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晚清社会变迁与史家民族史观的嬗变

晚清剧烈的社会变迁导致史家的民族史观发生根本的嬗变，这种嬗变从结构上来说，一方面是传统民族史观的基本要素中的文化观念的被重新估价，从而导致中国中心观念在晚清史家民族史观中的退化；另一方面它又是传统民族史观中族类观和政治观的被重新体认，并把这种体认融归为民族国家思想，这实质是一场文化的反思和抉择，它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宋代火葬的盛行及其对“华夷之辨”观念的挑战

宋代火葬习俗屡禁不止，火葬与反火葬之争其实质是挑战与维护“华夷之辨”观念的一个缩影。在这场斗争中，火葬屡禁不止的事实表明挑战一方获胜和维护一方的受挫。这是作为“华夷之辨”观念维护者的宋代儒家学说影响力式微，而作为挑战一方的佛教和少数民族丧葬观念强势影响中原文化，以及宋代特殊的时代特征交织作用的结果。     

论扬雄“在夷貉则引之”的民族思想

扬雄重视民族问题，提出了“在夷貉则引之”的思想，主张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他写作《方言》一书，就是出于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中原文化的需要。扬雄主张用儒家思想引导周边地区人民进入礼仪文明社会，这一思想是对儒家“大一统”思想和“华夷之辨”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在当今仍有借鉴意义。     

论余英时文化史观的三维向度

余英时的文化史观大体可以分为儒家文化史观、政治文化史观以及人类文化史观三个方面。就儒家文化史观来说,"哲学的突破"、"士"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心"乃价值之源等构成了余英时先秦儒家文化史观的主要内容,明清儒学思想基调的转换与晚清儒学的内在批判构成了余英时明清儒家文化史观的主要内容,儒学非正统、反传统成分以及"整理国故"运动则构成了余英时五四文化史观的主要内容;就政治文化史观来说,通过"士志于道"、"人皆可以为尧舜"等名言警句,余英时论述了中国古代民主政治思想的支撑点。就人类文化史观来说,余英时对人文与科学的新研究与新思考充分展现了其博大人类情怀。纵观余英时文化史观,我们不难发现其儒家文化史观具有理性、政治文化史观具有理想性、人类文化史观具有独特性等特点。     

元好问的民族观初探

关于元好问民族观,在他所仅存的诗文中(主要是《元遗山先生全集》四十卷),找不到直接的论述。我们既看不到他对某一民族评论的是非之词,也觅不见一般儒者津津乐道的所谓“华夷有别”之迹。这一现象的出现,大致有三种可能:其一,因为他本身是拓跋元的后代,而金王朝亦属肃慎之后,女真之国,同被中国儒者视为夷狄。不能说他有意识地反对,但他起码不愿和不能接受“华夷之辨”的观点,也无意去判别民族的优劣。其二,在当时金末元初的动乱年月里,既使他也产生了朦胧的种族意识,     

从《大义觉迷录》看雍正的民族思想

《大义觉迷录》集中地反映了雍正的民族思想,主张“华夷一家”;应以“德”来评价少数民族君主;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应坦诚相待,推行开明的民族观。雍正的民族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积极的意义。     

钱钟书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思考与扬弃

本文认为,《管锥编》中藏有钱钟书先生的政治思想.其主要内容,一是通过对中国古代专制统治特征与弊端的反思,揭露了专制统治在统治集团内部造成的种种恶果;二是通过对文化专制及其与传统文化相关性的反思.揭露了专制统治者以言或以文字治罪的专横;三是通过重新提出与肯定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和”、“同”之辨,抒发了自己有关“治国譬如张瑟” 的政治理想.结论:否定专制统治与追求政治和谐是钱钟书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华夷”观念在越南的影响与阮朝对周边国家的亚宗藩关系

＂华夷＂观念以及中越宗藩体制在历史上对越南产生过深刻的影响。19世纪前期,越南阮朝一方面继承了与中国的传统宗藩关系,另一方面也把宗藩模式应用到与周边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中,构建了一种亚宗藩体系。这种模式也是这一时期越南阮朝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和特征。     

魏晋民族史观语境下的苻坚民族思想

先秦至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民族史观出现过多次变化与反复,魏晋时期的主流民族观传承自秦汉,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在民族矛盾极端化的魏晋时期,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胡汉双方位的民族观视角,为此后苻坚民族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苻坚民族思想以天下观与民族观的统一和柔性民族政策为主要特点,以柔性政策取代征战杀伐的理念领先于当时时代,但由于理想化色彩浓重,其理论体系和现实尝试都存在无法克服的弊端与不足,因此无法避免失败的结局。     

西方自然法学观与中国儒家法律思想之比较

西方古代自然法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是中西法律文化的源头。中国的儒家法律思想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及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价值观念上“正义观”与“天道观”的分歧；治国方略上“法治观”与“人治观”的对立；权利与义务关系上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的对立；人性分析上“性恶观”与“性善观”的冲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立真正的适合社会趋向的法律制度，必须大力吸收借鉴西方的法律观念。     

关于中国宗法制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宗法制度及其文化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针对近年来史学界提出的种种不同意见 ,进一步论述了中国宗法制度的起源、本质、表现形态和发展阶段 ;并对所谓宗法为周公创立 ,周代以前、以后不存在宗法 ,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存在的标志 ,《礼记》的大小宗理论就是周代的宗法等不符合史实的观点 ,以及当前宗法的改造和村治等问题 ,提出自己的新见     

20世纪农村宗族变迁研究综述

农村宗族几经变迁，尤其是20世纪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在此阶段，农村宗族的定位如何，农村宗族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以及当前农村宗族复兴的原因，这些问题都需要密切关注。研究这些问题，对人们更清楚地了解中国的宗族和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宗族变异与现代社会的适应——以武鸣县横塘人为例

随着20世纪80年代社会的转型,宗族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的拐点。文章通过对武鸣县汉族的一个支系——横塘人（平话人）的宗族进行调查发现,尽管现代宗族的传统物质要素缺失严重,但是族人关注更多的是宗族文化的发展。进而认为这是建立在旧宗族形态基础上的变异体,并长期适应着现代社会的变迁。     

人本主义模式与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是一门运用其价值观、专业知识和技巧为有需要的人群提供服务的助人专业,而其中价值观是社会工作的灵魂,它使社会工作与其他的助人专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人本主义模式对社工介入有着深入的影响.本文探讨了人本主义模式及其与社会工作的内在联系,并通过社工实务中人本主义模式的运用,对该模式在实务中的本土化提出一些反思.     

"举"字溯源与举族史考

古文中有"举"字,其构形像用二手向上举子状,"举"多用作族名.殷卜辞反映出举族与商王室同姓,常受商王之命从事农稼、田猎、征伐活动.武王克商后,周对殷遗民分而治之,举族也被迫迁徒到其他诸侯国.至西周中期,举族与周及其他族融合,遂湮没于历史的记忆中.     

重义轻利:中国传统家训族规教化的价值选择

传统家训族规是中国古代官方文化和儒家社会意识形态普及化的一种重要教化方式。儒家“重义轻利”的道义论价值观深深地影响了传统家训族规的制定和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代家训族规内容以思想道德教育为主;二是在众多家规族法中本身就包含着“重义轻利”等相关的训诫和规定。     

“以人为本”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超越

中国古代传统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体现了朴素的重民价值取向，对缓解当时的社会矛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强调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它不仅继承了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而且在“人”的内涵上和历史地位认识上、政权目标追求上、内容及保障措施上、价值目标取向上都实现了对民本思想的超越。     

论吕叔湘的语文教育思想

吕叔湘语言思想主要包括：１、语文性质论：“语文”指“语言与文字”,即口头语言与书面语;２、语文教育目的论：提高运用语言方案的技能,养成运用语言文字的良好习惯,达到动用语言文学的高境界;３、语文教学论：以学生练习为主,营造良好的语文环境,教会学生自学。吕先生对语言研究有“业余”的特点,其思想既有作为一个旁观者的冷静观察和思考,也不免有重复前人成说、缺少系统研究等特点。     

浅谈中国传统科技观及其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圣人创造发明科技论体现了重视人类自身力量的科学思想;有机整体自然科技观,强调从世界的统一性和事物联系性中来思考和解决问题,但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的具有无限包容性的理论,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自然科学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使其始终包含在思辨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中;重科学技术的现实功用的价值取向,促进了古代技术的大发展,但不太注重对科学事理或成因的探寻,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研究工作的全面发展;重经验总结、轻科学理论创造的科技倾向,局限于对实际操作程序的记录,基本上没有超出经验层次和升华到系统的理论体系,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理论的创造发展。     

“射日奔月”神话考辨

“射日奔月”神话是指“羿射九日”和“嫦娥奔月”两则神话。后人对史籍中记录这两则神话的文字解读见仁见智，众说不一，其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更是争议不休。其实，“射El奔月”神话是中国远古时代东夷部落集团句芒部族政治斗争与家庭纠纷的写照，是东夷部落集团的历史史事经汉儒改塑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