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仁”的观念与传统医学

古代称医学为"仁术"的年代已不可确考，从现有材料来看，当在宋明时期。明显是理学向医学进一步渗透下的产物。然而，理学的"仁"范畴的形成，亦吸取了医学的有关论述，使之从先在儒学单纯的伦理范时而变为形而上的本体范畴。"仁"作为宋明时期医懦关系的重要内容，值得去做一番较为详细的探讨。如果从医学方面考竟源流，（内经）中已经有"仁"的概念和儒家人贵的思想。（灵枢·通天新云："太阳之个贪而不仁，下齐湛湛，好内而恶出"。认为"太阴之人"属于贪婪淫荡的性恶者，这里的"仁"巳具有伦理道槽概念上的涵意。汉懦董仲舒亦有类似观点，如说…     

宋代理学在儒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经历汉代政治上的荣用，遭受佛道理论上的重击，儒学在魏晋、隋唐沉寂之后，终于在宋代走向辉煌，显回出强劲的生命力。宋懦无视秦汉以来诸儒的孜孜努力、勤勉耕耘，直承先秦仁学、实现仁（礼）到理的转化，构在儒家完满的本体论体系，并从本体论高度审视人性善恶，从而推进懦学至成熟形态--理学：1．末代理学始祖周敦颐一语"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o，扣住儒家实质，再予以生成论根基："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达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催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     

从钗凤形象的比较看《红楼梦》与理学

薛宝钗的人生可谓深谙老子之道,内敛而克制自己,勤与俭是她的生活的特色,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不像王熙凤那样锋芒毕露、张扬自己甚至伤害别人,而是缓解矛盾,以柔克刚;在管理家庭时,薛宝钗更能照顾下层人的利益,境界更高,结果赢得了人们的认同,王熙凤却因为对下人太厉害而终于遭到人们的厌弃。在对待众人眼中的坏人和所谓"敌人"时,她们的态度也有尖锐与柔和之分,其结果反而是取柔和方式的薛宝钗得到较理想的对待。她们的区别使我们在如何处理理欲关系上也得到教训,那就是应该克制自己的欲望,不可做伤天害理之事。钗凤形象的比较表明《红楼梦》对理学未必全盘否定。     

宋学与朝鲜性理学

一、序说朝鲜性理学可以分类为主理论，主气说，理气浑沦论，理气折衷论，道一元论，唯气说，理尊气卑说，唯理说和心即理说等九个论说，朝鲜性理学派如此多样．是其特色也。二、朝鲜性理学派1．生理论主理论者则是朝鲜切的郑道传、权近、赵光祖和中期的李彦迪、李汉等也。郑道传（天法，？－1392）云："于⑤原理．在天地先，气由我（理）生，心亦余焉"（"三门集"心气及自。理谕心气）此调儒家主理和道家主气而佛家由心之别类。权近（阳村1352－1409）又云："天鸟一大．一者．以理言则无对．以行言则无息。大者．以体言则无外．以代言则无穷…     

冯友兰“新理学”中“理”的特点

新理学的理是接着中国儒道的宇宙本体论讲的,它不可能不受这个儒道互补的哲学传统的影响。冯友兰受到过西方新实在论完备的逻辑方法训练,他讲理的宇宙本体意义不可能不更新儒道互补的哲学传统。所以,他只能接着宋明道学中的程朱理学讲,而程朱理学已经是中国哲学中的儒道互补在宇宙本体论方面的一种历史性成果。     

新理学美学本体论探析

冯友兰新理学美学对美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并且不断接近审美实际的转变过程。冯友兰早期的“美之理”说并不符合审美活动的实际，他对美的这种本体言说是无力的，及至意识到这种本体言说的机械性和不恰切性转而关注人的审美活动的实际，重视审美对象的独特之处，强调“美是使人有某种感觉底形象”时才真正突显出新理学美学本体论的价值所在。“美是使人有某种感觉底形象”可看作是冯友兰立足于审美活动实际，最终得出的美学本体论见解。     

道德与天地：论新理学“境界”之如何可能-兼答邓联合博士的一个问题

冯友兰新理学的"境界"是以"觉解"为枢纽的.在新理学的境界思想中, "觉解"有"形上"和"形下"的两个向度.<新理学>严格区分了"形上"与"形下";而在<新原人>的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里,本来所严格区分的"形上"与"形下"又得到了有机的结合;从而使新理学之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的实现成为可能.     

论"新理学"的方法论探寻与实验

冯友兰在创建"新理学"体系时,有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他不仅用清晰的逻辑分析方法清洗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使得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获得了学术的现代形态,而且注意到形而上学的重建需要"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的结合、逻辑分析和直觉的结合.但是,"负的方法"的引入,造成了"新理学"的内在紧张.单纯的"负的方法"之所得,并未避免用"正的方法"建构形上学所遭遇的悖论.结果"新知言"突破了"新理学"所谓哲学只使用纯粹思辩的限制.但是,理性的逻辑方法如何与直觉相结合,还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在此,辨证逻辑可能是一个更为基本的方法.     

程朱陆王如何看待学问与政治之关系

相对于其他学派,儒家更主张学问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在宋明儒学家这儿,直认定学、仕本是一事,当然,其间的细目复杂多样.程朱与陆王分别作为理学与心学的开创者,他们在学问与政治之关系的看法上虽然也有一些差异,但论点基本上是互相支持的.一方面,他们都认为治道来自学问,但学问对治道的影响却并不总是积极的;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政...     

逻辑经验主义和“新理学”的方法之争

在新实在论和宋明理学的双重影响下,"新理学"形而上学体系的建立已经具备了一种高度的方法论自觉,此时的冯友兰不仅用清晰的逻辑分析方法重新梳理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而且运用"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直觉体悟和理智直观来重建形而上学。但是,"负的方法"的引入,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新理学"的内在紧张,单纯的"负的方法"之所得,并未避免用"正的方法"建构形上学所遭遇的悖论,理性的逻辑方法如何与直觉相结合,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理学影响下宋代界画的美学特征

宋代理学对当时社会的文化、科学、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绘画领域,画家们致力于在绘画中表现"物"之"理"、"真",因此忠实描绘对象外形和结构的写实绘画成为这一时期的为主流。在理学观念的影响下,界画家们更为深入地研究对象的视觉表象和内在结构,以获得这一对象的外形、结构、空间、透视等绘画知识,并在作品中逼真再现出他们观察到对象的外部特征和内在神韵,使得这些作品呈现出独有的严谨、生动、精确的美学特征。     

理学与朱熹的史学思想

作为一个理学家,朱熹要建构自己的理学体系,离不开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思考。在经史关系上,朱熹反对两种思想倾向,一是重经而弃史,二是重史而废经。他把历史研究当作格物穷理的手段,主张先悟透经书义理,然后再阅读史书,研究历史。其论历史人物,特别强调义理在历史人物身上的体现,兼顾“资质”和“本领”,坚持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相结合,重义理,亦重功业。从天理的角度出发,朱熹把史书编纂的目标定为明正统、正纲常,强调用书法义例来达到昭鉴戒和明人事的目的。     

认知视域下的朱子理学之“心”

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有很多关于心的隐喻性论述。心隐喻的体验性有中医学的理据,以本体隐喻的拟人和容器隐喻为特点。拟人隐喻突出心是主宰,会把捉、收敛,以道心控制人欲,以敬心控制散漫;容器隐喻突出心之虚,可以容万事、纳万理,说明精神空间的无限性。"虚心"属于容器隐喻,与之伴随的是其虚明的特点,与虚明隐喻伴随的是心的湛然隐喻。"明"和"正"是隐喻之心的本质属性,其对立面是"昏"和"偏"。心之"正"由具体的直立和位置的正中转变为抽象的正义和公平等意义,是隐喻和转喻共同作用的结果。     

浅析程朱理学范式下薛瑄思想的转向——兼谈《易》学对薛瑄复性说构建的贡献

在格物致知方面,程朱的格物致知关注的是见闻之知的增加,而薛瑄格物致知以知性为目标,重视涵养;在为学途径方面,程朱是主敬、致知并重,然薛瑄更关注主敬;在性方面,程朱把性置于理之性,并有性即理之说,而薛瑄把理置于性之下,而有理即性之说。薛瑄的复性说简化了程朱理学的程序,把形而上的理置于易于把握的性之下,提高了穷理的操作性与可行性,是理学的新发展,也是对程朱理学的修正。在薛瑄复性思想的构建中,《易》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易》开辟了儒家视野中的宇宙本体论哲学,既完成了对先秦儒家形而上的构建,也为儒学以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源泉。薛瑄的性与复性说学正是其理论体系形而上的构建,《易》以宏大的形而上体系,独特的宇宙生产模式,为薛瑄性体构建、复性理论建设提供了基础,是薛瑄复性说的支点之一。     

宋明新儒学要干什么?─—写在《本体与境界──论新儒学的精神》一书出版之后

（编者按：宁新昌著《本体与境界──论新儒学的精神》，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宋明新儒学就是通常所说的宋明理学，也许读者会问，为什么不用来明理学而要用西方人发明的新儒学一词呢？主要的原因是，在宋明理学内部还有理学和心学之分，因而理学就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为了使概念明晰起见，本书用了被西方人发明而又为我们接受的新儒学一词。新儒学到底要干什么？笔者从境界方面给予了说明，由于新儒学所说的本体属于境界范畴，也就是说，它的本体属于境界本体，故笔者便从本体──境界立论探讨了宋明新儒学的精神。宋明新儒学…     

马一浮以儒融佛与调停朱陆之说评析

马一浮哲学和学术思想的特点,是以儒家的易简思想为核心,主张以佛证儒、以儒融佛,以及对宋明儒学的程朱和陆王的理学与心学之间的矛盾提出调停之说.马一浮在对待儒佛的思想关系上,跳出了宋明儒学划定的儒佛壁垒.马一浮以儒融佛和调停朱陆之说,既是宋明思想的延伸,也是对宋明思想的超越.而他的思想的根本方法和出发点是"不分今古,不分汉宋,不分朱陆",表明他要跨越两千年汉宋之争以及数百年朱陆纷争的藩篱,破除历史上的一切宗派门户之见,反映了他关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性看法,以及关于现代儒学重建或复兴的根本性态度.从他的这种看法及态度中可以得出结论:马一浮阐述的儒家思想虽然十分传统,但是他对于儒家思想的观念和态度包括他的以儒融佛和调停朱陆甚至朱王的思想,却是超越历史的及非常现代的.马一浮心目中的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儒学的现代复兴,归根结底,就是要摆脱历史的种种纠葛,放下历史的种种包袱,直接孔孟儒学的真谛.     

《理学宗传》校点失读举正

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张显清先生主持整理的《孙奇逢集》,集中所含的《理学宗传》,当是该书付梓以来的第一个标点本,理应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遗憾的是此书的校点错误颇多,主要是标点疏误和校勘疏误,标点疏误中一部分涉及典章、名物、书篇之误,也有部分因不明训释体例而致误,大部分是审读文义失当;校勘疏误有些是排印失误、改动底本文字等造成的。     

劳思光“一系说”述评

宋明理学流传久远,派系繁多。分系的意义在于揭示理学发展的内部机制、整体结构和发展规律。劳思光认为宋明儒之理论形态历史地展开为三个阶段:周、张的"天道观"和"宇宙论",程、朱的"本性论"和"形上学",陆、王的"心性论"。从其应对的基源问题"肯定世界"来反观各自的理论效力,可以视三者为"回归孔孟"的一场整体思想运动。"一系三阶段说"是从价值论角度来判别宋明儒解释世界的效力,这是主要的但并非唯一的维度。分系和理论效力问题本身都需要标准,而标准之设定必然因为理论所应对的问题与制定者个人识度之不同而具有相对性。     

理学家选评唐宋八家文析论

"唐宋八大家"称谓的确立及其古文的传播,都是在理学思想的观照下,并经理学家之手实现的。理学家选评八家文章,主观目的在于疏浚源流,廓清道统,抬尊理学;以文阐理,假手评点,规范写作;借力举业,传播理学。理学家重道轻文的观点渗透到了诗歌、古文写作中,更借助私塾的教育系统而广泛传播,影响深远。     

从张荫麟问题看朱熹的格物致知之旨

“格物致知”是朱熹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范畴。历来研究者们对之训解颇多。上世纪30年代,史学家张荫麟先生在对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下卷)的评论中,从为学方法论角度,质疑朱熹的“格物致知补传”思想之合理性。而实则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本身是与其理学本体论相呼应的,其所要格之“物”主要是“日用问应事处”,即是人伦日用之事物;致知之“知”主要是对“至善”之所在的认识,即是明乎先天已存在于己的儒家的道德之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工夫最终所要达到目标仍是为人寻到先天存在的道德伦理价值．以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准则。从而认识论工夫与修养工夫两者在目标上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