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美学中的实体形式观念

实体形式肇始于西方第一位形式主义者亚里士多德，是形式“语义”家族中的重要一员。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观分为审美意义上的形式（美在和谐）和本体论意义上的形式（形式质料说）。托马斯．阿奎那总结了古代和中世纪的形式观念，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观念为基础，阐述了美的三要素（完整、比例、鲜明）说；现代新托马斯主义者马利坦、吉尔松复活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观念，并且从存在论（最高的存在即上帝、纯形式）上论证了包括美和艺术在内的整个世界。     

神的理性与自然理性主义的重张——中世纪理性主义政治观解析

对理性主义政治的批判,可以向前追溯到中世纪。奥古斯丁的政治观是对末世拯救一再推迟的基督教意义上的妥协,它是带有理性色彩的;阿奎那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来解释神学政治,他的政治观是自然理性主义政治的重张。正是他们孕育了近代理性主义政治的产生。     

儒家尊德性的学习观及其当代价值

与西方知识观不同,中国传统儒家把德性作为知识的主体,以德性为知识的根基。儒家基于这种知识观提出＂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学习观,在学习目标、学习策略和方法上,明显体现出道德至上的价值倾向。儒家的这种学习观对纠正当代教育知性太过、德性不足的偏失以及理性谮妄下人的道德沉沦救赎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为当代学风建设和道德重建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略论宗教改革及其救赎意义

近代早期的宗教改革运动是对天主教会的一次反叛，天主教会的世俗化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腐败现象是这次改革的主要原因。通过改革，神义语境下基督徒的存在意义和救赎途径开始发生转变，理性精神在西欧社会得以复苏，并最终实现了对天主教本身的救赎。     

论希腊神话命运观与基督教上帝观的内在联系

希腊神话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包涵了较强的理性精神和非理性精神。希腊神话中的非理性精神从对命运的体认、对命运的态度、对命运的超越诸方面中包含了对基督教教义本质的认同,尤其是对命运的体认与上帝观,反抗命运中必然产生的无罪之罪与基督教中的原罪意识,超越命运与一神教的救赎之间几乎是一种同质同构的关系。希腊文明因此能够迅速接受融合基督教文化并与之长期共处共同建构了丰富多彩的西方文化。文章通过分析希腊神话中英雄人物对冥冥之中命运的体认、反抗和超越与基督教思想之上帝、原罪、救赎之间的对应关系,探索希腊神话中的命运观与基督教上帝观之间的内在联系。     

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

实践哲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是不同于科学认识和生产技艺的行为选择活动,实践理性则是人类判断与选择正当行为的能力。实践理性源自言说、论辩与对话。     

论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观

本对亚里斯多德的政体分类标准和政体蜕变思想进行了详细具体的阐述，并在亚里士多德与孟德斯鸠不同政体思想的比较中阐述了两的区别．从而肯定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观对后世理论的演进与现实发展的重要影响和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论述中，论还指出了亚里士多德政体观中关于政体蜕变因素的缺陷，因而对研究政体静态结构和动态变化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论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是从悲剧人物自身寻找悲剧产生的原因，这开创了西方悲剧观的一个源头，也和中国悲剧观区分开来。我们清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不但可以梳理出西方悲剧理论发展的线索和源头，而且可以比较中西悲剧的差异。     

不同存在观下的理论角色

关于理论,在传统和当代的存在观下,有其不同的角色。传统上,从巴门尼德开始,西方哲学一直走着一条寻求普遍真理的道路。这种理论传统就是要用语言澄清一种单调的理性内容。然而,当代的许多哲学家都想抛弃理性。费耶阿本德就是其中的代表,他认为,传统的理性脱离了生活世界,使存在者失去了它的多样性和个体性。在当代的存在观下知识应当担任当代理论的角色。他主张建立一种更加完美的理性,多元化的理论传统,让理性带有更多生活世界的气息。那么,"告别理性"是否是最终的结论呢?     

庄子“知”论新解

庄子"知"论包括庄子对知识的看法和对认识活动的看法。认识活动可以分为理性探究活动和观道体道活动两种。理性探究活动的结果是关于物的知识。庄子批评理性探究活动和关于物的知识,也怀疑关于物的知识的真理性。观道体道活动的主体是真人。真人对道的直观是心观,又是静观。但这种静观不是死寂的,而是不断生成的,也即是体道、游心于道。真人观道体道的结果是真知。真知是不知之知,并相关于人的生命和生存。     

诗性的飞翔 灵魂的救赎——论王威廉小说中比喻手法的运用

作为80后作家中区别于青春校园派的王威廉,面对充斥着虚伪与压抑的"现代性"困境,并没有进行虚假的造梦,而是从人类的普遍困境出发,另辟蹊径地抛却了"现代"以来的"隐喻"偏好,运用中国传统的修辞手法—比喻—创造出了一个诗性但真实的文学世界,唤起被"异化"的人类的对于生活的想象,并在其比喻的运用中展示其冷静、理性的思想光芒,进而对人类的灵魂进行了救赎,履行了其作为知识分子面对理想失落时代的大声呼救与勇敢救赎的职责。     

托马斯·哈代:情与理的双重变奏

托马斯·哈代一生跨越两个世纪，浓郁的乡情使他对传统生活充满着强烈眷爱，冷静的理性精神又促使他审视着现代文明所代表的社会进步，以及传统与现代的交锋。哈代就是在这种情与理的双重变奏下从事创作的。     

亚里士多德实践性推理的现代阐释

按照罗斯等人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在分析实践智慧的形式时运用了"实践三段论"。为了把握实践行动中的逻各斯,亚里士多德提出目标和手段相宜性的"搜索"算法,在现代逻辑中可以用问题求解程序实现。以BDI模型为代表的智能体行动逻辑分析继承了亚氏关于欲望、理性和行动间关系的思想,是亚氏实践性推理的一种现代阐释。但BDI对信念、目标、意图的形式化中存在副作用和冗余等问题,其根源在于对意向性行动的理解不够全面。无论是人类还是人工智能体的行动,情境性、交互性和整体性是其推理的主要特征。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理性选择——对许霆案的延伸思考

法制的现代化过程中无法回避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选择。传统的理性观片面强调法律的形式理性,而忽视其价值理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须作出理性的选择,必须以价值理性为基点,在形式现代化的先导下,强调对价值理性的关注,走出中国特色的法制现代化道路。     

从鲁滨逊形象析丹尼尔·笛福世俗化的宗教思想

笛福笔下的鲁滨逊对追求财富的认真态度、对劳动的颂扬、对理性的赞美、对情感的漠视体现了资产阶级创业所需要的资本主义精神,而这又吻合了基督教新教伦理,该伦理下的"天职观"和"禁欲主义"视劳动为寻求上帝恩典的途径,视财富的多少为能否成为上帝选民的标志,崇尚理性,贬斥情感。鲁滨逊追求财富的漂流过程也是其宗教世俗化的精神之旅。     

人与自然和谐视角下技术创新本质、动因的经济学探析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是科学发展观下技术创新的应有之义.但在市场机制下,存在着滋生负外部性的技术创新"失灵"问题,其原因首先源于技术创新本质及创新动因的某种程度的非生态理性,包括:唯商业价值论的技术创新本质观,源于企业本质与竞争机制、自然生态的共有资源属性、市场需求与技术路径方面的技术创新动因的非生态理性.     

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理性观及其批判

重新研究卢梭理性观,对塑造具备现代理性人格的合格公民,追求更加合理、合情的政治生活仍大有裨益。卢梭的理性观体现在两个方面:法律与理性、缔约与理性。对卢梭理性人的批判集中在理性与正义、道德、人民偶像三个方面。     

区间理论视野中的开放式反思及其困境——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智慧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是一种"二元对立"式的决择,并发现隐藏于其后的更重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开放式反思。正是由于哲学家们如此开放地对区间理论视野的"二元对立"式的平等坚持所呈现出来的理性思维模式,才形成了"可能地域"深刻多样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也才有选择"中道"的困境形成。     

一位12岁男孩眼中基督教的虚伪——兰斯顿·休斯的《救赎》解读

兰斯顿·休斯在《救赎》讲述了12岁的"我"在一次福音布道会上寻求拯救的经历。"我"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获得"救赎",而是被迫为之。最后"我"明白了基督教的虚伪性,决定从此不再相信耶稣了。本文从《救赎》中的讽刺,重复和平行结构的写作技巧入手,分析这些写作技巧对主题的刻画所产生的强烈效果。     

含单势垒量子隧穿结构电子稳恒输运中的接点效应(英文)

基于散射矩阵理论和费米-托马斯近似,通过对含单势垒的量子隧穿结构的研究,得到了稳恒输运中介观结构的电导特性.结果表明,稳恒条件下接触效应对介观体系中的电子透射以及内部特征势有明显的影响;电势降所呈现的电导特性与经典电路中的基尔霍夫定律相违背,整个介观体系的电阻不能简单地视为接触电阻和散射电阻串联,必须考虑接点和介观器件间的量子相干性.因此,接点效应对于进一步研究介观体系中的电子输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