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田起义后太平军转战江口战略意图探讨

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三日,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的第三天。太平军采取了全军转战东距金田二十多华里的大湟江口的战略行动,一举占领了大湟江口圩及附近地区。洪秀全置大本营于江口圩北郊的石头脚村达二月之久,这期间太平军与清军主力在江口地区曾发生多次激战,至辛开元年二月初六日(一八五一年三月八日)才突破清军重围,转战金田、紫荆山西撤武宣。东出江口是太平军揭竿而起后首次重大军事行动。关于其战略意图所在,史学界也曾有所论,至今大概有如下三种看法。其一,澳大利亚学者黄宇和先生所持的东下图粤说认     

太平军在徽州的活动状况及其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对《介夫年谱》的分析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了大半个南中国,僻处皖南山区的徽州一直处于太平军与清军的反复争夺中。徽州的一些地方文献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当时一些文人也通过各种记载方式为我们留下了珍贵史料。在一份日记类史料《介夫年谱》基础上,辅之一些地方志史料,可窥见太平天国时期的徽州战事与百姓生活状况。     

林颖山及其《蒙难纪略》—杭州新发现的太平天国时期文献

太平天国运动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课题之一。研究的前提和依据,在于史料的发掘整理。有关太平天国史的档案、文书、官书、野史、笔记之类文献,近年陆续搜集,数以千计,大多已辑入《太平天国史资料》、《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料丛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太平天国史译丛》、《太平天国印书》、《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等书,成为学者们从事太史研究的有力工具。但其中真正由直接参加过太平军的人所写下的长篇记事文献,为数实在不多,仅《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等寥寥数种。前者系李秀成身系囹圄的供词,不无顾忌;后者为英国人呤唎以文艺加工方法表述,不够真实。两者虽各有局限,但记事详细,很有参考价值,特别是《李秀成自述》历来为史学界所重视。可见此类亲历者所留下的直接史料,意义重大,有待发掘。     

读太平天国史札记<四则>

一、关于“太兄暨朕登极节”太平天国拜上帝教有六个宗教节日(亦称“天历六节”),其中之一即天历每年的二月二十一日的“太兄暨朕登极节”.此节含义,解释不一.但大都避开“太兄登极”问题而讨论“天王登极”,且将“天王登极”理解为“登天王位”.罗尔纲先生曾认为,在1851年1月金田起义前,洪秀全不会正式登天王位;又,天王“登极节”在“二月二十一日”,这个“二月二十一日”当不是道光三十年(1850年)二月二十一日,而应是咸丰元年(1851年)二月二十一日,是时太平军进驻武宣东乡,所以,洪秀全是于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于武宣东乡登位称天王的.①此说被广泛接受,写进了各式教科书.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也持此说.②惟简又文根据《洪仁玕供词》等材料,认为太平天国当“一起义即正位天王,必无于武宣再行‘即位’之理”.③但仍视“登极节”中的“登极”为正天王位.     

再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浓郁的兴化情结”难以成立——与任祖镛先生再商榷

用研究独创作品的"故乡情结"思路去推敲非独创作品《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有"浓郁的兴化情结",在基础性上是有问题的。简单地从《水浒传》中找出若干细节去对应"兴化施耐庵"的相关材料,得出的结论难以服众。     

引动思维 彰显细节魅力——话题作文《牵手》说课预案

说选题的出发点 一是八年级上册教材关注细节描写,其中第二单元中选取的朱自清的《背影》李森祥的《台阶》等从多个方面展示了人物细节描写也好,只有细节刻画生动了,文章才可能充实,也才可能使人耐读。     

《剑侠传》编者为王世贞可否成为定论？——兼与罗立群教授商榷

《剑侠传》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剑侠”题材的文言小说集,其编者一般被认为是明代“后七子”之一、复古运动领袖王世贞。国家图书馆藏明隆庆三年（1669）四卷本《剑侠传》是现存最早的版本,可作为考察该书编者最重要的基础文献。暨南大学罗立群教授撰文认为隆庆三年四卷本《剑侠传》非王世贞编,罗教授的说法值得商榷。隆庆三年四卷本卷首的《〈剑侠传〉引》与王世贞《四部稿·〈剑侠传〉小序》几乎重合,且文中表明序者、编者为同一人,可认定《剑侠传》编者为王世贞,并非罗教授所谓四卷本《剑侠传》绝非王世贞辑本;“弢庵居士”当为王世贞提取“天弢居士”“息庵居士”中“弢”“庵”字后的重新组合,是其相同心境的不同表达,亦非罗教授所谓“没有文献可以证明‘弢庵居士’是王世贞别号”;考察“履谦子”的身份,发现其为王世贞侄孙,其武生的身份与其刊刻《剑侠传》非常契合,罗教授所谓“没有文献记录王世贞与履谦子有过交往”难以成立;《剑侠传》和《艳异编》选编标准有交叉融合的地方,二书有部分内容重合实属正常,并非罗教授所谓二书出现“混编”、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的推论。因此罗教授所提四点论据均难以成立,王世贞为《剑侠传》编者可成定论。     

先秦道家“因”范畴初探

"因"这一范畴在老子以后的先秦道家理论中,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在现实中落实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国语》、《黄帝四经》中多提及"因天"思想,即顺应天道,《管子》中创造性的提出"静因之道"命题,完善了道家的方法论,为此,通过对以上思想的分析探讨了"因"这一范畴的方法论意义。     

汪曾祺“聊斋新义”对《聊斋志异》的改编改写

传统文学对现当代作家有着莫名的吸引力,使其研读之余,还要改编改写。新时期,老作家汪曾祺改写《聊斋志异》,是为"聊斋新义",共十三篇,其中有的改自原著的名篇,如《蛐蛐》、《画壁》;有的改自原著较少人关注的短篇,如《双灯》、《牛飞》;也有从"异史氏曰"有感而发改写的《捕快张三》。这些篇章保留了若干古代笔记小说的叙事特点,充分体现"京派"小说在文体上的开拓。另一方面,汪曾祺删去原著中传奇性的情节,铺叙小说人物的生活细节,保留了作家自己一贯的小说创作风格。在"聊斋新义"中,作家贯彻了其表彰人性美的创作宗旨,通过文白杂糅、清新朴素的语言,描绘了男女之间、人狐之间,甚至人与动物、死物之间的真挚情谊,从而建构了一个和谐温暖的人间世界。     

李秀成的“保民为乐”与洪仁玕的“革故鼎新”

太平天国运动留给后世两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即李秀成的“保民为乐”思想和洪仁开的“革故鼎新”思想。“保民为乐”提倡尊重他人的人生价值和人格,是一种人道精神、人本精神;“革故鼎新”建立在对近代社会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是一种仿效“西法”,建设近代化国家的精神。李秀成和洪仁开是同时代的人物,但思想认识上有差距。李秀成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改朝换代”的水平,远远落后于时代,它不可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不可能将中国推向富强。洪仁开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提出了《资政新篇》;从太平天国本身说,《资政新篇》没有得到实施,但是,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整体来观察,其所规划的各种改革,在洋务运动时期大多数得到实践。但《资政新篇》过分强调“法制”,丢掉了“伦理道德”。李秀戍的“保民为乐”思想弥补了洪仁开的“革故鼎新”思想。两者都值得弘扬。     

“天地”与“圣人”之“大仁”——《老子》第五章主旨简说

《老子》第五章是体现老子"天人合一"、崇尚自然思想的代表性章目之一。此章之主旨,乃在于主张虚静无为,效法天地自然,倡导"天人合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作者运用双重比喻手法,强调"圣人"要像"天地"仁爱万物一样地仁爱百姓;而要实现如此之爱,"圣人"就必须进一步像"天地"自然运转生化与仁爱万物一样来尊重客观规律,顺应自然,仁爱百姓。如此"天人合一"的思想贯穿于《老子》全书,意义深远。     

古久里是“第三国际”的代表吗? ——《鲁迅年谱》(鲁迅博物馆编)商榷一则

保罗·瓦扬·古久里(1892—1937)是法国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记者,法国共产党员,曾任法共中央委员、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主笔。一九三三年八、九月,他曾来上海出席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召开的远东会议。在这期间,古久里曾与鲁迅晤面。对这一史实,复旦大学等三校编写组所编《鲁迅年谱》未记载;鲍昌、邱文治所编《鲁迅年谱》根据《鲁迅日记》等资料作了记载,所记尚简明;鲁迅博物馆所编《鲁迅年谱》(四卷     

《新华字典》第一版的编辑出版等史实考述

通过叶圣陶先生的日记,以及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资料等,对《新华字典》第一版的若干史实做了探讨.主要包括:语言学家魏建功先生等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编辑字典计划》是如何成为《新华字典》的编纂纲要的;魏建功先生与出版家叶圣陶先生如何共同领导编纂;《新华字典》第一版的排版、校对、审读、修订等情况.由出版家与语言学家合作编纂的《新华字典》标准高、范围广,其编纂意义已经上升到国家文化战略高度,因此《新华字典》第一版达到了较高的科学性、规范性与实用性,经过不断修订,成为现代汉语小字典的典范之作.     

小议细节管理

当今管理最流行的词汇是什么?是“细节”。只要你上书店浏览一下财经书架,就会发现到处是谈论精细化管理的书籍,比如《细节决定成败》、《决定成败的49个细节》、《细节是魔鬼》、《细化管理》等等。精细化管理强调的是一个系统,是说每个岗位每位员工都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找任何借口,哪怕是合理的借口,想方设法去完成任务。从内而外,从外到内;天下大事,必做于细;成也细节,败也细节;左手战略,右手细节。     

《从军日记》与《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精神联系和差异

谢冰莹的《从军日记》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存在历史姻缘关系,两部书亦有诸多精神上的联系。但二者又是截然有别的:《从军日记》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化倾向、明朗刚健的情感基调和女性解放的特征;《少年维特之烦恼》则有较强的文学艺术性、伤感色彩和女性被动的倾向。     

中华经典研读之《易经·系辞》七十七 易曰 自天祐之 吉无不利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这一句引用的是《易经》中的《大有卦》上九的爻辞。朱熹注释:《大有》上九爻义。然在此无所属,或恐是错简,宜在第八章之末。他的意思是怀疑这一句可能是后人搞错位置了,应该在第八章的结尾。到底这一句应该在哪里,现在还没有定论,所以我们还是先来看它的含义吧!     

朱自清1934年、1935年日记误记举证二则

《朱自清全集》第九、第十卷收录了朱自清十多年跨度的日记,这些文字是朱自清研究的重要原始材料。不过,在整理朱自清的日记过程中,笔者发现了部分错误。这些错误一方面是朱自清本人的"误记",另一方面则是整理过程中对字迹辨认引来的。本文围绕1934年、1935年的两则错误日记进行辨析,试图为考辨朱自清生平及文人的交往活动提供准确的"信息"。     

论《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吃”的细节描写

索尔仁尼琴是细节描写大师,他的成名作《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的经典细节描写比比皆是,其中尤以＂吃＂的细节描写最为惊心动魄,堪称全书的＂文眼＂。着重考察了作品中＂吃＂的各种细节描写手法,并分析＂吃＂的细节描写在作品的情节结构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日本内阁本《割圆八线互求法》考述

将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割圆八线互求法》与梅文鼎《平三角举要》进行比对,指出前者是在学习后者的基础上成书的,而另一本藏于日本的中算书《八线互求法》完全抄自《割圆八线互求法》,书上写有"徐光启校阅"字样,纯属托名之举。     

奥威尔、萧乾与中国抗战——以《奥威尔日记》为中心

1941年初,奥威尔与中国作家萧乾相识,对其一向关心的中国抗战事业产生了较大影响。这在其"战前事件日记"及"战时日记"均有所表现。以《奥威尔日记》为中心,通过详尽梳理奥威尔有关中国抗战的记录,可以发现,奥威尔对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极为关注。他不仅对中国抗战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并对其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部分的地位、作用也以予了充分肯定,体现了奥威尔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