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数据治理及参与现代化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研究

随着“十四五”规划的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成为全面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检察机关以业务数据分析研判,指导检察业务发展,服务社会治理创新,在近年来有较多的实践和突破,但还存在数据标准不统一、分析工具受限、与其他单位信息互联互通不足等内外部困难。检察机关需要进一步构想检察业务数据驱动社会治理模式创新路径,明确服务社会治理总目标,围绕中心工作,更好发挥检察监督职能服务社会治理,使检察业务数据在科学立法和源头治理中发挥更大价值。     

数据垄断及其治理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源关乎市场竞争力,数据应用带来市场壁垒,数据流通制度不完善等诸多因素导致数据垄断。数据垄断损害公平竞争、数据安全、技术创新与消费者权益,进而影响市场经济运行效率。数据垄断的治理,需要树立数据有序流动、保障数据安全、促进创新发展的治理理念,需要构建公共数据共享、互联网平台之间数据互联互通、企业数据向政府开放的多层次数据流通体系和“自我监管+行业监管+政府监管”的多元主体治理体系。     

人工智能时代的乡村治理及其应对策略

人工智能已经被广泛运用于乡村治理领域,并呈现出进一步发展的态势。与传统乡村治理相比,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整合乡村治理资源和调整乡村治理结构,并为推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提供科学决策和治理依据。但是,数据质量低下、传统决策偏好的影响、数字基础设施薄弱以及算法决策本身具有负面性等问题,成为阻碍人工智能与乡村治理有机融合的重要因素。因此,建议统一数据标准,强化数据资源的有效整合,提升决策者的算法素养,促进乡村治理决策的智能化转型,完善数字平台建设,提升算法决策的科学性以夯实乡村治理基础,强化对算法技术的控制,保障人工智能算法功能的有效发挥。     

国家治理体系与分类治理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理论突破与创新具有科学性和时代性,标志着治理思维上升到国家高度。然而,治理思维在社会中广泛传播的同时,高校、企业的治理环境并不宽松,究其根源在于"一刀切"导致的治理错位。为防止治理改革倒退,实践中需要强化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分类治理,一方面识别不同国家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明晰不同治理手段之间的差异。     

信息技术赋能的政府治理创新——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的要素框架

随着信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为政府治理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技术系统理论(Socio-Technical System Theory)能够有效识别信息技术赋能中政府治理创新的要素及其协同运作机制。本文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构建信息技术赋能的政府治理创新理论分析框架。选取上海“一网通办”和丹麦数字政府建设案例，总结并分析两者信息技术赋能中不同类型的政府治理创新模式，解释并论证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框架的合理性，探究实践中社会技术系统各要素及协同机理，为政府治理创新理论研究及具体实践提供经验借鉴。     

“5·12”地震灾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各阶段的成本控制优化

地质灾害的治理是一个动态信息化过程，汶川“5·12”特大地震后，四川省39个重灾市（县）均不同程度地发生大规模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数千亿。为配合震后灾区恢复重建，国土资源部、四川省两级政府联合开展震后重灾区地质灾害应急勘查治理，规划治理工程项目2200多个，工程总投资约114亿元。地质灾害实施过程分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可对项目成本进行控制优化，尤其是前两个阶段，关键在于项目调查单位的专业经验水平和专家经验，茂县德胜寨滑坡勘查成本的优化、茂县回龙村滑坡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方案的优化说明了项目投资成本优化的方法步骤。     

国家文化治理的挑战及其可能

当前,文化治理能力影响和制约着国家治理水平。文化治理观念面临着挑战:文化治理理念难以内生,是文化治理理念亟待外部共识;文化治理体制的挑战:传统管理模式制约,改革创新亟待深化。为此,有必要涵养优秀民族文化,培育开放包容的现代文化精神;实现从文化治理由独断到参与的创新;建构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形成在信任与互利上的文化治理网络。     

协同治理理论视角下公共危机治理探析

在深入分析当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现状及难题的基础之上,提出在当前国际国内背景下,公共危机治理应在协同治理理论视角下,壮大非政府组织力量,培育民间组织,构建协同治理的组织体系;完善公共危机预警体系,强化协同治理的＂软硬件＂设施建设;建立公共危机治理的国际区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多方位合作机制,从而提高协同治理效率。     

中国智慧社区治理研究热点研析与展望

智慧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社区治理的智能化和网络化成为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利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对中国知网里的目标数据绘制图谱并展开分析。结果显示，我国智慧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起步晚、时间跨度短，但内容丰富。相关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可归纳为“名词引入时期”“本土化发展时期”“深入研究时期”。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关键词，更好地助推智慧社区治理的发展。数字赋能成为2023年智慧社区治理的研究热点。智慧社区治理研究将不断加深本土化，总结经验形成中国智慧；拓宽研究思路，实现“智慧+”的全新模式；重视研究方法，定量与定性方法相结合；跳出“智慧陷阱”，弥合信息鸿沟。     

美国体育场馆治理演进的反思及启示

采用文献法和调查法研究美国体育场馆治理的演进，反思其实践中呈现的问题，旨在为我国体育场馆治理提供借鉴。百年来，美国体育场馆治理经历了民营化、公共化、公私合作的过程。民营化是美国体育场馆治理的起点，经济危机及随后的大萧条时代暴露出民营化的弊端；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提高政府效率的背景下，体育场馆服务外包和拍卖冠名权的经营模式逐渐成为主流；当民营化与服务外包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政府责任的质疑时，体育场馆治理的公共化成为主要议题；而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陷入两难的博弈困境后，体育场馆治理的公私合作势所必然，体育场馆的专业化治理则是职业体育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利益相关者的共同诉求；最终，美国体育场馆形成了分类治理、专业治理、多元治理的格局。我国大型体育场馆存在着超常规建设与运营困境、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以合同为基础的治理结构与以关系为基础的治理机构的矛盾现象，时至今日，依然无法回应为何建设、如何治理、怎么评价的基本问题。未来，我国大型体育场馆治理的路向是分类治理、专业治理、多元治理，在回应大型体育场馆民营化与公共化、包什么与怎么包、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权衡中，反思美国做法的利弊，借鉴美国的相关经验。     

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现代化：内涵、挑战及机遇

 科技支撑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是新时期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内容，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基本要求。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体现为行动导向的3个层面、5重维度， 3个层面包括理念层面、准备层面和行动层面； 5重维度分别为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方式智能化、基层社会自治、制度化渠道与非制度化渠道互补融合。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挑战在于：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一线人力资源需求供应不足；科技支撑的资金需求大、资金来源单一；社会系统的发展滞后于科技的发展；科技支撑社会治理实践的因地制宜和地方经验不够。为应对上述挑战并抓住科技支撑的机遇，提出面向未来的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建议：对科技嵌入社会治理形成科学的认知；建立健全合作机制；搭建形成实践闭环；坚持负责任的创新，实现科技与社会的良性互构；兼顾基层下沉与领域细化。     

治理因素与公司绩效关联关系的量化分析

通过对公司治理因素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分析,建立了描述治理因素与公司绩效的关联关系模型.为了量化分析治理因素之间的关系,首先确定出公司绩效、股权结构、董事会效率、经营水平和利益相关者作用5个因素的量化指标.进而,利用我国2002年1 103家样本公司的统计数据,通过多元相关分析,对治理因素与公司绩效的关联关系模型中各个因素之间的交互关系进行了确认性实证分析.通过各个因素的相关分析,确定出治理因素与公司绩效的相关系数,将其作为治理因素之间以及治理因素与公司绩效之间关联关系的定量描述.     

新冠肺炎疫情下常态治理和应急治理关系研究

社会治理包括常态治理与应急治理。本文从人类发展、社会公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维度对我国常态治理水平进行评估,从应急机构、应急动员、应急准备、政府措施、灾害控制维度对我国应急治理水平进行评估。研究发现,疫情的暴发使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着严峻考验,社会治理的水平决定了我国应对疫情的能力。常态治理与应急治理相互影响,应将两个系统进行有效结合并做到系统间的及时切换,从而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中国地方政府治理优化论析

在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应展开科学执政、民主行政与理性施政,以更好地服务于公民、平抑公共冲突、保障公共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此,优化地方政府治理,就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政府民主治理理念,强化“法治行政”的制度化治理素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整体性改革,优化利益均衡实现的公共政策过程,提升政府综合治理的技术化水平,建设具有公共协同性的行政文化。     

数字治理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我国市民信用积分制度为例

数字治理创新在我国诸多城市蓬勃发展，但其扩散的机制尚缺乏深入研究。文章以我国市民信用积分制度为例，基于291个地级市的数据，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数字治理创新扩散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我国的数字治理创新在城市之间的扩散受到外部压力、内部动力和数据治理能力等因素影响。具体而言，媒体报道导致的社会压力、维持城市荣誉称号的内部动力和通过组建大数据管理机构获得的数据整合能力对数字治理创新扩散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政企合作(PPP)项目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的实证研究 ——基于再谈判视角

本研究从政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项目的角度出发,首先运用文献分析和组内访谈设计了契约治理、关系治理和再谈判测量量表,其次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揭示了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之间的作用路径以及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对PPP项目再谈判的影响,最终形成了由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共同构成的再谈判治理机制。根据讨论结果,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对PPP项目再谈判有正向作用,并且关系治理对再谈判的作用更为显著;契约治理对关系治理中的合作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关系治理对契约治理的影响呈现出多元化的作用关系,信任与合作对契约治理为正向作用,而关系维护对合同完备性和适应性为抑制作用。契约的天然不完备性,政府和私营企业对合作关系管理不科学是造成大量PPP项目再谈判失败的主要潜在因素,明晰潜在因素间的作用关系是实现PPP项目再谈判有效治理的根本途径。     

基层技术治理的机制及其功能分析——以微信工作群为例

微信工作群在基层政府工作中使用已经非常普遍,这是数字时代信息技术扩散的必然结果。但微信工作群不只是技术手段和治理工具,更是一种新的治理场域。受微信工作群的技术架构影响,其表现出共享即时信息、突破时空界限、丰富信息形式和压缩条块结构的运行逻辑。这种运行逻辑通过重塑监督机制,强化竞争机制以及形成嵌入机制,使得基层治理表现出过程监管,形式竞争和嵌入生活的治理样态。微信工作群这种数字技术对基层治理表现出正功能和负功能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基层治理中的信息沟通成本和组织成本得以降低,另一方面,基层的自由决策空间受到挤压,常规工作与中心工作的界限变得模糊,政府工作内容存在泄密的可能性。因此在治理转型中,不能单纯强调技术治理,而应该发挥基层政府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并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浅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是三个相互结合的有机整体。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则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改革内容。政府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在现代“治理”理念下具有独特的中国语境,要从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公民治理的整体关系中把握政府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网络治理视域下的GDPR对数字政府的影响

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不仅重塑了全球经济发展模式,也引发了潜在的隐私安全风险,给各国网络治理带来全新挑战.文章首先回顾了新兴技术对数字政府建设的机遇与挑战,并以此切入,介绍了2016年欧盟通过的最严数据保护法《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Data?Protection?Regulation,简称GDPR)的主要内容.其次,剖析了GDPR在数据定义、数据主体权利、数据处理相关责任方、数据泄漏事故处理制度等各项内容上相较《数据保护指令》(Data?Protective?Directive,DPD)的新变化.再次,探讨了GDPR对于数字政府中政府数据界定、数据管理、政企信息共享及网络空间的影响.最后,指出了GDPR对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启示、对完善我国相关法律的借鉴意义及对社会数据管理的若干对策与建议,希望为我国的数据治理提供有益参考.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社区治理:困境与路径选择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关键时期。社区是人类生活的最基本的共同领域,推动社区实现善治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当前在我国社区治理中主要面临着政府全能型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社区居民参与滞后和社区组织发展不充分等方面的困境。针对此,基于治理理论的视角,从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和促进社区组织的充分发展三个方面论述社区治理的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