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演进——以米勒体系为线索

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由于多学科视角及各种研究进路的介入而呈现广泛且复杂的讨论态势。但是,以米勒体系作为线索,仍可探寻其理论演进的踪迹:"科学观"方面,从传统的实在论走向多元科学观的并存;"公众观"方面,对公众的多样化、主动性及其具体情境的认知;"理解"方面,对其内涵的扩展与自身情境的关注。     

论失败的科学革命--兼评科恩的科学革命理论

在科学史上,我们习惯上把"革命"指称那些已经成功的科学活动.从哲学角度讲"成功"可以理解为:科学发明者或发现者的主观预想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相统一.反之,失败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相背离.失败的科学革命固然令人扼腕叹息,然而,失败是认识发展总链条上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环节,对失败的科学革命进行哲理上的类型化分析、原因之探究,进而从失败中发现成功的机制,无疑有着重要的认识论价值.     

突现论:科学与哲学的新挑战

突现是自然界中最有魅力也最令人费解的现象，它在上个世纪对一般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的传统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对它的客观性的承认必定导致对科学解释和科学说明的重新反思及对自然界层次的“多元本体论”的承认，为突现论寻求一个恰当的哲学基础，此为它寻求一个恰当的物理学工具更加重要。在这方面，康德的“自然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思想或许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科学论中的客观性

在科学论(Science Studies)中,客观性研究存在着两条进路:一、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客观性予以纯粹的社会学说明;二、历史认识论将客观性的发展史概括为一部道德史。前者将科学客观性完全归结为社会利益的导向,后者将科学客观性归结为一种道德属性。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将客观性指向事实维度,此二者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将客观性指向价值维度。因而,在科学客观性问题上,事实与价值发生了分离。面对这一困境,布尔迪厄的科学场域理论从自然与社会、事实与价值相结合的视角出发,对大科学时代背景下的科学客观性进行重新解读,试图将逻辑实证主义认识论意义上的客观性与社会建构论社会学意义上的客观性整合为一种历史的客观性,即科学理论是在历史中生成的、由科学共同体认识并承认的客观产物。     

论理论思维与科学思维

理论思维有概念、意象、意向和意念四大基本要素,有“所思的判断”和“能思的自证”两大品格,以及逻辑思维、虚拟思维、辩证思维三个基本层次;科学思维的基本内核是科学抽象,系统思维、层次思维、极点思维是科学思维在当代发展的新形式。在我国理论思维与科学思维至少发生了两次断裂。在科学倡明的今天,呼唤二者协调发展有着极其重要意义。     

爱因斯坦论科学理论基础的虚构性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理论基础具有虚构特征，这种观点对于科学认识和理论创造活动都有一启发性，本文根据爱因斯坦的有关论述和科学创造活动，分析了这种观点的含义，考察了这种观点的科学认识基础，探讨了这种观点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同时也指出了其局限性。     

论科学理论的局部合理性

科学理论由科学理论1和科学理论2两部分组成，科学理论1探讨同类自然现象间的一般规律，科学理论2探讨不同自然现象间的普遍规律。任何一种合理性都相关于我们人类的背景知识，科学理论的合理性也不例外。科学理论整体上的合理性在逻辑学内得不到保证，但科学理论的局部合理性是存在的。     

马克思科学观与当代科学论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

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90周年,回溯改革开放30年,庆祝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辩证法史专业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于2008年5月23日-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马克思科学观与当代科学论学术研讨会”。     

中国科学社的兴亡——以《科学》杂志为线索的考察

中国科学社最初依靠革命的报刊网络来出版发行《科学》杂志,归国后则借助江浙地方实力派、立宪派的资助建立图书馆和生物研究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得益于与国民党的密切关系,它初步实现了发展中国科学的计划。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科学》杂志积极配合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开展宣传工作。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科学社还是最终宣告解散。通过对中国科学社发展历程的重新描述,本文试图阐明中国科学社在推动中国科学职业化和专门化的进程中,其发展历程与国内的政治变迁和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受到了国际因素,特别是来自英美两国的影响。另外,随着中国科学职业化的发展,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也被迫不断地调整自身的角色与功能。     

论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

本文通过分析实在观念的认识论根源，揭示出实在论的超越本性，并以此为基础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科学实在论，提出当代科学实在论视野中的现象、质料或殊相和传统形而上学实在论所谓的理念、形式或共相一样，都不能作为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只有处在实践活动中的人本身才能为科学理论提供一种现实的基础。     

科学、技术与法对话的基本路径

在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科学、技术与法以相互理解、相互关照和相互影响的互动方式走上了辩证发展的历程,其对话的基本路径是:(1)科学技术对法的渗透和影响,包括科学技术发展所引发的科学技术法的诞生、科学技术法的完善,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对法的挑战;(2)法对科学、技术活动的参与及调整,主要涉及法对科学、技术活动的保护与激励、约束和规范;(3)司法过程中科学、技术与法的现实互动。     

中国科学文化的缺陷及当代建构

中国的科学文化孕育于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引入而形成和发展起来,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科学文化的支撑,呼唤科学文化的振兴.     

超越"科学大战":从对立到对话

本文在对“科学大战”产生的背景、原因以及争论的焦点问题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针对英美学术界尤其是拉宾格尔和柯林斯等人致力于超越“科学大战”的努力进行了讨论，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从对立走向对话正在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发展趋势和潮流，我国学术界应当从中得到某种启示。     

当代语境下的科学传播研究

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涉深刻又多元,科学技术的传播活动是连接二者的桥梁。回溯历史,科学技术的传播活动的理论发展与时代背景、社会需求密不可分,经历了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三个阶段。当前,科学传播面临着全新的局面:警惕科学思想分离了知识进展与实践行动;城市化进程分离了人类与自然;个体差异造成价值观念的不一致并因此造成信任危机。当代语境下的科学传播应着力建构科学共同体和公众双方参与、互相理解的"参与科学模型",增加科学传播的历史维度,并推动建立科学传播的标准体系。探索科学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是推进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良性发展与互动的必要途径。     

当代中国的科学传播

当代中国的科学传播有三个名称:科普、科技传播和科学传播,分别代表科学传播的三个群体和三种模式。由中国科协所主导的科普是主流和正统,拥有国家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三重特征,近20年来有边缘化趋势。科技传播的研究者主要是传播学家,主要关注传播手段和传播效率,与科普理念没有冲突。科学传播的倡导者主要是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挑战主流和正统科普的三大意识形态。以北大科学传播中心为标志,形成了中国科学传播的批判学派。三种模式仍然处在剧烈的互动和融合过程之中。     

当代科学的整体性进程和科学观的发展

本文论述了“大科学”的当代意蕴及其整体性进程，它以不断分化和高度综合为形成过程，以学科交叉文理渗透的多学科群为内生方式，以广泛的学术交流和大规模集体攻关为发展条件，以科学的整体参与协同解决全球问题为实现途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在大科学整体性过程中价值凸显，树立大科学观必须扬弃阵旧狭隘的科学观，自觉实现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并进。     

当代科学方法论的几种困境

本着重分析了科学方法论的五种困境：对归纳逻辑的反对、反对方法、当代科学方法论家的自悖、元方法论的困境以及对评价规则的质疑,指出认清这些困境的目的在于寻求科学哲学更深层的理论变革和发展机遇。     

科学预设的合理性问题及其在当代科学哲学中的重要意义

科学预设是科学理论建构的主导因素,也是科学合理性的普遍性原则和标准建构的前提或指南。逻辑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均持某种预设主义立场,前者是“下向”预设主义,后者则是“上向”预设主义。夏皮尔在批判这两种预设主义中走过了头,结果陷入他原本力图反对的相对主义立场,从而以自然主义为自己的归宿。夏皮尔的自然主义以实践的合理性论证标准的合理性,以及倡导一种“中性”的理由合理性理论,其结果是以实践的合理性消融预设的合理性,以中性的理由“降解”科学理性,从而难以解释标准及原则的合理性。由此可以得出当代科学哲学的两点教训(1)坚持科学预设的合理性是坚持科学合理性的前提;(2)坚持高层预设的合理性是挽救陷入困境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关键。     

儒学认知伦理与当代科学观念的创新

儒学以其突出的伦理精神和人文情怀从根本上区别于当代科学。在认知理论视角下对照儒学和当代科学,不但使儒学与当代科学的区别得以具化,而且使儒学对于当代科学观念更新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得以凸显。在具化和明确儒学认知理论与当代科学的根本区别的前提下,从基本理念、方法、尺度和发展归宿等方面把儒学认知伦理融入科学之中,使科学发展彰显出人与物一体的人文意蕴、真善美相统一的价值情趣,对于当代科学观念的更新,开创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气派的科学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科学与历史的重构:恩格斯对当代生态主义的批判性启发

在当代生态主义的主流话语中,恩格斯的形象是颇为模糊的。19世纪末的科学家和革命家的标签,使得一些学者很容易地将恩格斯指认为物种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但是从《英国工人阶级现状》到《自然辩证法》的文本却凸显出恩格斯哲学与一般生态主义伦理观的根本区别。科学与历史作为两个基本坐标,在恩格斯的文本中勾勒出现代科学技术引发生态危机的基本动因,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当代生态主义要真正解放自然界,就必须摈弃对科学技术乃至人类文明的抽象否定,继承和发展恩格斯所提供的革命而又务实的生态文明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