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国时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与社会文化的自觉关系

民国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文化时期。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文化传播媒介中的不同形象塑造和编码方式，往往真切地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以民国时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为基准，希望通过对影像中不同的女性形象构建中，梳理出“她们”与当时社会文化之间的“自觉”关系。     

上海将建成西方电影解禁区

每年进口的外国影片不超过20部，这项执行了7年之久的政策就要寿终正寝了。据《好莱坞通讯》的消息，现在中国决定在上海建造一个“自由市场区”，在那里进口影片的限制将被取消，而且中国当局将鼓励当地电影出口到世界各地。位于上海高桥自由贸易区的这片“文化管理特区”是政府未来改革外国影片进口政策的试验田，设置自由区的目的也是为了增加在西方市场表现良好的中国电影的数量，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样的中国电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     

还让不让好好看电影？

在文明社会，影院也是公共空间的一种，就像公共场合不能随地吐痰一样，在影院不能大声打电话、大声交头接耳、不能拿手机对着银幕开启闪光灯拍照，这是基本礼仪。你在看电影的时候，能不能接受身边坐着一个“评论音轨”？如今国内部分片方为宣传影片，推出的“弹幕电影”这个小众观影方式似乎想自立门派，登堂入室，在大银幕上开耍，欲引导观影新潮流。     

印度电影艺术的卓越成就

在中国举行“印度共和国电影周”是破题儿第一遭的事情。我国人民对于我们友好鄰邦的文化艺术的成就向来十分重视,因此这次电影周的举行,毫无疑义会得到我国人民普遍热烈的欢迎。电影艺术在印度的历史并不算短。远在1896年,印度就开始建设电影院,到1913年即开始摄制本国的影片。印度的有声影片是1931年开始摄制的,而彩色影片在1937年就出现了。在1936-40年之间,由于印度民族运动的高涨和许多进步电影艺术家的努力,印度电影事业曾达到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繁荣的高峰。在这期间,他们创作了许多美丽的、擺脱了好莱坞的影响而充满着民族色彩的优秀影片,如“布桑·勃哈加特”、“查其达斯”、“街头歌手”、“阿达米”和“阿乌拉特”等等。目前,印度的电影事业主要有三个中心:孟买、加     

电影片名翻译“本地化”中的文化因素解析

西方影片在全球上映时，港、台、大陆三地对同一片名往往有不同翻译。本文试图探寻片名翻译在港、台、大陆三地“本地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并从文化层面加以分析和探讨。     

无望的人性探索--张艺谋电影论

张艺谋的电影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世界，影片试图运用二元对立法来揭示人性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即揭示自然性与社会文化、规则、秩序的二元对立，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在影片的叙述机制上表现为拯救与失望的对立，在造型风格上表现为写意与写实的对立。     

历史与时间之外的“找寻”：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对姜文电影《太阳照常升起》的精神分析解读

《太阳照常升起》中荒诞离奇的情节、错综变化的时空以及混乱的语言和视角使得这部电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写实之作，自然也不能以写实主义的艺术规范去要求或解读它。本文认为，正是这种混乱和错综恰恰与人之梦境的呈现有某种契合之处，从精神分析的角度人手或许能提供不无启示的发现。本文通过对影片的解读发现，这是一个在历史和时间之外不懈“找寻”的故事，影片中的主人公没有历史，身世模糊，自然就没有现实，这注定了他（她）们的缺失状态，他（她）只能不停地找寻，而当他（她）们一步步靠近找寻的对象时，却越来越意识到找寻本身的荒谬：他（她）们在历史之外找寻却被时间之流无情地吞噬，而在这种没有主体（自己）的年代（“文革”前后的中国现实）中找寻主体（自己），恰如在时间和空间之外找寻“存在”一样，既荒诞可笑而又沉痛悲壮，死亡注定是他（她）们宿命的结局。这或许即影片名“太阳照常升起”所呈现出的矛盾而富于悖论的含义所在。     

困境与解救：从女性主义角度看《人·鬼·情》

《人·鬼·情》被学者誉为唯一一部中国“女性电影”，它通过描绘男权社会中“女演男”的女艺术家的生活经历与心理历程，淋漓尽致地显示了现代女性面临的困境与所作的抗争。女主角寻求男性解救的过程，正是在与生命中重要的男性角色的关系中展开的。面对现实，她努力反抗，但最终不得不妥协，放弃现实中的寻求而将希望寄托于舞台上的钟馗。分析“女演男”这种“花木兰式境遇”可以透视女性在性别身份错位后的所得所失。     

新生代电影研究之三：王小帅论——当代都市电影与民间欲望漂流：王小帅论

主持人的话王小帅出生于1966年,1985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其“地下”作品一直关注边缘人的生活与情感状态,以此为题材的《冬春的日子》《极度寒冷》《扁担.姑娘》《十七岁的单车》和《二弟》等影片为他赢得了众多的国际性声誉以及“盗版一代”青年观众的喜爱。2005年初王小帅被正式“解禁”,恢复了导演资格,《十七岁的单车》更名为《单车》获准在国内公映,但相较而言新近的《青红》才是真正意义上首部“浮出地表”的王氏作品。当这一代导演终于“长大成人”,一方面获得了远较以往更为宽松的电影创作环境,另一方面也面临着从艺术风格、影像技术,到票房收益和后市场开发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和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生代之所以被指称为“这一代”,不仅仅源自他们美学特征的相似性,更来自他们共同置身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自我确认”的修辞冲动。本期邀请的四位作者中,鱼爱源是网络上炙手可热的新锐影评人,他的论文《主体身份与影像策略》从新生代导演的影像表达入手,探讨这种“自我确认”的文化实践的意识形态特征。徐钢教授的《“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北京单车>中的电影现实主义和中国城市景观》在跨文化理论视野里对王小帅式的“电影现实主义”进行了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分析。杨俊蕾博士的《影像记忆中的历史和个体》以意志、规训为关键词,对影片《青红》背后历史与个人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探讨。聂伟博士的《当代都市电影与民间欲望漂流》则以王小帅为典型个案,从民间与欲望的角度讨论了新生代电影的都市叙事立场与价值关怀问题。围绕王小帅的话题显然还不止于此,作为一位正在从“地下”向“地表”上浮的导演,与之相关的研究具备了指涉中国当下文化现实的辐射效果。而对他的考察也相应地呈现为即时、互动和多元的向度。比如,如何理解新生代电影与主流院线的商业权力关系?新生代电影在重新整合、培育观众资源的过程中,如何面对那些“看不见”的“盗版一代”的拥趸群体?这些都将使“浮出地表”的新生代电影导演们面临着更为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势。     

印度尼西亚抵制美国电影运动

美丽的“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正以汹涌澎湃之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个全面抵制美国电影的运动。美国的反动影片,近几年来大量地涌进印度尼西亚。1963年输入印度尼西亚的美国影片达一百二十余部,占外国影片输入的70％左右。美国在印度尼西亚设立了“美国电影协会”,操纵着七百余家电影院。这个美国机构还露骨地干涉印度尼西亚电影的发行和放映活动。例如:前几年,在雅加达最大的电影院“美加丽亚”上映印度尼西亚民族电影《危机》期间,它就以放映时间过长为借口,强迫这家电影院中途停止放映这个影片。     

论希腊神话传说中女性形象的演化及社会认识价值

希腊神话传说虽是对现实一种幻想的反映，但是毕竟曲折地表现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而希腊神话传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女性形象。希腊神话传说中女性形象的变幻，恰巧能够非常有力地证实女性形象的演化是随着人类的社会历史、生产劳动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对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女女地位由母权制下的“女神”，过渡到与父权制相抗衡的“女人”，直到处于私有制地位被奴役的“女奴”地位的演变过程就是认识人类童年时代女性形象的演化过程。     

摇滚音乐与生命之光的融合①--电影《北京乐与路》赏析

2001年，香港的女性导演拍北京，讲述北漂年轻人的故事，而且还是和摇滚追梦相关的剧情，剧中随处可见新生代年轻人的困惑、新旧文化思潮的碰撞、改革与反叛充斥等氛围。导演能够把北京话展示得如此地道、如此合情合理还被观众接受，实属不易。最关键的是影片不仅仅关注个体的命运，还折射出对香港和北京文化背景差异下的文化交流与磨合的反思。     

建国初“两条腿走路”办学方针的渊源及启示

新中国建立后，实施“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穷国办大教育的困境，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两条腿走路”办学是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的产物，对当代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女性成才的障碍及其解决途径初探

女性成才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中国女性成才的障碍主要有：传统的阴影、现实的障碍和女性自身的弱点。要解决中国女性成才问题，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社会要为女性成才提供良好的环境；二是女性要克服自身的弱点，做“四有”、“四自”的新人。     

论新生代电影导演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张元出生于1963年,1985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他在1990年代初期拍摄完成的《妈妈》被认为是当代国内第一部“独立电影”。张元称得上是中国新生代导演群体中少有的“高产者”。在“浮出地表”之前,电影《北京杂种》《儿子》和《东宫.西宫》为他赢得了众多的国际声誉;而在1998年取得国际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解禁令”之后,他又相继执导了影片《过年回家》《疯狂英语》《我爱你》《绿茶》《江姐》和《看上去很美》,也因此成为较早涉足国内电影商业化运作的一位新生代导演。作为新生代导演群体中的一类代表,张元的典型意义不仅在于他往返游走于“先锋”与“主旋律”之间的那份从容,而且“张元现象”也成为考量中国新生代导演十余年间辗转于电影美学与市场运作之间独特体验的生动样本。别有深意的是,这些细节都在某种特定的“全球化语境”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放大和渲染。本期邀约的四篇论文中,孙绍谊博士与李迅研究员提供的导演访谈尽可能地保留了许多现场交流的细节,使我们得以直接了解张元本人对于国内电影市场不无真诚又略显偏激的态度。这不仅是对读者反应式批评的有益补充,而且也正是本栏目所期冀的多元文体与多元研究路向的一次探索实践。刘福泉教授的《张元:在寻找中站立》秉承了传统美学批评的理路,以反叛、寻找、皈依为关键词,梳理张元从“小众”到“大众”乃至“主旋律”创作的心路历程。Adam Lam博士的《“第六代”:后现代文化的符码“仿真”》则通过对张元与另一位新生代导演管虎作品的比较研究,试图说明在“国际化”的巨型“能指”背后隐藏的权力运作机制。关于此问题,钱春莲、邱宝林二位博士合作完成的论文《论新生代电影导演的跨文化传播策略》提供出另外一种思路。论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入手,探讨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双重维度上,新生代导演如何在直面市场的经济策略与以民族认同为基点的文化策略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并且将两岸三地青年导演的区域性合作纳入新生代电影的产业实践。这无疑开辟出一个新的研究路向,同时也呈现出一种新的合作发展的现实可能性。     

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看张艺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生态或环境的批评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结合,揭露父权制的社会是压迫女性和自然的根源。以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为视角,对张艺谋影片中的女性人物进行深入研究,可探寻出张艺谋导演的影片的主题——呼吁建立一个乌托邦,即一个人人平等的和谐社会。     

和谐思想与中西文化的交融——《西方古典思想家和谐与和谐社会思想研究》评介

“和谐与和谐社会思想”是近些年来学界涉猎较多的一个内容。人们从不同的文化角度、视野来诠释、理解、探讨、研究“和谐与和谐社会思想”，应当说这对社会现实和学术研究是有明显成效的，也算是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和谐”热潮。当然人们更多地是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去发掘、探寻，而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此类思想比比皆是。     

论邵氏《西游记》系列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塑造

作为20世纪60年代香港"西游记"题材电影的重要作品,由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投资拍摄的《西游记》《铁扇公主》《盘丝洞》《女儿国》四部影片,通过原著女性形象反面色彩的强化、女性形象官能意味的含蓄性表述投射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影片主创者对于女性"祸水"观的承袭,并折射出当时香港电影艺术家对于《西游记》这部古典小说名著的独特理解与影像诠释。这种电影创作实践,证明了古典名著的人物影像化重塑乃至整体改编只有实现艺术诉求与商业票房、忠实原著与改编创新的双向平衡,才能更好地普及古典名著,弘扬传统文化。     

平衡与整合--《太极旗飘扬》对电影产业化的启示

《太极旗飘扬》作为一部韩国“爱国主旋律”电影，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都十分可观。而这部影片所展示的韩国电影产业化的娴熟而富有东方智慧的平衡与整合的文化运作，更值得我们注意。虽然，影片构架明显概念先行，基本按照好莱坞巨片模式打造。但是，它以大资本的产业化投入和明星阵线的商业炒作为物质保证，以成熟的制片人制和“民族主义”配额制为制度保证．以民族风格的人性化笔触和商业化模式、类型化人物结合作为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保证，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在充分吸取好莱坞类型片的特征基础上．融人韩国民族心理特质，把艺术、商业和流行文化成功地结合起来。     

浅谈周星驰无厘头电影

无厘头影片对传统文化的颠覆与批判表现尤为突出，特别是迎合了新生代的消费者的审美要求，以及后现代深藏的悲观厌世，即时行乐．侥幸心理及小人物的英雄梦幻。本文对周星驰无厘头电影进行了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