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科学价值观

中国近代科学的发民历程,即是西方近代科学向中国移植的历程。由于这一过程遭逢中华帝国衰落和西方列强侵扰的特殊遇境,中国近代社会对科学的价值认同历经了从“夷技”到“长技”再到“科学万能主义”的渐进曲折的变化过程,并因此形成了一种别扭的二元基本架构的非理性科学价值观。这一价值体系不仅影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建设也产生了某种误导。确立一个适于现代科学和技术健康发展的科学价值观已成为“     

柏拉图《蒂迈欧》研究:当代论争与意义

柏拉图《蒂迈欧》作为科学哲学的古典文献,其文学形式下面包裹的科学叙事困惑着一代又一代的柏拉图学者,争论古已有之并延续至今。争论的核心是这篇对话的性质:它是一部创世的史诗?还是一部形而上的哲学著述?本文通对当代《蒂迈欧》研究两种路径的评析,认为这些争论都割裂了《蒂迈欧》对话的整体性,也都忽视了核心问题——柏拉图著作是受数学刺激创作的。     

近代科学的传入与中国人对科学的误解

在19世纪，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近现代科学，把科学祝为救国强国的工具，这种观念一直持续至今。但是科学从本质上说是求知活动，科学是在求知精神的激励之下发展起来的。尽管科学的成果可以是救国强国的工具，但是仅从工具价值的角度认识科学的意又是对科学的误解，这种误解妨碍了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     

科学的社会契约论及其新发展

二战后影响美国科技政策的科学的社会契约论面对新的时代主题:可持续发展、卫生保健、环境责任等进行了反思,并用委托—代理理论来保证政府与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忠诚和效率。     

中国近代科学语言的形成

“科学语言”,即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和交流时所使用的一套语言。考察中国近代科学语言的形成,既是中国近代科技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又为研究中国近代科技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自西学东渐开启以来,传统汉语不断在语词、符号、语法、文体、标点、文字排列等诸多方面发生着调整和变迁,以适应近代科学向中国的移植和发展。然而,中国近代科学语言的形成不仅应关注语言本身,还须关注创造和使用该语言的群体,以及与该语言的出现密切关联的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等多方面的因素。从科技与社会(STS)的视角,探讨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和语言变迁之间的互动问题,进而从科学技术史的维度阐释近代科学语言在中国的形成。     

汤若望与中国近代科学的历史命运

引进西方科学是中国科学迈向近代化的现实途径.作为输入西方科学的使者,耶稣会士为实现这一途径提供了可能.本文以耶稣会士汤若望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的经历为例,探讨了明清之际近代科学在中国发展的命运,指出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缓慢的三个社会原因:夷夏之防文化传统的排斥、王权至上封建制度的扼杀和工具主义科学价值观的局限.     

文艺复兴:近代科学产生的艺术背景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为近代科学奠定了深厚的人文艺术背景.被艺术界强化的复古与创新的氛围,为近代科学的学术传统奠定了基础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艺术界的人文主义思想与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珠联璧合,为人们积极主动认识世界设立了目标并做出了良好的示范.这种现实与理想的诉求,进一步促使观察实验和数学方法完美结合.艺术界人的发现与世界的发现相得益彰,在开启心灵之门的同时,也打开了近代科学之门.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的强盛,就没有近代科学所根植的丰厚的土壤.     

中国近代科学中的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形成的地域文化因素--试论吴越文化与岭南文化对中国近代科学精神气质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科学文化的建立过程中,吴越和岭南地区知识分子的地域文化特色对中国近代科学的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当代科学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吴越、岭南地域文化传统仍然存在一定的联系.因此,认真研究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中的地域文化因素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健全中国当代科学文化,克服过度的功利化倾向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     

《科学的中国》与中国近代科学传播

20世纪30年代科学化运动是由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组织发起的中国近代一场深刻的民众科学普及运动.<科学的中国>作为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的会刊,是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喉舌和科技传播的重要刊物.<科学的中国>在传播内容和方式上都具有鲜明的特色,传播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知识,普及了公众的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的科学素养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论李鸿章对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的积极影响

李鸿章在推行洋务运动进行近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从引进西方先进的工业企业,到聘用外国专家,创办近代学堂,再到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等一系列的近代化举措,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学东渐,为近代科技在中国的诞生做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奠基性的工作,这些举措不仅推动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而且对于我们当下正在推行的科教兴国的战略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现代科学与社会危机——西蒙娜·韦伊对现代科学的反思

西蒙娜.韦伊认为科学自文艺复兴以来经历了彻底的转变。它日渐脱离直接的经验,获得代数的形式。这种转变导致了知识被少数专家垄断及与权力结合,进而导致了各种政治、文化危机。韦伊提出如果要克服现代科学与社会危机,就应该向古希腊科学回归。回归的基本途径是:通过几何学建立概念与经验的紧密关联,重建个体在劳动与科学中的自主性,并沉思世界的意义。     

近代科学的精神气质及其文化背景和希腊来源

本文把近代科学的精神气质概括为对理想世界的偏爱、对科学语言的规范性要求和对公共理性精神的追求，指出了生长这些精神气质的文化背景，并论证了这些精神气质与古希腊文化的源流关系。     

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知性实质及其超越

近代科学对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巨大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但人们对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实质的认识却存在着一定的误解,尤其是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很可能会认为近代科学思维是一种辩证的思维,而本文认为近代科学思维的实质是知性思维,它恰恰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所说的辩证思维方式相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近代科学起源的环境与时机——接着巴特菲尔德论"近代科学的起源"

巴特菲尔德的《近代科学的起源》一书描述了近代科学起源与发展中一系列重要的革命事件及其重要意义，但它并未对近代科学起源事件本身做出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笔者引入现代进化生物学的边缘物种形成理论对此进行研究，以为近代欧洲相对边缘的地理位置、文化交流与中断的特殊时机是这一起源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     

Some Epistemic Questions of Cosmology

We discuss a number of fundamental aspects of modern cosmological concepts, from the phenomenological, observational, theoretical and epistemic points of view. We argue that the modern cosmology, despite a great advent, in particular in the observational sector, is yet to solve important problems, posed already by the classical times. In particular the stress is put on discerning the scientific features of modern cosmological paradigms from the more speculative ones, with the latter immersed in some aspects deeply into mythological world picture. We finally discuss the principal paradigms, which are present in the modern cosmological studies and evaluate their epistemic merits.     

对现代科技的伦理预见和伦理评价

在关于科学技术是否可以进行伦理评价的讨论中，有一个问题是一直被忽视的，即对科学技术的伦理评价，实质上同时是一个对科学技术的伦理预见的问题。对科学技术而言，伦理预见优先于伦理评价。现代科技的发展迫切地提出了对科学技术伦理预见的必要性；同时，对科学技术的伦理评价是不可能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     

儒家文化与中国科学:现代新儒家的见解

儒家文化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很有意义也常引起争议的话题.当代新儒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做过许多阐述.本文对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关于儒家文化中是否缺乏科学,儒家的价值观念是否有碍于科学发展以及儒家研究学问的方式能否成就科学等问题的回答作了简要概括和评析,并就如何估价儒学对科学发展的利与弊,如何分析儒家文化作用于科学发展的方式与机制以及如何预测儒家文化对未来科技发展的作用等问题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     

观念层面的文化对科学及其形态的影响

观念层面的文化是一种"无网之网",为科学提供了最初的精神动力,并且规定着不同的科学结构的不同参照系的选择。     

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论述近15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文章以科学技术的建制化为主要线索，首先介绍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以下依次论述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和科研体制的建立、新中国计划科研体制的形成及其利弊、近20年来科研体制的改革探索、近年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历史必然性和发展趋势，最后作者展望了21世纪中国科学的发展前景。作者认为，15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巨大的，但在全人类共同创建的20世纪的科学大厦中，中国贡献的份额还很少。从20世纪初年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到50年代的“赶超英美”，历经60年代中叶和70年代中叶的“十年动乱”，迎来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科学的“第二个春天”，再到20世纪末叶的“科教兴国”，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的科学发展走过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曲折路程。100多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在21世纪，创造一个有利于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的社会机制和提高创新能力仍然是中国科技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