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核风险,重视民生安全文化建设——关于核风险及其规避相关几个问题的哲学思考

核能发展是双刃剑,它在造福人类的过程中,其自身也存在着许多潜在的和现实的风险。本文立足于全球化风险传播、分配、危害等视域,深刻探讨了核风险的基本特征及其破坏性,并从资本负面效应与工具理性张扬相结合的维度,分析了核风险生成的原因,指明核风险的全球性对人类产生的破坏是巨大的、残酷的、深远的。藉此,强调加强民生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剖析了民生安全文化的人本价值取向及其道德规约功能。最后,本文指出,在我国核能事业走向深入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应重视民生安全文化的建设,这一理念有利于避免资本负面效应以及工具理性张扬、价值理性弱化的趋势,有利于重塑核能发展的价值理性与道德理性,来预防、规避和限制核风险的发生,保证人的本体性存在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之安全,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于光远“社会的自然”思想评析——兼论雾霾的产生与治理

于光远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提出的"社会的自然"既是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研究对象和逻辑基础,也是自然辩证法学派的核心观点和历史起点。社会的自然是打上人类产业实践烙印的、与人类生产和生活相生相伴的、社会规律也要发生作用的自然。人类在生产好的社会自然的同时,也在不可避免地生产着坏的社会自然,雾霾的产生与治理过程再次证明了于光远的远见卓识。自然辩证法工作者要想为国服务,就必须研究社会的自然。     

生态伦理:从颠覆走向整合

"价值的颠覆"是由西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中形成的一种框架思维模式,影响和制约着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伦理价值的整合,使生态伦理研究陷入"两难选择"处境。在人类历史的嬗变中,生态伦理与现代性内在关联,突破"价值的颠覆"框架思维模式,凸显生态伦理的整合价值,消解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对立,为保护环境提供必要的理论根据。     

“整体子思维”——中国古代“尊道”“贵德”的生存方式与当代启示

基于长期对宇宙生命存在的体悟,中国古代已孕育出以尊道贵德为内涵的整体子思维方式,衍生了整体性的生存哲学。这种整体子思维既包含人们在宇宙中的尊道之理和贵德之质,又蕴藏着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尊道与贵德合一的存在秩序。而且,人类的生命价值完善就在于以尊道贵德为内容的实践过程。它不但为古代社会秩序建构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同时还成为当代社会有序建构的可能理论来源。     

全球价值与技术价值观转向

全球化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和客观现实.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蕴涵着人类所追求的、主导性的全球价值取向,对全球化的驱动以及全球价值的实现与技术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和逻辑的关联.技术价值观是全球价值的内在的社会历史根源之一.     

科技风险的社会接纳

科学技术正在成为当代社会重要的风险源,它所带来的风险与传统风险相比有许多不同的特征.今天,"危机"的概念范围已大大拓展,较突出的是从传统安全领域侵入到非传统安全领域.人类社会的风险水平开始上升,新型的、人为制造的、不可计算的风险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张.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削弱了人们以往据以思考和行动的基础和范式,风险认知与客观的风险之间存在着很大偏差.风险的影响,有时远远超出了事故本身造成的直接损失,产生巨大的间接代价,引发"涟漪效应".     

安全文化的人本价值取向及其系统模式研究

本文从灾难事故的风险性入手分析安全产生的根源,指出安全建构在人本理念的基础上,并从生存论的意义上将安全视为人的存在方式,论述了安全文化中人本价值取向的内涵.由此,本文立足于自律和他律的意义探讨了实现安全文化人本价值取向的制度系统模式以及民主系统模式.最后,本文主张,在风险社会中,应避免工具理性张扬、价值理性弱化的趋势,强调重塑安全的价值理性,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罪”与“赎”——关于人类工程之“非”的反省与超越

工程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具有历史生成性。尽管工程的发生与发展不仅创造、呈现和积淀着人类古往今来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而且确证、提升着人之为人的类本性,但由于人的理性、能力和人自身的有限性以及工程活动的复杂性,就使得人为的、人工开物的工程具有非完善性,无论对自然还是对人类自身都具有潜在的风险性或现实的威胁性,甚至以异化的形式奴役人。所以,工程既有功也有过,人类因工程之罪而遭到自然的报复和惩罚,以至于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和生存危机。这就警醒我们必须反思征服、宰制自然的工程实践,在肯定工程之是的同时,正视、检讨工程之非,进而优化工程观,并在现实中以赎罪之感合理地规范工程行动,自觉地建构无为、善为的工程,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解。     

论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与危机教育

现代化在快速推进人类文明的同时，也把人类社会带入到高风险和多危机的阶段。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相比，中国的外源后发型现代化面临着更高的社会风险，并且西方国家各种历时态出现的社会风险共时态地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在高风险和多危机的社会中继续推进现代化和社会转型，必须高度重视风险防范和危机教育。要转变传统教育理念，不断强化危机意识；加大教育改革力度，增加危机教育内容；采取强制教育手段。在全社会进行危机教育。     

风险社会中的科技伦理:问题与出路

风险社会是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境遇,风险社会中关于科技伦理的理解发生重大变化,也使科技伦理本身的发展面临重大问题与困境.导致这种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认为,基于人类整体的和未来的根本利益具有普世意义的科技伦理价值观应当成为我们不懈的追求,科技伦理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循环、对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与对立的历史性批判是走出困境寻求出路的根本思路.     

中国转基因作物决策30年:历史回顾与科学家角色扮演

本文着眼于1986年以来我国转基因发展现状和科学家在转基因决策中的角色变化,将我国转基因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并从转基因风险不确定性程度、价值共识程度和转基因安全评价与决策等角度论述了各阶段转基因决策议题的特征,从科学家与高层决策者、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的互动等角度论述科学家在决策中的角色。研究显示,在转基因决策中,伴随着转基因风险认知的不断深化、社会价值共识程度的不断提高、决策主体的不断多元化,科学家的角色定位逐步明确。     

科学论中的客观性

在科学论(Science Studies)中,客观性研究存在着两条进路:一、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客观性予以纯粹的社会学说明;二、历史认识论将客观性的发展史概括为一部道德史。前者将科学客观性完全归结为社会利益的导向,后者将科学客观性归结为一种道德属性。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将客观性指向事实维度,此二者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将客观性指向价值维度。因而,在科学客观性问题上,事实与价值发生了分离。面对这一困境,布尔迪厄的科学场域理论从自然与社会、事实与价值相结合的视角出发,对大科学时代背景下的科学客观性进行重新解读,试图将逻辑实证主义认识论意义上的客观性与社会建构论社会学意义上的客观性整合为一种历史的客观性,即科学理论是在历史中生成的、由科学共同体认识并承认的客观产物。     

“中国草学会农业伦理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农业伦理学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第一轮通知

正尊敬的专家学者:我国农业发展正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如农业环境污染治理与生态系统保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破解、粮食与食物安全保障、农业技术风险防控、农村空心化等诸多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不仅需要从科学技术与政策角度进行研究,还需要从跨学科系统分析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历史考察和伦理思考,以促进我国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农业伦理学"研究,在任继周院士的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下,经过两年多的积极     

核科学与“核和平”

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纵观历史,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从来没有过象今天这样“完美”的自我毁灭能力,核武器的起杀(Overkill)能力已经达到极大限度;同时,人类对和平的向往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和平已经成为人类的一种理想和事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经四十年了,我们已经取得了四十年核和平。在这和平与     

吉登斯风险社会及其解决方案的生态维度

疯牛病、密集型农业、核裂变、水源污染、空气污染、杀虫剂等风险社会生存困境表现出来的生态危机已成为现代政治核心地带,需要给予风险同样多的关注,这是我们能够从生态问题中汲取的主要教训之一。预防原则、大胆积极行动、风险预警机制、保险、福利国家等规避风险路径的建立和完善,对于有序规避风险并防范某些灾难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而反思性现代化、世界性民族主义、世界性民主和全球统理结构、风险评估体系、科学技术管理、人类风险意识增强等风险解决方案,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对当代社会发展仍具有深度启示和借鉴价值。     

风险社会中的共同体审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

风险社会导致传统共同体的追求悖论,传统共同体中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国家主义模式不仅出现功能弱化,且正在成为风险的源泉。共同体建设因此成为重要的时代议题。在风险跨国界存在的情境下,中国风险社会呈现出较强的异质性。对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探索风险防范规律,立足国内治理经验,以共建、共享、共治为实践基础,提出责任共担、命运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为防范与化解全球风险贡献中国智慧。     

“自主的技术”与“建构的技术”——雅克·埃吕尔与托马斯·休斯的技术系统观比较

雅克·埃吕尔与托马斯·休斯都将技术看作一个系统,但由于"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研究范式的"分立",两人的技术系统观尽管存在着相似性与互补性,在研究起点和研究进路上却各具特色。可以将休斯"技术系统方法"的历史分析框架视为埃吕尔自主论的技术系统观的一种反动,只是休斯矫枉过正,从理论的一极走向了另一极。正是以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为中介,技术哲学在寻求经验基础的过程中,向跳脱经典技术哲学决定论的渊薮迈出了坚实步伐。     

诺贝尔奖不是一切

60万英镑:不足反映现代科学价值 尽管在百年诺贝尔奖的历史中,它的科学奖98%以上都是正确的,而且其主流是肯定、表彰促进人类和社会进步发展,保护人类生命的重大成果和贡献,但是其中也游荡着盛名之下名不副实,甚至欺世盗名的阴影,同时也存在并不公正的种种遗憾,甚至是欺骗和教训.     

论阿伦特的“阿基米德点科学”

阿伦特在对当代科学技术的批判思考中提出了著名的"阿基米德点科学"的概念。针对当代科学技术对人类整体影响的问题,她作出了"世界异化"与"地球异化"的基本判断。在其中她阐释了"普遍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立,并表现出对"阿基米德点科学"无穷后退的担忧。她认为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这一悖论使人类难逃地球"特洛伊木马"的身份嫌疑。而普列斯纳的"离心定位"(eccentricity)理论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一"悖论"。尽管如此,阿伦特把"阿基米德点科学"的思想与其"积极生活"理论以独特的方式融贯在一起,对我们深入认识科学技术的本质及其政治、社会价值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恩格斯“末世”论探析——《自然辩证法》中的“终极关怀”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包含着一种"末世"论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终结,整个宇宙的命运也是这样。永恒发展是物质永恒循环中的发展,对人类历史和人自身价值的理解应当置于这个大背景之下。恩格斯的"末世"论受到了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又是立足当时科学成果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是对人的历史命运和人自身价值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