协调:多元视角下高等教育与知识、社会关系的再审视

文章从关于高等教育适应论和认知理性的讨论入手,分别从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观两个方面对高等教育与知识、社会的关系进行理念和实践的梳理,试图调和适应论和认知理性之间的冲突,提倡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传授和创造知识、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三者的辩证统一的角度,把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接着,根据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厘清了高等教育与知识、社会之间的可能限度,并从历史之维,考察了我国高等教育实践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提出任何指导嵌入在我国社会结构中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的理论和创见,都需要深刻理解这些制度性实践活动的惯性。     

论大学发展与社会的契合——兼论曲靖师范学院“创建综合性大学”的发展战略目标

大学作为一个契合引领社会发展的理性组织,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自身发展,要为社会培养创新人才及专门人才,要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的主力军,要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提升服务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要树立国际化观念,加强国际化建设。要把为社会培养多样化的人才、引领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主动为区域社会发展做贡献、走国际化道路等作为引领社会发展的必由路径,以契合社会发展的需求。     

论现代大学“主动适应、超前引领”的使命

现代社会,随着大学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广泛与深入,大学也逐渐由社会的边缘走进社会的中心。那么,大学如何才能既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又保持其自身的独特性呢,主动适应、超前引领是现代大学应对社会的理性选择。     

纠结与坚守：关于王蒙的“理想”与“现实”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种心理倾向在王蒙的小说作品中互相纠结、同时存在。通过考察王蒙对纯粹“理想主义”的反思和坚守,能够发现他矛盾状态的心理根源。     

“民工荒”的根源是“权利荒”——兼论农民工权益的维护

东南沿海企业今年出现“民工荒”的根源是农民工的“权利荒”，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给农民工国民待遇，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梁启超“情感说”的人生论美学意义

粱启超的情感说建立在分析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并推及人生观。他认为,文学作品是情感的表现,好的作家只有具备高洁的情感,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传世名篇。在人生中,情感的稳定指向是趣味,一种高级的趣味,必然关乎伦理,关乎宇宙人生。总体来看,梁启超的情感说试图建立小我与大我之间的桥梁,推崇一种超功利的人生态度,将崇高与无我当作人生的追求,因此,情感说就具有了深刻的人生论美学意义,体现了终极的人文关怀。     

高等教育与“中国梦”的内在关联性

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为基本内涵的“中国梦”的终极价值导向与高等教育的育人本质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高等教育是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的,这就从理想与信念层面为“中国梦”的当下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高等教育存在的一些误区需要我们基于另一维度提出“中国梦”的“三进”工作的必要性。“中国梦”的胜利实现,需要在高等教育中灌注远大的理想,亦要通过大学生脚踏实地的实践,不断开辟“逐梦之族”的新篇章。     

以所主文学观析论“童心说”与“性灵说”

李贽"童心说"与袁宏道"性灵说",放于文论而言,都具有相应文学观,因为两种学说具有承续关系,不仅存在相似观点,同样也存在同中有异之深层不同处。对于文学发展观、文学创作观、文学审美观及俗文学评价,两者都存在相似之处,但又因人生观不同为根本因素,加之其余因素,故而也存在阐述详略、关注点、创作形式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对二者所主文学观加以比较分析,亦可以有助于更好理解"童心说"与"性灵说"之全面深层内涵。     

“雅”译观的历史与现实

本文探讨了严氏“雅”译观产生的历史、社会、教育背景和哲学基础。从辩证历史观的角度看 ,“雅”译观作为译事中宏观的指导理论和译文评鉴标准 ,与西学的“等值论”相得益彰 ,仍不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试论“风水说”的生态学意蕴——兼说“风水说”和“风土论”的源渊

“风水说”中由于含有许多迷信成份,往往被人斥之为封建糟粕.但若揭开其神秘面纱,会发现有许多科学道理在内.该文通过透析“风水说”深沉、丰厚的生态学意蕴,认为它合乎宇观生态学法则.对“风水说”和“风土论”内涵及外延的比较阐述,有助于加深对风水说科学内涵及文化意蕴的理解和把握.     

作为焦点标记词的“是”分析——兼论“很是”、“最是”

“是”作为焦点标记词时,有提示焦点和强化重音突显焦点的作用,一般陈述句中焦点标记词“是”可以加在动词前的任何成分之前,使之成为全句的焦点,而在包含主谓宾的陈述句中,焦点标记词“是”的位置取决于宾语的特性;在特殊疑问句中,焦点标记词“是”只能置于疑问词之前。同样,作为焦点标记词的“很是”、“最是”的主要作用也在于更加凸显和强化焦点。     

“商战”论——“国货”思潮的萌芽

“商战”思想是早期维新派在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要求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的思想。就“商战”思想的整体而言，它已经具备了“国货”思潮的基本内容，因此，“商战”思想是“国货”思潮的一部分。但是早期“商战”思想只是当时极少数先进人士的思想，面窄、影响小，不具有普遍性。相比之下，“国货”思潮具有普遍性，是大众的思想意识。从这一意义上讲，“商战”思想只是“国货”思潮的萌芽。     

从“经济人”到“管理人”——对西蒙“有限理性”的再认识

西蒙提出"有限理性"学说是西方管理理论的一大创新。其决策理论的两大基本命题—有限理性和令人满意原则,是对前人管理理论中完全理性和最优原则的重大改进,该决策理论在企业组织、政府组织等中具有普遍的适用性。"管理人"假设前提下的"有限理性"的满意决策模式引导着现代决策方式的不断完善,对我国各种组织的决策活动也起到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