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丑":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新视角

在中国文论的话语中有没有“审丑”的问题?什么是“丑”?“丑”与美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抑或是对立统一的?这是古今中外文学理论研究中颇为新奇，又令人困惑的课题。中国古代前贤对此虽有一些零星的论述，但不成片段。从建构中国古代文学审美理论话语的视角出发，对此作些新的阐释和探究：有利于推进本土化、民族化的文论建设。     

论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

对古代文论今天有观照和转换两种阐释。"观照"是以古释古,强调还原历史上显性的文论范畴或隐性的文论系统;"转换"则着重要求以古释今或释今参古,即用古代的文论,包括概念与范畴、思想与精神等来主导或辅佐今天的文学理论。从文学和文论载体、批评对象、文学批评观念、批评主体思想特质等因素来看,古代文论具有浓郁的自足性和自适性,这也是古代文论观照较易、转换较难的主要原因。     

古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历史可划分为三段：从20年代至40年代末为一段，形成独立的学科；建国至“文革”为一段，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确立；新时期为一段，拓展出多元化的研究格局。古文论研究中每一新步的跨出，都有一股新的社会思潮的发动为之撑柱。就古文论学科的建设而言，其新的趋向，可能从以往“史”的研究的侧重逐渐转向“论”的意识的增强。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论卢佑诚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三种范式

卢佑诚先生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主要特色,在于长期坚守着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三种范式。所谓第三种范式,既不同于从前的以古代文学来完全统领古代文论的研究,也有别于后来的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研究,它由两个基本原则的相互融合而构成：一是传统的问题阐释;二是现代的价值判断。第三种范式不仅纠正了传统范式的封闭性,而且克服了新兴范式的浮躁性,是建设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必经的长期历程。     

欲望美学的文论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欲望美学与文学艺术的欲望化

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对后现代社会的性质——消费社会的研究，揭示了消费社会的文学艺术变成了纯粹的符号再生产，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消费社会成为了一个“仿象”的“超现实”社会。提出了非常现实的消费文化的理论问题和人类消费欲望化的现实问题，给我们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我们的中国当代文论应该关注日常生活的消费问题、消费欲望化问题，引导大众文化健康发展，以真正实现日常生活审美化，防止日常生活的欲望化。     

陆游蜀中文艺思想论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其生活于蜀地的九年时间里,形成了他成熟的文论思想和主张。他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文论中的“文道论”、“文气说”,从其自身的创作实践出发,主张文学创作应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吸取素材。我们从文学批评理论的角度对陆游的文论进行了论说和评析,指出其对传统文论的反思和改进。陆游的文论充满了积极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对于现代文艺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古代文论的历史反思与诗性空间的现代建构——兼论《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的创设逻辑

长期以来,古代文论的现代建构一直困惑着中国学界.进入新世纪,对古代文论资源的历史反思与诗意阐释愈显迫切.基于这样的现代忧虑,<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学者的建设襟怀.该著认为,只有在诗性的建构中,人与自身、人与对象、人与世界才是整一而不是分裂的.正是古人那种近乎神秘的诗性思维,使世界、人生、文学相生互惠,人据此重返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并与"本源"同在.因此,唯有重建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才能有效复兴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批评文体研究”笔谈——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文学性生成

按照西方近现代学术“分科治学”的规则，文学是文学，批评是批评，文学有文学的文体（抒情体或叙事体），批评有批评的文体（大抵是论说体）。但是，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文体常常不去论说而去叙事（如汉代的史传体批评）或抒情（如六朝的骈体批评和唐代的诗体批评）。中国传统文论的经典性文本如《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等，从文体分类上考察都不属于论说体而是文学文体。如何看待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的这种“破体”现象？或者说，如何评价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的这种文学性或诗性特征？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其意义不限于“批评文体”本身，而是可以为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找到一种新的入思方式或新的理论突破口。     

谈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在传统的译学研究中，创造性叛逆被视为“毛病”、“错误”而尽量加以排除；比较文学学者却认为翻译中的叛逆是不可避免的，其存在具有重大意义。现代文论中的阐释学、解构主义、描写翻译学派理论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提供了新的启示和有效的理论视角。     

“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述略

“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是由我主持申报并获立项的200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西方现代接受美学和阐释学为理论参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古代文论中蕴涵着的极为丰富、极有价值的接受诗学思想进行系统的清理和阐释，对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发生、演进的历史过程及其发展规律作出全面的归纳和总结，对中国古代接受诗学所蕴含的理论价值和现代意义进行深入的发掘，为建构有民族特色的当代形态的文艺学寻找有价值的理论资源。     

《算法统宗》题解诗诀辨析探究

中国明朝珠算大师程大位在《算法统宗》里，就一类名曰“物不知总”的古算问题－“孙子问题”，用诗雇形式对其解决作了描绘从比较辨析的角度，对上述解诗诀了探按，以阐释程大位对“物不知总”术的贡献。     

一种给人类理论眼光带来解放和超越的理论建树－重读《艺术至境论》

此文着重分析了顾祖钊先生“艺术至境论”广泛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指出它是能给人类理论眼光带来解放和超越的理论建树，关系着文论建设的全局，提供了中西融合的成功范例。同时也为解放文学史上的很多争端，对各种复杂的文艺现象特别是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提供了合理的阐释模式，因而理论界应更多地关注其理论价值。     

现代视野下的中国文学研究

2007年8月16～19日,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的40余位知名学者参加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举办的“现代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接受论文50余篇,就中国文学与文论的前沿性问题展开了深入广泛的研讨。     

论道家思想对苏轼“辞达”说的影响

“辞达”，是儒家文论的一个重要命题。苏轼对“辞达”说的阐释全面而又深刻，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作用。而苏轼解读“辞达”说所持的通达态度，又明显地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本文即试图对这种影响做一浅略的分析和梳理。     

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再思考

在学界普遍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论“失语症”讳莫如深的时候，国内一些睿智的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和转换，这项工作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仅靠中国古代文论的清理和转换是无法实现中国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的。还有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文章对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前提条件、理论实质和深层动因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期望通过倡导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来实现以我们民族文化与文论为主的文论话语重建。     

浅析宇文所安对《典论·论文》的翻译与评论

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在西方汉学界和中国文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典论·论文》的翻译与评论体现了他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思路,他将中国古代文论进行了翻译与文本细读,发现了其中重要的文学现象与文学命题,并采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了创造性阐释。宇文所安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翻译以及他将中西文论进行双向阐释的方法给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思路。     

试论中国文论话语的现代重构

20世纪只剩下短短的最后几年了。回顾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论，令许多文论工作者开颜。整整一个世纪的文学理论都被西方话语所统领，我们自己的文论却处于一种“失语状态”。正如季羡林教授所说：“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惯若寒蝉，在近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O今天，面对一个新的世纪的到来，我国作为世界文论起源地之一，在21世纪的多元文化格局中，能否占有一席之地，能否摆脱20世纪的文论先请状态，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建构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当然…     

发挥历史优势 进入学术前沿--《疑古思潮回顾与前瞻》序

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思潮，对现代史学研究影响颇大，但疑古思潮的局限也是十分明显的，其主要问题是文化建设方面不足，造成了古代历史的很多空白，对古代典籍搞了很多“冤假错案”，极需反思。“走出疑古时代”，重建古代历史系统，是目前史学界的共识。由洛阳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主编的《疑古思潮回顾与前瞻》是应运而生的一部学术力作。     

体制建构与性别政治——丁玲研究的“盲点”和新视角

近年的丁玲研究中，晚年丁玲究竟是“真左”还是“假左”似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而比这一“求索”更为重要的是把问题放回到历史活动本身。如果我们对历史的复杂性有足够的认识，那么这种二元对立的“左右”之分就不能满足我们的探求欲望。只有将体制建构、性别政治以及其它种种以往丁玲研究中不被注意的“侧面”同时包含在内，以为问题的指向和边界之一，变“盲点”为新的研究视角，历史的真相才能被我们更多地接近。     

“感兴修辞”：走向文学自身的“比兴”

王一川提出的“感兴修辞”理论是中国古代文论中“比兴”在其“内在理路”上的发展与后现代语境中个体化理解的创造性出场。这一较为成功的个案启示我们：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和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路向既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也不能一味地“回到原典”,而应在中国固有的文论传统中将其中有生命力的理论概念、范畴、命题等在其“内在理路”的基础上并结合当今具体的语境加以个体化的理解、改造,只有这样才是建设性的或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