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南宗之祖"之我见

唐代诗人、画家王维是文人画的开创者，他的诗文修养和绘画技艺都具有极高的水平和重大的影响。明末出现的绘画“南北宗”之说，实际上是以文人画作为区分南北的主要标准，所以地域上的北方人王维被推举为“南宗之祖”就不难理解了。     

王维诗歌中的“禅意”赏析

一、王维的禅缘 王维信佛与其母有关,母亲崔氏持戒安禅三十余年。王维和弟弟王缙“俱奉佛,居常蔬食,不如荤血”（《旧唐书·王维传》）。王维31岁时,妻亡不再娶,孤居一室,屏绝尘累。他撰有多篇有关佛教的诗文,对佛学有较高的造诣。在王维生活的盛唐时代,中国佛学已经发展到了全面成熟的髟煅。当时,不仅天台、三论、唯识诸宗已经具备完整的理论体系,华严与禅宗也确立了相当成熟的核心思想。王维与禅宗的关系当然最为密切,据其所撰的《请施庄为寺表》说,     

王维诗文真伪考辨

王维集中所收录之诗文,历来鱼目相混,真伪并杂,令读者难以辨识.以清人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为底本,并兼及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之"注释",对其中部分诗文的真伪情况,进行了逐一考辨与甄别,以利于参考.     

王维诗文系年

王维传世之作有诗三百七十余首,文六十余篇。历代各种刊本叙次或以类别或以体裁,编年者迄付阙如。明顾起经撰《类笺王右丞集》卷首有《唐王右丞年谱》,系年诗文各若干,为王维诗文编年之权舆。清赵殿成毕生致力《王右丞集笺注》,所撰《右丞年谱》系诗五十余首,文二十余篇,较顾谱精密,承前启后之功未可泯     

王维儒释思想转化与诗歌创作

唐代著名诗人王维一直颇受关注,但少有研究其儒释思想转化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本文分别探讨思想的变化及其影响下的诗歌创作特色,即按思想的变化将其诗歌创作分为儒学主导时期、儒释转化时期、儒释交融时期和佛学主导时期,分析留存诗文,可较为清晰地看到儒释转化过程在诗歌创作上的具象表现,清晰地看到儒释转化在文学上的表现,方可接近更为真实的王维形象.     

王维的田园诗

王维是盛唐时期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诗作,特别是田园山水诗,为时人所称道,也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少年时代的王维就已名满诗坛,当时他和弟弟王缙游历长安、洛阳,两都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二十岁以前,王维就写了多篇脍炙人口的好诗,诸如《洛阳女儿行》(十六岁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十七岁作)、《李陵咏》(十九岁作)等等。这些诗虽然还不能与他后来的山水诗相比,但从中已能看出王维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才华。 王维的诗作,大致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辋川隐居以前,王维虽然也写了一些山水     

优美与壮丽的合奏--王维诗歌艺术特色成因探析

有“诗佛”之称的王维，其诗歌艺术特色以“优美”和“壮丽”著称。具有一种空灵悠远的境界。为何他的诗歌创作会有这样的特色呢？儒、道、佛观念对王维审美情趣的影响，结舍他所经历的政治上和生活上的颠簸，形成了王维独特的生活情趣和审美观念，构成了王维诗歌的艺术特色。     

禅宗思想对王维山水诗的影响

王维作为中国的诗人,一生留下了无数的经典之作。其抒写隐逸情怀的山水田园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饱含禅意,幽静而清丽,空旷而淡雅。他把禅宗思想与宗教情感融入自己的诗歌创作,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内涵,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王维与禅宗思想的渊源、王维山水诗的创作与禅宗思想的关系、禅宗思想对王维山水诗诗风的影响,使王维山水诗不仅体现了自身个性,而且也是中国山水诗成熟的标志。     

论王维诗歌中“松”意象之禅韵简

“松”这个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学中象征君子坚贞不屈、高洁孤直的品性,在陈铁民先生的《王维集校注》中提到,王维诗作中“松”意象有46处之多,王维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君子喻”的传统,而更多的是将禅宗思想融入到自己的诗歌中.王维受禅宗影响深远,他的诗不论是写松之本体、写松的特殊含义,或是以松来烘托人物、环境,都体现出一种禅趣,透露出一丝禅机,特别是他诗中那些和松连用的“松鹤”、“松月”、“松风”、“松琴”等意象,营造了一种清幽空寂的禅境,给人以禅思,这些共同构建了王维独具特色的山水禅诗.     

王维禅诗二首蠡测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历来是人们研究的热点,但如《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这种另类禅诗,却从正面直接揭示了王维的复杂心理世界。它的风格很近似于白居易的宗教诗风格,这是王维诗作当中并不常见的。王维既不是"诗家佛陀",也不是"诗家菩提",而是一个普通的"学佛者",他的一生都没能解脱,他只能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具有浓厚宗教情怀的儒士文人。     

大爱者杜甫--从杜甫的两首"凤凰诗"再探杜诗思想基础

杜甫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与他的思想基础是分不开的。本文首先从分析杜甫的两首“凤凰诗”入手，然后参之以其他材料和杜甫的大量诗作，证明杜诗的思想基础乃是一种超越了儒、道思想范围的“大爱精神”。     

徐玉诺诗中的“她”意象

徐玉诺“月亮女神”型的诗歌散发着“爱”和“美”的梦幻、浪漫气息，游离于文学研究会倡导的写实风格之外。诗人称自已有一颗“遇见悲哀便美化了的心”，但与王统照、谢冰心对“爱”和“美”的玄想相比，他笔下的“爱”与“美”浸透着更多的苦涩意味。诗文中的“她”意象则是诗人将悲哀愁苦之情美化、浪漫化的载体。     

“文约意广”与“文繁意少”——从钟嵘五言诗的诗美标准反观其对四言诗的评价

分析钟嵘在《诗品》中对五言诗作品及作家的评价,认为钟嵘《诗品》主要是以“文质”为诗美标准来品评五言诗歌的,通过对其五言诗的文质观可反观其对四言诗“文约意广”和“文繁意少”的评论。     

论于谦太行诗

于谦诗是于谦人生品性和忧国忧民情怀的赞歌,其诗中的太行情结是于谦对太行风物的独特感受,是于谦18年太行经历的情感凝结。太行诗记录着诗人独特的时代印记和复杂的心理感受,作者把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寄寓在太行山水中,体现出一种志向,一种气节,风格遒上,格调高远,真切自然,在与太行山水的相拥之中展示了与台阁体迥异的一种气骨,一种说不尽的特殊情缘。     

商盘与“浙派诗人”关系考

商盘是乾隆时期浙江会稽（今绍兴）诗人。生平所历,篇什甚多,自编编年诗《质园诗集三十二卷》。商盘在《质园诗集三十二卷》中涉及许多与＂浙派诗人＂如厉鹗、金农、杭世骏、胡天游、严遂成等交往的诗作,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商盘诗才的被埋没与其长期补放,远离人文荟萃的京畿、江浙等地有关。商盘与＂浙派诗人＂的交往。只能从商盘诗集。书信的片言只语中了解到。他们之间的交往史料。会随着商盘研究的深入而进一步确定、拓展。     

王尚絅和他的诗歌创作

王尚絅曾有十年官宦生涯,有出色的从政才能。由于朝政颓败,辞官归里读书隐居长达十九年。他和＂前七子＂领袖人物交往过从,同样反对＂台阁体＂诗风,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他在文学观点上反对刻意模仿古人,力倡变革创造精神。他是个关心社会民生民瘼的诗人,写出大量的政治诗、山水诗和反映农民普遍破产、农村纷纷凋蔽的农村生活的诗。他的诗具有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明代诗史上一支清潋的溪流。     

生态文明中的多维情结观——对泰德·休斯动物诗的再认识

英国桂冠诗人泰德·休斯是二战后英国文坛上涌现出来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创作出了许多以猛禽凶兽为题材的动物诗。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休斯为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诗学上进行着不懈地追求。文章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出发,探讨休斯动物诗中的动物情结、生态情结、暴力情结和反传统创作情结,解读休斯作品中的多维情结观。     

浅谈叶芝诗歌《玫瑰》的表现手法

在爱尔兰诗人叶芝的早期诗集《玫瑰》之中，诗人采取了多种不同的诗歌表现手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歌中“赋”的手法的运用，二是哲理意味在诗歌中的传达，三是通过直白质朴的诗歌语言达到独特的诗歌效果。多种手法的并列使用既造成了叶芝诗歌纷繁多变、关不胜收的奇丽景致，又为我们理解叶芝后来不同时期诗歌创作风格的变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独语”到“对谈”——论何其芳1940年代的诗歌转向

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一批诗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观念和写作策略。诗人何其芳在这个时期对诗人身份、诗歌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何其芳在1936年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进行的诗歌创作,显示了从＂独语＂到＂对谈＂的转变特征。＂对谈＂不仅标示了何其芳在延安的生活方式,也是他诗歌的言说内容和结构方式。但是,这种变化是有限度的,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何其芳既受到外界的干扰,也遭遇到诗歌形式上的困惑。     

“元和体”考论与张安祖先生商榷

张安祖先生《〈唐国史补〉“元和之风尚怪”说考论》一文中对“元和体”界定有误。张文认为“元和体”应包括元白讽喻诗。对于元稹未将讽喻诗归入“元和体”，张安祖先生解释为：“元和体”当时并非关名，元稹对其讽喻诗格外珍重，出于自我保护心理，故将讽喻诗排除在“元和体”之外。经过考察，这一解释并不能成立，故“元和体”之界定应依元稹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