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文鼎与西学:“礼失求野”与“西学中源”

"礼失求野"和"西学中源"是明清之际兴起于中国学者之间的两种对待西学的态度,两者都认为当时的中学已落后于西学,但两者也存在显著不同,前者不涉及两种文化的源流,只表明向西学学习的积极态度,而后者明确指出西学来源于中学。梅文鼎是清初历算大家,对中学和西学都有很深刻的认识,"礼失求野"和"西学中源"的思想在梅文鼎身上都有明显体现,但其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未曾论及"西学中源"思想,只是在晚年受到康熙帝召见后,才开始大力宣扬这种思想。其孙梅珏成也受到梅文鼎这种转变的影响。     

梅文鼎与西学:“礼失求野”与“西学中源”

"礼失求野"和"西学中源"是明清之际兴起于中国学者之间的两种对待西学的态度,两者都认为当时的中学已落后于西学,但两者也存在显著不同,前者不涉及两种文化的源流,只表明向西学学习的积极态度,而后者明确指出西学来源于中学。梅文鼎是清初历算大家,对中学和西学都有很深刻的认识,"礼失求野"和"西学中源"的思想在梅文鼎身上都有明显体现,但其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未曾论及"西学中源"思想,只是在晚年受到康熙帝召见后,才开始大力宣扬这种思想。其孙梅珏成也受到梅文鼎这种转变的影响。     

由建构与算理看戴震的《勾股割圜记》

戴震对中算的贡献,一向被认为只局限于算书的整理上,如校《九章算术》、恢复《算经十书》,等等。他的数学成就,常被批评为无足轻重。文章从学术建构的角度,来分析戴震的《勾股割圜记》,认为戴震著书的目的是希望由中算固有的性质中,创造出一个具文化传承且能与西方三角学匹敌的勾股割圆术。由此观点,戴书中许多被诟病之处,可得到合理的解释。另外,在研究戴震算学的文献中,很少谈到戴震对算理的强调。文章的另一目的是讨论算理在《勾股割圜记》中的重要性。戴震宣称割圜之法尽于勾股互权(相似直角三角形三边互求)。而在其书中勾股术的推导过程,除了图式,戴更明确地列出相似勾股形的对应边。无论是平面或是球面,戴的确是用该性质推导出所有的勾股术。     

西学、传教士和王韬的春秋历学研究

春秋历学研究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王韬(1828—1897年)在西学和传教士影响下,重新考订了春秋时期的历法和日食,其成就达到了新的高度。文章介绍其历学著作的内容,分析他从事该项研究的原因,考察他对中西历法的融汇与折衷,并再现了他与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年)、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899年)等人的学术交往。     

康熙帝之治术与“西学中源”说新论——《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的成书及其背景

明末清初西学传入中国,为达到引进之目的,出现了比较中西学术的各种说法。《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这篇由康熙帝亲自撰写的历算短文,首次明确表达了"西学中源"的观念。本文依据中西文献,特别是宫廷学者之文集,对该文写作背景、动机以及反响作深入之探讨,确定该文完成于1703年。并指出正是由于康熙的宣讲,使"西学中源"说从庙堂之说成为文人的谈资,以梅文鼎为代表的诸多文人的迎合响应以及转述,使此说成为影响清初学界的重要论说,对康熙时代乃至后来的历算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天旋、岁差与中西之争——清代科学思想史的一条线索

明清之际西方岁差的"恒星东移"解释传入中国,引爆了激烈的中西论争。梅文鼎通过对历算史的重构将"恒星东移"纳入中法范式,但分歧并未就此消弭。安清翘通过解构西学、回归中学,将"恒星东移"从中学体系剔除出去,同时对"西学中源说"提出了系统性的批评。令人深思的是,梅文鼎倡导"西学中源说"是以默认西学优于中学为隐含前提,安清翘批评"西学中源说"则以否定西学优于中学为预设基础,立论虽然不同,但目标却出奇的一致,即发扬传统以求超胜!就中学的维护和弘扬而言,"西学中源"的解构者安清翘甚至比倡导者梅文鼎更坚决、更彻底。岁差与中西之争的表象之下,隐含着当时受到西学影响而升华的中国传统天旋模式之争这一深刻背景。三者复杂纠缠、整体联动,刻画出有清一代科学思想史的一条清晰而重要的线索。     

晚清科学士绅的科学体制化践行

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学术结构悄然发生了改变,由传统学术体系逐渐向现代西学转变,在这一转向过程中,中国萌发了早期的科学家、科学学会、科学期刊、科学交流等科学体制化的标志因素,尤其"科学士绅"这一社会群体的出现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较为广泛的传播,由此催生了科学体制化在中国的萌芽与发展。     

洪大容地转说之学术渊源

18世纪中晚期,朝鲜的洪大容在《医山问答》中提出了地球自转理论。对于他的理论是否是“独创”的问题,学术争论由来已久。通过对《医山问答》的具体解读并结合洪大容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经历,可以得知,洪的理论是有深刻的思想渊源的,其理论传承于宋代理学、汉译西学、17、18世纪朝鲜所制的浑天仪的原理、结构及其先辈对宋代理学、汉译西学的消化受用等四个方面。     

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文化屏障与跨越

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在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的第一时期(1582-1775),"夷夏之防"和"西学中源"是近代西方科学传入的文化屏障。第二时期(1807-1928)的"西学中源"文化观(晚明思想的嬗变)、"中体西用"文化观和"西体中用"文化观引领了中西方科学文化的"融合"与"会通"。跨越屏障后的科学文化观发展经历三阶段,呈现三形态。     

知识分类视角下晚清西学汇编中物理知识的表达与认知

如何理解两种文化相遇时“本土”与“域外”之间的知识融通是探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重要议题。透过晚清西学汇编对物理知识的本土回应或可发现问题的关键。这些汇编资料再次选择与重述已有西学译书,对传入知识进行二度创造。其中的知识分类呈现出新知与旧识之间的往还,反映出时人对物理知识的认知。西学汇编对传入物理知识再生产的复杂历史情节,显示晚清中国学者对物理学的认识不止由器物上升到学理,还有着以“艺”描述其知识属性,以“测量”“格物”概括其知识领域的尝试。解析西学汇编对物理知识的调适与回应,也是审视晚清物理学本土化的主旨所在。     

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

文章以新的视角,对清代康熙帝予以重新评价,认为他虽然勤奋地学习过数学,天文学和医学,著有《几暇格物编》,但最多只能算是一位科学爱好者,作为一国之君不但与同时代的法国路易十四和俄国彼得大帝相比,就是比与他早１００年的明末科学家兼宰相徐光启相比,也显得他在发展科学方面没有采取重要措施,而且有一系列的政策失误,诸如用人不当,不培养人才,不建立学术机构,不制造望远镜,把中外交流局限于宫廷之内,倡导“西学中     

中日方程论之比较

鼎盛于宋元时代的中算方程论在和算与清代数学中又有着新的不同发展，从和算这一角探讨中算方程论之特质与局限性，具有重要意义。该文通过对中日方程论之基础及发生机制的数理分析，比较了和算与清代方程论的不同成就及其成因，认为增乘开方法是中日方程论的基础，和算开方代数化与清代数学研究的注释性是造成中日方程论发展迥异的根本原因。     

“太医”和“御医”称谓的辨析

“太医”和“御医”是含义既有重合、又不等同的古代对于医生的两个称谓,而各自的所指也不是单一的。当今不仅古代题材的影视剧中容易将这两个称谓混淆,甚至在学术论著中对二者的误解和混用也并不鲜见。中国历史悠长,宫廷医官的设置代有变迁,情况复杂。简而言之,“御医”先前一直是御用医生的泛称,明、清两代才设有专称“御医”的职官;“太医”泛指宫廷医生,后来则也用来指称市井医生。     

中国直杆火箭系统研究

中国直杆火箭系统研究李崇州（青岛十中，青岛，２６６０１１）（二）《船只火器国说》中第二代直杆火箭系统的科学成就、实用情况及地位前文已经说过，（船只火器图说》后半部分的内容为中国第二代直杆火箭系统，包括五种不同类型的直杆火箭及其发射装置、发射剂与爆破剂...     

中国古代日食的宿度记录

统计和分析我国古代日食的宿度记录。有宿度的正史日食记录主要集中在两汉、唐朝、宋朝和清朝。这些宿度记录显然是事先或事后通过计算得到的。明清两代某些地方志追溯了过去朝代发生日食的宿度,但所记当代的宿度却大多是错误的。通过与现代计算结果的比较,发现两汉的宿度记录是按照太阳的平运动来计算的,唐代日食记录对太阳不均匀运动作了改正。通过与古代历法中计算结果的比较,探讨了两汉和唐代日食宿度记录的来源。     

民国时期的大数命名及争议

大数命名是数学名词术语统一工作的一部分,也与度量衡统一工作有关。自先秦至清代,中国大数命名并无统一标准。民国时期,大数命名问题引起学界和政府的关注,并争议不断。学界多位学者和教育部、实业部等政府部门均参与其中。争议的焦点是在“兆”以上采用三位分节的千进制,还是采用四位分节的万进制。这作为民国时期中西文化碰撞与冲突一个缩影,反映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处理本国文化习惯与国际文化习惯关系问题的不同思考。     

西周明堂建筑起源考

西周明堂是见于史料记载的一座重要的、涉及周天子祭天、布政等重要礼仪活动的建筑。但是，有关它的功能和型制，既无西周时的史料记载，又无建筑实物遗存，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从西汉至明甭及至近现代，诸多学者论道颇多。该文结合历史文献与原始社会至殷商的建筑考资料，通过对西周明堂起源的探讨，论证西周明堂是一座集天子祭天、布政于一体的大内正朝建筑。     

“学科”考

在汉语中,“学科”一词古已有之,但原指科举考试的科目。现代意义的“学科”来自日本,最早见于启蒙思想家津田真道的一份手稿。手稿刊印后“学科”一词得以流行。后来哲学家井上哲次郎也使用了这个词。1870年代,“学科”传入中国,最先使用这个词的是晚清驻英公使郭嵩焘。现在“学科”在日语中有3个义项,汉语也如此,所以这个词是中日两国共通的词语。     

薛凤祚科学思想研究的若干问题

关于《历学会通》对哥白尼日心体系的修改问题,科学史工作者提供的证据颇有说服力,应予以认真对待,但尚有探讨余地;明末清初正是中国传统天文历法、数学与占验开始萌发分离动向的时期,薛凤祚是这一潮流的见证人和主要参与者。其占验思想是其科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应给予宽容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薛凤祚的科学观是其科学思想的核心,研究它须以近代科学观为参照系,如此,方能正确判断其科学观的性质,厘清其中弥足珍贵的近代因素。     

论汉代车轮

汉代的轮轴工艺，是中国古代车制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重大课题之一。汉代的轮轴工艺已经稳定成型，它的民涵着金工，木工，漆工，革工等工艺内容。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机械技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