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江南豫章”:《史记》地名标点疑议

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史记》地名标点存在若干有疑问处,2013年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或一仍其旧。若可有以澄清,或可有益于古史研究、《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作"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的文句,"江南、豫章"应作"江南豫章"。就"南楚"界定,张守节《正义》"淮南衡山、九江二郡及江南豫章、长沙二郡"的理解,比较接近司马迁原意。司马迁言"江淮以南"、"楚越之地"与所谓"南楚",似乎有大致一致的区域地理意义。"豫章"先"江北"后"江南"之说也值得注意。"江南豫章"问题的考察以及司马迁"江南"观的理解,自然应当注意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时代变化。     

关于《周易》标点的若干原则问题

近几年来,文化界兴起了《周易》研究的热潮。然而,《周易》标点本以及涉及《周易》和易卦的许多论著都在标点方面存在着带有原则性的普遍问题。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们对“易”和易卦的性质认识模糊而造成的。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加以探讨,也许能引起《周易》研究者的共同关注。一易卦的书名号问题易卦是古人占筮时用于记录揲蓍演算结果的符号,旧称为卦画。凡演算得奇数用阳爻—     

《史记》中的“莫”

“莫”字在《史记》中共使用407例,其中其他用法43例,而对另外的364例,根据“莫”字的语法功能和所在句子是否有副词、是否有先行词,分为否定性无定指代词和否定副词两类,确定出前者为322例（占总数的88．5％）,后者为42例（占总数的13．5％）,二者的界限往往不太好把握,必须经过细致的分析才能确定其词性。与先秦时文献相比,“莫”字作否定性无定指代词与作否定副词的用例比略高一些,但总体的比例关系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鲁迅《致蒋抑卮信》的一处标点

《鲁迅书信集》的第一封信,是写给友人蒋抑卮的,编号为041008,即写在1904年10月8日,鲁迅弃医从文,由东京到仙台之后。书信中所叙生活情景与思想变化,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其中有下边这样一段话:     

谈《史记》文笔之“疏”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四十二回里,借薛宝钗之口,谈了绘画要胸中有全局的一番道理,这就是贾母命惜春画大观园时,薛宝钗对惜春发出的一番议论:“你若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要胸有全局,“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藏该减的要藏要减,该露的要露。”这些话是曹雪芹吸取了前人的经验,在艺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个艺术规律。既可以说是以绘画反映现实的一个艺术规律,也可以看作是一切艺术作品反映现实的一个艺术规律。《红楼梦》正是遵照这一艺术规律反映了封建社会末落时期的现实生活的。《史记》虽     

关于《师说》中的一处标点

《师说》一文中标点符号有多种标法,由于标法不同,便显出不同的表达效果。现摘录几例试加比较分析。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卫星电视教育,小学教师培训教材《文选和写作》第三册(1987年3月第一版)和三年制中等师范学校语文教科书《阅读和写作》(试用本)第三册(1994年12月第一版)《师说》一文中一处的标点是:     

谈《史记》中“所以”的用法

<正> “所以”是一个古已有之现在仍在使用的词语。它的古今用法的异同,其发展转化过程十分复杂,而这一切,在《史记》这部书中,都有所反映,很值得研究。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的第三章第二节《“所以”把谓语结构和句子结构变为仂语结构》中对于“所以”的用法有较为详尽的论述,他写道:‘所以’有其比较抽象的意义,就是表示     

析《史记》之“本纪”与《汉书》之“本纪”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斯言不虚也。中国史学的发展,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下,《春秋》《左传》相继问世,史学的发展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历四、五百年,到汉武帝时,海内一统,汉帝国繁荣昌盛,一代大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推出了史家绝唱的《史记》,使中国史学一下子走到了令人眩目的高峰。这就给以后的史家提出了难题;此后的中国史学会怎样发展?能否     

写好一个“人”字不简单——读《许诺纪念文集》

金圣叹说，《西厢记》必须扫地拜读，以期无一点尘芥于胸，必须焚香拜读，致其恭敬虔诚而与神通，既要一气读之，总揽其纲要，更须精细读之细寻其妙处。我在读余三定所编的《许诺纪念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出版，下简称《文集》)时也有同样的感受。体味《文集》中一篇篇用心血写成的文章，眼前仿佛矗立起一座“人”字的丰碑。     

《史记》“勿听治”别解

《史记》《汉书》所载帝王诏书中有对××犯罪“勿听治”的说法,《汉语大词典》及专书辞典对其中的“听治”或解为“断狱治事”,或解为“治理、处理”。本文认为此“勿听治”为“不准治罪”,“听”为“准许”之义,并作了详尽阐释。     

《史记》含“於”的比较句考察

对《史记》“於”字句的比项承担者、表示的比较关系、结构模式以及结论项的类型、内部构成、所表示的比较关系等的揭示，为展示“於”字句的盛衰提供了素材，为说明“於”字句为后世合“比”的比较句所取代奠定基础。     

试析《史记》中的“于”、“以”结构

文章归纳了《史记》中双宾动词进入“于”字结构和“以”字结构的规律、原因以及“于”、“以”在句式中的作用。“于”、“以”的使用既和动词有关,也和句子强调的重点有关,同时“于”字还可以用来区分直接宾语和问接宾语的界限。     

《史记》天命观的三个主要问题

关于《史记》天命观理论体系的观点纷繁复杂。从原著的纯文本出发，讨论《史记》里反映的天命观的三个主要问题：天命掌控的领域，天命传达的方式和人与天互动，以期理顺司马迁天命观思想体系的主要轮廓。     

谈太史公讽刺之“奇”——《史记》的讽刺艺术之一

《史记》问世后,历代的学子文人对作者的思想倾向、学术贡献和艺术成就,从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要真正读懂和深刻理解《史记》,确是不容易的,司马迁自己就说过:“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宋代苏辙曾经这样评论太史公的文章:“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明代的学者归有光也曾说“《史记》好奇。”的确,太史公的文章“颇有奇     

《史记》“卜筮决于天命”思想浅析

易筮作为古代预测手段,在古代有着重要的地位。龟卜,在西汉时本来已经逐渐消失,但司马迁以专篇收录散失的卜辞,这正好说明卜筮这种文化现象的重要性。探究司马迁记载卜筮的原因,除了卜筮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以外,还因为司马迁想通过卜筮等神秘文化来实现“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的。     

关于《史记·货殖列传》中的经济区划问题--读《货殖列传》札记

<货殖列传>是司马迁记述商业理论、商业发展史和主要商人活动的专篇,学者们提出的四大经济区和若干二级经济小区的说法值得商榷.将该篇全文前后联系起来,并结合撰写此篇的创作命意仔细推究,综合考察,可以看出司马迁是从宏观上将全国分为四大物产区而非经济区.所谓的经济小区,实则是在讲述"周流天下"之商人的活动范围及各地的商业发展史.     

《三国史记》李奏报的真伪问题

关于“李奏报”的内容 ,不仅日本、半岛的学者皆信以为真 ,而且著名的中国东北史大家金毓黻先生在《东北通史》中也认为“李奏报”是真实可信的。但经认真剖析“李奏报”的内容可知 ,“李奏报”只不过是高宗咸亨年间新罗将领给新罗王关于侵占高丽、百济故地情况的汇报 ,因佚失前文 ,于是 ,金富轼认定其是唐朝的公文 ,伪造了一段前文 ,便变成了“李奏报”     

《三国史记》李勣奏报的真伪问题

关于“李勣奏报”的内容，不仅日本、半岛的学毕信以为真，而且名的中国东北史大家金毓黻先生在《东北通史》中也认为“李勣奏报”是真实可信的。但经认真剖析“李勣奏报”的内容可知，“李勣奏报”只不过是高宗咸亨年间新罗将领给新罗王关于侵占高丽、百济故地情况的汇报，因佚失前，于是，金富轼认定其是唐朝的公，伪造一段前，便变成了“李勣奏报”。     

《史记》的论辩特色

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看,《史记》具有一个明显的艺术特色——论辩性。《史记》和论辩性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和强烈的现实影响,它的论辩性主要表现在对历史事实的认识、结构布局的编排和语言形式的运用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