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刑法思考——以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为分析视角

认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应立足于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从刑法理论的角度对“从事公务”、“国家机关”范围、“委派”以及“准国家工作人员”等问题进行探讨。进一步明确“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应完善相关立法,具体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明确相关概念;其二,明确界定标准;其三,明确“委派”的涵义;其四,明确“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范围。     

刑法总则中若干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的条文辨析

我国现行的刑法中有多处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之处。如：正当防卫中对于“行凶”的界定；对于其它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理解；关于“死缓”的规定；对于“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等条款都存在不严密或有疏漏之处，使执法在工作中无所适从。因此，我国的刑法必须针对有关问题进行认真的修定，以保下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协调一致，使法律真正适应我国的社会需要，起到惩治犯罪，保护人们的重要作用。     

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宪法维度

作为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的唯一资格刑，剥夺政治权利并不违背宪法的规定。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这六大自由并非都属于政治权利的范畴，也是无法剥夺的。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犯罪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对象规定不明确，我国不应该对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和未成年犯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我国刑法应当参照有关国家的做法，采用剥夺政治权利刑的选择剥夺制。     

政治权利——一个需重新解读的概念

政治权利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然我国宪法学界对同时作为学术概念和法律概念的政治权利并未进行科学的解读,立法者对政治权利的外延规定也未保持一致性。同时,在我国现行的权利救济体制内,政治权利并未得到有效的保障。围绕政治权利概念的种种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思考。     

论刑法规范合宪性解释的具体适用

刑法学的本体应是解释论,对刑法规范的具体适用有赖于对刑法规范进行恰当、合理的解释并使其符合宪法的原则和精神。随着近年来学界逐渐兴起对合宪性解释的关注以及对宪法司法化运动的期待,宪法学者与其他部门法学者的交流日益频繁,使得这一期待成为可能。不同于德国宪法法院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我国刑法规范的合宪性解释应充分发挥宪法对刑法解释的限制和检验功能,使刑法规范在个案的定罪量刑上具有可操作性。让刑法规范在字面涵义可能的范围内做出与宪法规范保护目的一致的解释,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以合宪性为解释标准,使刑法规范在具体适用时能够充分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     

政治权利——一个需重新解读的概念

政治权利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然我国宪法学界对同时作为学术概念和法律概念的政治权利并未进行科学的解读,立法者对政治权利的外延规定也未保持一致性.同时,在我国现行的权利救济体制内,政治权利并未得到有效的保障.围绕政治权利概念的种种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思考.     

论行政刑法的法律性质

学界对行政刑法法律性质的三种主要学说存在严重的分歧,造成对行政刑法的法律性质的不同看法实质上是由对行政犯罪这一概念的内涵认识不同所致,欲探求行政刑法的性质,首先要科学定义行政犯罪。将三种学说中的行政犯罪进行比较,界定行政犯罪为犯罪的一种类型更为科学,行政刑法的法律性质应属刑事法的范畴。     

论刑法适用技术

刑法适用技术是刑法应用理论中的一个新名词。属于刑法应用方法论范畴。刑法适用技术在认定犯罪过程中处于刑法理论应用的“间接活动”环节,离不开刑法方法论的指导;刑法方法论是研究认定犯罪方法的学问。     

我国古代刑法的溯及力

刑法溯及力在我国古代法律文献中多有记载，随着历代刑事政策以及立法指导思想的变化，历史上各朝代对刑法溯及力规定各有不同。唐朝刑律立法成熟，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从旧兼从轻”原则，从法律制度史角度来看，当是现代刑法溯及力制度的渊源。     

论刑法会不会灭亡——对刑法不合理性的反驳

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重要部门法之一,是规定犯罪和刑罚及其罪刑关系的法律。因此,在界定刑法的时候,应当以犯罪和刑罚这两个基本范畴作为逻辑起点。有学者即从刑法逻辑上的不合理性包括犯罪、刑罚及刑事责任之间定义的逻辑矛盾,犯罪本质的不合理性及刑罚的不合理性采导出刑法的不合理性,进而得出绝对结论——刑法必将灭亡。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还需进一步商榷。以下作者就从犯罪的本质和刑罚的合理性来说明刑法存在的合理性,刑法应该是与人类共存亡的。     

略论刑法在惩治腐败中的作用

腐败现象的存在和蔓延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我们必须充分运用法律武器严厉惩治。然而,就现行刑法来看有诸多不利之处,为此,对现行刑法中的条款要进行调整,要在刑法中设立违反职责罪,要明确限定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主体的范围,完善受贿罪的有关规定,设立滥用职权罪,并要排除种种干扰使司法机关能够独立行使职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惩治腐败。     

析新刑法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

知识产权,又称“智慧财产权”,是一切人类智慧创作的成果,并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任何国家,无论是民事法典和刑事法典,还是专门的特别法律,都极为重视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逐步形成了行政、经济、民事和刑事的法律体系,且日趋完善。如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作了较为科学和详细的规定,主要表现如下: 1.进一步完善了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犯罪。原刑法第127条对工商企业假冒其他企业已经注册的商标的犯罪作了规定,并将该罪归类为破坏经济秩     

论刑法"惩恶扬善"的道德理念

本文首先从中西伦理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道德范畴的“善”与“恶”的涵义．并进一步从刑法的本质、特征、目的、制定等角度对刑法中的善恶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刑法是善与恶的辩证统一。作者认为“惩恶扬善”的理念是刑法的最高价值追求，也是刑法学与伦理学相遇的理论契合点。     

刑法文本中的模糊语现象分析

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在功能上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后盾法。刑法具有规制内容的特定性、制裁手段的严厉性和法益保护的广泛性等不同于其他法律学科的特点,故而对刑法文本的用语的精确性要求也不同于其他法律。然而,此处对精确性的强调并不等于全盘否定模糊性。文章认为刑法语言中的模糊语,可以分为名词性、形容词和副词性、代词和助词性、动词性模糊语等,并进一步探讨了模糊语现象存在的原因。     

我国刑法中从业禁止规定之刍议

作为非刑罚处理方法之一,从业禁止是一种以行为人的危险性、再犯可能性作为适用根据的预防性措施。从业禁止中的"职业"缺少刑法性标准,其应当是有较高的行业标准或者涉及广范围公共利益的职业,并可与刑法分则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中涉及的职业内涵相对应。"被判处刑罚"不包括死刑、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除外。公安机关对违反从业禁止的人的行政处罚权缺少合法性依据。但应当肯定,从业禁止刑法化严密了行政性规范和刑法制裁体系的法网。     

浅议刑法中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

我国刑法第二十条对正当防卫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对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的范围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笔者试图就“不法侵害人”的范围略陈管见,以期抛砖引玉。     

被误读的印尼刑法修正案

<正>2022年12月6日，印尼国会全体会议通过《刑法法典草案》（俗称刑法修正案）。该修正案待佐科总统签署后将成为印尼法律，于2025年实施。刑法修正案通过后引起各方不同反应，甚至出现零星的抗议示威。其实，这一刑法修正案涉及众多内容，全文长达226页，印尼国内外的绝大多数人只是根据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造成诸多误读。如印尼《雅加达邮报》报道，刑法修正案意味着印尼进入了一个“非自由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盛行的新时代。英国广播公司称，     

人权问答(二)

三、中国的宪法和法律是如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为了保障和促进中国人民的人权与基本自由,中国政府制定了大量的法律,规范政府和个人的行为,把人权的保护纳入法制的轨道。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每个中国公民,无论其性别、出身、民族、身份、财产状况、宗教信仰,都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公民的政治权利,以及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先后制定了有关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各项立法。如《刑法》,它有效地保护人民,打击一切非法侵犯他人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行为,以及其他刑事犯罪     

严密法网——论我国刑法对单纯受贿行为的规制及完善

我国刑法第385条对受贿犯罪规定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导致司法实践中意欲利用此规定逃脱罪责的现象比比皆是。特别对于单纯受贿行为，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使得实践中宽严不一，做法参差，严重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为此，重新理解我国刑法相关条文真义，乃至运用相关理论完善刑法对单纯受贿行为的规制，极具紧迫性和现实意义。     

浅谈中国体育行业规则与刑法的冲突

鉴于对中国体育行业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和现实性,笔者对体育行业规则与刑法的冲突做了粗浅的研究：认为行业规则没有对抗法律的效力,同时那些代表了人类正义与理性的部分要及时的转化为法律,避免人类理性与法律的冲突。就我国来说,这种冲突主要在于竞技体育中的对抗性伤害与故意伤害罪的冲突以及体育行业内部处罚与刑法有关规定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