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庐江何氏儒玄双修之家学及其门风

庐江何氏家族世代崇尚儒学,精擅礼学,自两晋至南朝,其代表人物皆参预讨论国家典礼,特别在丧服制度和朝仪方面。何氏经师的这一学术风格体现了当时世族社会的文化倾向和特征。在家族内部,何氏尊礼集中地表现为崇尚孝友之道,目的在于维护家族内部的和谐。此外,在玄学思潮的影响下,何氏家族自东晋开始明显玄化,玄学积累不断丰厚,至南朝出现了玄学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就其门风而言,东晋南朝时期,何氏家族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隐逸名士,使其家族保持着清流风雅的特征,从而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声誉。这种儒玄双修的家族文化风尚,使何氏家族形成了富于弹性的互补的文化结构,有利于其家族地位维系与延续。     

玄学话语与文学话语的隔膜与转换

正始文人以"道"与"自然"为艺术之本体与本源。玄学的生活化,使得玄学话语与文学话语的交融成为可能。纵酒的行径几乎就是"自然"的同义语。阮籍论艺术思维融汇了道家与玄学的思想因素,但此时玄学话语与文学话语在阮籍、嵇康的作品中仍处于混而未分、互相交融、相互渗透的状态。从两晋未以迄东晋,产生了山水画、山水诗和玄言诗。"以玄对山水"是东晋玄言文学兴盛过程中呈现的一种典型的文学话语。玄言诗人与陶渊明代表东晋诗坛,实现了玄学话语向文学话语的转换。     

试论竹林七贤对陶渊明、谢灵运诗词的影响

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在思想上崇尚玄学，在行为上违反礼教，对陶和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们在田园诗和山水诗的创作上开创了历史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晋门阀政治与玄言诗

东晋以其门阀政治的格局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形态发展完备的一个朝代。士族在各个方面都掌握着话语权,文学领域也深深烙印着士族的痕迹。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决定了玄学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也相应地导致了玄言诗在东晋流长久远。而且,玄言诗能够在东晋文坛上几乎一枝独秀,也与门阀政治格局下,政权的掌控者与文学话语权的掌控者合一这种形态有关。     

玄学与玄言诗

玄学是正始年间流行起来的一种学术思潮。玄言诗和玄学并不是同步发展的。西晋玄学家追慕清谈风度,不重著述。东晋偏安江左,朝野苦闷,力追精神解脱,故玄风大畅。玄学与文学多方位交互渗透,最直接的结果便是成熟玄言诗的产生。东晋后期至刘宋时勃兴的山水诗和田园诗逐渐取代玄言诗。玄学在南朝仍余脉不断,直至隋灭陈后,南北重新统一才告平息。玄言诗和玄学一前一后退出历史舞台。     

中印创世神话刍议

中印创世神话孕含着对光明的崇拜。印度神话作为玄学思辨的依托,蕴涵着古代印度人对一系列哲学问题的思考,其历史神话化的主体文化是崇尚神权;中国神话注重的是伦理至上的观念,认同的是“天人合一”,神话历史化的实质是崇尚王权。     

刘伶著述中的几个问题

东晋戴逵《竹林七贤论》有刘伶"未尝措意文章,终其世,凡著《酒德颂》一篇而已"之说。《晋书》本传袭其说,称刘伶"未尝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颂》一篇"。后人多习焉不察。事实上,除《酒德颂》外,刘伶不仅还有其它作品,并且还曾有文集流传过。史传所说刘伶"惟著《酒德颂》一篇",显然与事实不符。     

中印创世神话刍议

中印创世神话孕含着对光明的崇拜。印度神话作为玄学思辨的依托，蕴涵着古代印度人对一系列哲学问题的思考，其历史神话化的主体文化是崇尚神权；中国神话注重的是伦理至上的观念，认同的是“天人合一”，神话历史化的实质是崇尚王权。     

"竹林七贤"称名依托佛书说质疑

以嵇康、阮籍为核心的而形成的“七贤”固为实有历史人物，“竹林”亦非假托佛教名词，“竹林七贤”标目决非东晋中叶谢安首创，亦非纯属意念虚构的中华传统与天竺佛家异型文化的合成品。产生并流传于历史的这一标目的意蕴，与佛教寺院文化无直接联系。作出“竹林”为“假托佛教名词”的推测，固然大胆而启人心智，却缺乏经得起推敲的小心缜密的求证来支持。     

“阮咸牌”琵琶在唐代的发现

竹林七贤代表着令人神往的名士风范,他们以其超尘绝俗的才情气质、个性禀赋,成为后人包括唐代士人崇拜和接受的偶像。从竹林七贤事迹中抽取了＂阮咸＂这个具有象征意义且颇具影响力的＂符号＂,展示七贤的代表人物阮咸之诗性与才情在唐代的嗣响,并以此说明七贤早已成为唐人的历史记忆,成为唐代士人精神传统与文学传统之一脉。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结合庄子的自由观看稽康的自由追求

魏晋玄学受庄子哲学思想的影响颇深，而在代表玄学思想的“竹林七贤”中，严格地说，只有稽康以其独到新锐的玄学思想，狂放任诞的知情言行，将人格精神的自然真率坚持到了生命的终点。现结合庄子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观，对稽康的自由追求作些分析。     

东晋南朝时期庐江何氏与琅邪王氏婚媾交游考——从一个侧面看庐江何氏门第与地位得以维系之原因

东晋南朝时期,士族社会不同家族往往世代通婚,交往密切。庐江何氏家族本为兴起于魏晋之际的“小族”,及至东晋南朝,其家族门第不断上升,一个重要的因素便在于世代与琅邪王氏家族通婚和交往,得到了王氏权势人物的提携。特别是东晋王导扶持何充,使其位列宰辅,奠定了其家族门第的基础。萧齐时代,王俭对何氏家族人物多有表彰与提携。当然,这种家族间的通婚与交游,何氏代表人物也有帮助王氏的事例,从而影响到王氏家族的发展。     

诸葛亮的为学之道

集君子人格与隐者人格于一身的诸葛亮是从儒家经学模式到以道释儒的玄学模式转变过程中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其"观其大略"的学习方法和"淡泊"、"宁静"的学习理念不仅是儒家本色的充分展示,而且表明诸葛亮是稷下刑名之学的实践者,在学习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东晋诗僧现象解读

针对学界对诗僧的界定的模糊,论者重新进行了界说,并审视了东晋文人与僧人的诗歌,得出它们共用了一个相同或相似的话语系统的结论。东晋诗僧的出现,忽如一夜春风来。究其原因,主要是老庄玄学与大乘佛学的契合交通为僧人与文人搭建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而大规模的对话及对话与赋诗同步,直接导致了诗僧的出现,并形成了东晋诗僧与文人诗歌话语系统的同一性或相似性。     

二十一世纪“竹林七贤”研究趋势概述（二）

进入二十一世纪,对竹林七贤的研究空间由文学领域正在向哲学、历史、艺术、考古等专业不断发展,具有逐渐扩张的趋势.《事文类聚别集·礼乐部》注引的《魏记》内容,继承了《资治通鉴》卷七十八“魏记”内容.“竹林之游”包括以嵇康、阮籍、山涛为核心的“七贤之游”与以嵇康、向秀、吕安为核心的“嵇康之游”两个阶段.竹林七贤的价值取向有偏重儒家理性与偏重道家审美两个方面.竹林玄学研究大致可分为儒道兼综和重视庄学人生体验两个类别.     

论魏晋士人人生境界的美学意蕴及其意义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且颇具风采的一个时代。这一时期玄学盛行,崇尚精神解放,它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崇尚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形成了魏晋士人独有的哲学、自由的美学精神,形成了魏晋士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自然＂人格。理想人生境界的确立,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风范,其影响是甚为深远的。     

阮籍、嵇康的主体情怀与玄学

竹林七贤生活的魏晋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阮籍和嵇康主体情怀的不同,显示出魏晋士人风度的差异,也使人的主题具有了真正深刻的内容.不容忽视的是,玄学的发展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浓重的痕迹,对他们产生的是冲击性影响.     

辉县竹林寺调查

辉县的竹林寺时常出现在清代《卫辉府志》和《辉县志》之中,均表述为晋竹林七贤的游隐之地。为了解竹林七贤的游历地情况,对辉县市吴村镇所辖的山阳、鲁庄、重泉村等地进行调查,收集了一些关于竹林七贤、百音碑、竹林的传说,查访了竹林泉的现状以及相关的碑刻,并就竹林寺、七贤祠、竹林泉以及七贤故居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辨析。辉县市的竹林寺一带应当是竹林七贤的游历之地,但并非寓居地。辉县之"山阳县"与竹林七贤寓居的"河内山阳"是两个概念,不能相提并论。     

“竹林七贤”名号考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八)的篇目《魏记》对竹林七贤的评价,是一个具有贬义的重要转折。南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礼乐部》注引的《魏记》内容,并不是马鹏翔所说的《隋书.经籍志》中的"《魏纪》十二卷,左将军阴澹撰",而应该是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八)的篇目《魏记》;在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礼乐部》注引资料中,并非只引用书目,有时会书目、篇目兼引,有时只引用篇目,或概括引述,引用资料来源并不规范。在没有确凿证据出现之前,较早记载"竹林七贤"名号的文献,还是以东晋孙盛所著《魏氏春秋》和刘孝标注引的《晋阳秋》为好。     

麈尾与六朝清谈

服饰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直观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六朝时玄学盛行,士人们崇尚清谈,而作为助谈之器物的麈尾在清淡中充分体现了玄学家们崇尚虚无、力主玄远的精神,成了六朝士人重要的一种装饰和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