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与收益、收益波动的动态关系

研究了我国股市流动性与收益的时间序列的动态关系。通过建立相关模型,发现非流动性与证券收益互为G ranger因果关系,当期收益与当期非流动性呈负相关关系、而与滞后一期非流动性呈正相关关系。进一步把市场日非流动性分解为期望非流动性与预期之外非流动性,发现期望非流动性对于期望收益具有正效用,而预期之外非流动性对于期望收益有负效应,且后者的负效应大于前者的正效应;预期之外非流动性对收益波动有显著影响,而期望非流动性对收益波动影响不显著。     

中国股票市场的股票收益与波动关系研究

检验中国证券交易四类股票收益与波动的时间序列特征，以及收益与波动之间的关系。首先应用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GARCH）和指数GARCH模型以获得合适的条件方差序列。应用结果发现，波动性随时间变化的证据，并且波动高／低的时期趋向于聚集，显示出高度持续性和可预测性。然后，应用均值GARCH（GARCH－M）模型检验预期收益与预期风险的关系。研究结果认为，每日交易量作为每日信息到达时刻的代理变量对于中国股票市场每日收益的条件波动的解释力度不显著。     

分红政策与股票收益波动的关系

利用2007~2012年国际、国内面板数据,基于股票收益波动率与股利收益率(或股利支付率)及其二次项的关系,实证分析了股票收益波动与分红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现金分红与收益波动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但这一关系存在临界水平(股利支付率约为46.62%)。这表明提高分红水平可降低市场波动,但对公司不加区分强制分红无助于降低市场波动。最后,区分不同行业、不同公司提出的差异性分红策略对监管者制订分红政策平抑股市波动、提高投资者回报、增强投资者保护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股票市场中收益与风险关系及其国际比较

利用ARCH-M族模型来拟合中国股市和成熟证券市场的收益序列,以揭示股票市场中投资收益与时变风险的关系,并在ARCH-M族模型的范畴内,研究确定了国内外证券市场中时变风险的最佳测度方式。本文通过建模,对中国股市和成熟市场的风险补偿系数以及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了比较研究。     

中国股票市场收益的长期记忆性研究

首先应用R/S分析法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长期记忆性，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股市作为一个新兴的资本市场，表现了与国外发达股市不太一样的特征，即中国股市具有较明显的长期记忆生，又用既能描述短记忆又能表现长记忆的ARFIMA模型对中国股票市场进行建模研究，并证明该模型与其他模型相比较所体现的优越性。     

中国股票市场特质波动率异象及成因

本文改进并构建了月滚动已实现特质波动率作为度量特质波动率的标准,通过横截面回归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特质波动率异象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基于HP滤波法将特质波动率分解为长期特质波动率和短期特质波动率两部分,分别研究二者与股票截面收益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中国股票市场确实存在特质波动率异象。进一步研究发现,长期特质波动率与股票截面收益成正向关系,短期特质波动率与股票截面收益成反向关系。在长期特质波动率与短期特质波动率综合作用下,特质波动率与股票截面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取决于两者谁占主导地位,进而从指数构建与方法论的视角对我国股票市场的特质波动率之谜做出了解释。     

中国股票市场的收益分布及其SPA检验

以上证综指和代表性波动周期为例,采用样本外的滚动时间窗预测法,计算了不同收益分布假设下的波动率模型对指数波动率的预测值,并进一步运用基于自举法的SPA检验,评估了各种分布假设对上证综指波动的预测精度.实证结果显示:就中国股市而言,有偏分布能够提供最优的波动率预测精度;在某些损失函数标准下,广义误差分布也具有较好的预测表现.     

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波动溢出效应

应用向量GARCH模型检验了我国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波动的关系,并且将情绪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类,分别探讨其对股票收益波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前,股票收益与投资者情绪间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其中,理性情绪与非理性情绪对股票收益的影响相反;改革后,情绪与组合收益间的波动关系明显减弱.投资者情绪变化与股票收益较强的相关性对于把握市场信息的传递过程以及预测未来股票收益波动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股票市场资产增长效应——基于套利限制的视角

资产增长效应的存在对市场有效性理论提出了挑战,近年来学者们尝试着从各个角度出发解释该异象,有关我国股票资产增长效应的研究视角仅限于投资及融资约束,得出的结论具有较强的局限性,基于此,选用1994~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法马-麦克白斯横截面回归的方法,试图从套利限制的角度来研究我国股票市场的资产增长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特质波动率计量的套利风险,买卖价差和价格冲击计量的交易成本,对资产增长效应都具有解释能力,而机构投资者参与程度对资产增长效应不具备解释能力,但是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的行为与个人投资者相差无几,市场参与主体普遍成熟程度低是我国股票市场资产增长效应显著的一个重要原因。     

基于收益分解的股票市场动量效应国际比较

基于资产定价模型和股票市场动量效应的研究成果,对比分析了中、美股票市场动量效应的存在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赢者组合过早出现收益反转,致使动量投资策略盈利性不显著;而美国股票市场赢者组合与输者组合表现的相对对称性,保证了动量投资策略的盈利性。不同市场动量投资组合收益成分变化与市场表现之间的因果关系进一步揭示了动量效应的内在机理。     

中国股票市场报酬与波动的GARCH-M模型

运用 GARCH-M模型对上海和深圳股票市场的市场波动特征以及市场波动和报酬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探讨引起我国股票市场波动较大 ,收益相对较低的原因 .同时分析涨跌停板交易制度对市场报酬和波动产生的影响 .     

上证指数收益率、波动性与成交量动态关系研究——基于日数据的非线性动力学实证分析

对上证指数的收益率、波动性与成交量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采用EGARCH(1,1) M模型和ARMA(4,3) ARCH(1)模型分别测度上证指数收益率的波动性以及成交量的波动性,使用逐步回归法建立了收益率与成交量(R-V),收益率的波动性与成交量(hR-V)以及收益率的波动性与成交量的波动性(hR-hV)等的二维动力学模型,并用动力学方法研究以上诸二维系统的动力学行为.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大量研究结果表明股市收益率时间序列存在混沌现象,但由收益率与成交量、波动性与成交量等构成的二维动力系统并不存在混沌现象.     

中国股市信息流、波动性与交易量关系

基于混合分布假定(MDH),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信息流、回报的波动性和交易量之间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基于回报序列与基于交易量序列推断出的信息流过程并不是一致的,反映了我国股票市场的回报波动性与交易量对信息流过程的反应并不是一个协调的过程。鉴于价格波动与交易量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信息披露、信息传递、市场对信息的评估与消化机制的特性,这种非协调性也可能根源与信息作用机制的非均衡性。     

中国股市波动的异方差模型及其SPA检验

以中国股票市场最具代表性的股价指数-上证综指的高频(High-frequency)数据样本为例,实证计算了以GARCH族模型和随机波动(Stochastic volatility)模型为代表的不同异方差模型对中国股市波动率的预测,并进一步运用SPA(Superior predictive ability)检验法,实证检验了不同异方差模型对中国股市波动的刻画能力和预测精度问题.实证结果显示,就中国股市而言,随机波动(Stochastic volatility)模型是预测精度最高的异方差模型,但在某些损失函数标准下,EGARCH模型也具有良好的波动预测表现.     

随机波动模型参数估计的新算法及其在上海股市的实证

研究用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MCMC)算法估计随机波动模型的参数问题.基于“前向滤波,后向抽样”方法提出一种新算法,并将新算法同原有算法进行了比较.然后利用新算法对上海股市进行波动性分析,发现中国涨跌停板制度对波动的持续性估计有着重要的影响,忽视这些因素将会导致波动的持续性被高估.     

外汇市场与股票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基于汇改后数据的小波多分辨分析

随着金融全球化与自由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和中国企业股权分置改革的深化,外汇市场与股票市场间的信息流动和风险传递进一步加强。通过小波多分辨分析能够从不同尺度研究外汇市场与股票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以达到从时频2个角度同时进行研究的目的。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与股票价格波动的低频信号具有协整关系。其独到之处在于发现不同交易周期上波动溢出效应存在非一致性:短期主要表现为股票市场向外汇市场的单向波动溢出;而随着交易周期的加长,则表现为双向波动溢出效应。     

深圳股市波动性与成交量关系的实证分析

使用传统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深圳股市波动性与成交量的关系，结果表明加入成交量的波动性模型增强了对深圳股票市场波动性的解释能力，同时分析深圳股市波动性与成交量的二维动力学系统，结果表明在某子区域内系统是局部不稳定的，并指出对股市波动性建模的传统计量经济学方法，并没有考虑到这种股票市场运行机制本身的不稳定性。     

中国证券市场波动性的实证分析

考虑了中国证券市场的股权分置、企业规模、信息不对称等实际因素,通过对均衡价格中各因素的分析得到了一个波动性模型.实证研究表明,股本规模越小的公司,波动性越大,且股权分置改革将有助降低市场波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