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文化”探微之十 双璧辉映话沉浮──从李白杜甫诗文的“兰蕙”看其文化品格

本文主要取文化学视角，以文化符号“兰蕙”剖析李白、杜甫有关诗文内涵，揭示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品格。 李白诗文的兰（蕙）即屈原首创的君子人格形象，它主要是审美的、自我欣赏的，具有芬芳、雅洁、孤高的品格，是李白独立人格的象征；杜甫的兰（蕙）则主要体现功利与重生，用以调节仕途中的人际关系而求闻达，因而具有复杂、随机、以之为用的特点。 文化符号“兰蕙”客观表明：长江（楚）文化孕育了道家的李白，黄河（齐鲁）文化玉成了儒家的杜甫──虽然李白难免儒、法思想的影响，杜甫亦为道家思想所吸引。因此，大河（长江、黄河）“农”文化所塑造的主要民族品格，诸如执着、热烈、坚毅、锐敏、质朴等，以及知识分子的盲目乐观和依附性，均不难在他们身上发现──李白偏于开放灵动，杜甫偏于内向严峻。李杜犹如中华“农”文化之树的同根两干，并峙辉映，俯仰天地，共同昭示着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品格。     

“人”与“景”的模式化－－两汉辞、赋及文人五言诗中的兰（蕙）

两汉的辞（代言体）、赋（汉大赋）及文人五言诗中的兰惠，表现为两种“语言模式”，一曰赞“人”（主要指“君子”），出自屈原；一曰写“景”（旨在颂扬帝王），出血《招魂》。这同封建时代人的生存方式，包括致思途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相联系，即同文化（观念和准则）有关。因而，“语言模式”实际是“文化模式”的反映。以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论之，反映中国人生存方式的“文化模式”，大抵是“自律”的又是“他律”的，而最终归于“他律”。所以，有自律（修身）的“君子”（人）的模式，以及为最高统治者服务（他律）的“景”的模式产生。由兰蕙所呈现的两种“语言模式”，并不因文体之变而消亡，它将继续留存于其后的文学（包括艺术）样式之中－－只是“角色”有所转换。因为，它受制于长久未变的“文化模式”－－自律与他律。     

中国兰花

假如说洋兰是花中的美女,那么国兰应该算是兰花中的君子。古时,国兰亦称为蕙、兰。但是对于蕙与兰的定义就常引起争论,像黄山谷说:“一茎一花为兰, 一茎数花为蕙。”认为蕙与兰同属,而李时珍却认为蕙为别种。事实上,蕙与兰都是朴实无华的,常绿的叶色以及香味袭人的花朵,使它成为四君子中风韵飘渺者; 其清香淡雅的花香,使它成为我国四雅“兰、菊、水仙、菖蒲”之首;而且它也象征着许多美好的事物,例如好文章称为“兰章”,纯真的友谊称为“兰交”,好夫妻则称“芝兰之宫”等。     

"人"与"景"的模式化--两汉辞、赋及文人五言诗中的兰(蕙)

两汉的辞(代言体)、赋(汉大赋)及文人五言诗中的兰蕙,表现为两种“语言模式”,一曰赞“人”(主要指“君子”),出自屈原;一曰写“景”(旨在颂扬帝王),出自《招魂》。这同封建时代人的生存方式,包括致思途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相联系,即同文化(观念和准则)有关。因而,“语言模式”实际是“文化模式”的反映。以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论之,反映中国人生存方式的“文化模式”,大抵是“自律”的又是“他律”的,而最终归于“他律”。所以,有自律(修身)的“君子”(人)的模式,以及为最高统治者服务(他律)的“景”的模式产生。由兰蕙所呈现的两种“语言模式”,并不因文体之变而消亡,它将继续留存于其后的文学(包括艺术)样式之中——只是“角色”有所转换。因为,它受制于长久未变的“文化模式”——自律与他律。①     

幽芳自赏亦鑑人——三国魏晋南北朝诗文中的兰(蕙)

三国魏晋南北朝既是分裂动荡黑暗的时代，也是精神自由解放的时代。对人性、个性及人的价值追求——“人格审美”，已成为时代潮流。于是，久违了的、由屈原创造的君子形象(兰蕙)，自然地被赋予了新的“品格”：人物品藻——以“美”自赏或鑑人。此时的君子(兰蕙)，大抵已非屈原时代的安邦定国，亦非汉末下层落魄人，而是具独特个性又极富才情的士人阶层精英——“俊杰”(俊士、俊才、俊良、俊彦、俊秀)。即便承《招魂》而以“兰蕙”写景，亦是“自我”的反映。若论此时“兰蕙”被赋予的新意，则是越八百年上承屈骚善与美的传统，又凸现“欣赏人格个性之美”的时代特色。相关史料及学史上名家诗．提供了上述结论。     

橡树 钥匙 一代人——“朦胧诗”意象评析

本文试图运用顾祖钊先生的审美意象理论来评析“朦胧诗”的意泉美。“文学意象”是顾先生的独特发现。它与“典型”、“意境”鼎足而立,构成了文学形象的三种理想形态。有了它,古今中外那些用“典型”、“意境”无法涵盖的文学现象,便有了自己的归宿。本文通过对具体文学现象的观照,不仅赏析一批优秀诗篇的意象美,而且得出结论:整个“朦胧诗”群落便是一个整体意象,象征着一代人艰难的人生历程和心灵历程。     

论《庄子》达“道”者形象塑造的人生审美意蕴

庄子美学的本质是人生美学，是建立在庄子哲学基础“道”之上的一种指向人生对个体生命进行终极关怀的美学。因此，“道”是其人生美学的基础和核心。以“道”的人生审美精神为轴心，研究、剖析了达“道”者形象的美学象喻。这些形象群诠释着庄子对美的认识和追求，蕴涵着庄子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审美感受。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庄子将自己对审美境界的体认与追求融入到形象体“道”的心灵状态的描绘中。     

唐宋词“帘”意象的审美意蕴

“帘”意象在唐宋词中出现频率极高，有着丰富的审美意蕴：艳美、柔美、幽美唐宋词人喜用“帘”意象是时代特殊的审美风气、士人“女性化”心态及词“应歌而作”的体式功能造成的。     

先秦“中和”美学思想论析

以“和”为美，以“中”为尺度的“中和”之美，是我国古代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范畴。作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范畴，它以其深厚而独特的美学内涵影响了古今几千年中国人的审美思维。作为一种美学理论。它以“适中”、“时中”为美学原则，以“和谐”为美的理想和目标。     

巫术与象征——谈屈赋中的鸟兽草木意象

屈原的诗文创作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并将花鸟草木赋予人的思想情感,发展为象征的艺术手法,突出地表现为“以物比人”。汉代王逸《离骚》序中明确指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贤;恶禽臭物,以比谗倿……虬龙鸾凤,以诧君子,飘凤云,以为小人……”朱熹则一言以蔽之曰:寓情草木。 屈原作品中的鸟兽草木意象比比皆是,草木有兰、菊、蕙、芷、桔、杜蘅、江离、留夷、揭车、薜荔、芰荷等;鸟兽有飞龙、鸾凰、凤鸟、凤凰、马、犬、鸡、雏、封狐、雄虺、玄蜂、虎豹等。这些意象总体来说是比喻人,或象征人格情操,即以物喻人。如屈原说自己高洁即以饮木兰之坠露、餐秋菊之落英来象征。把木兰与秋菊的芳菲品质与自己的人格合而为一,即把香草的芬芳与自我品格视为同一。再如以被兰佩芷的服饰作为自己人格外化的标志,“扈江离与薜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揽本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纟丽)兮”其他一些人也以草木作为人格的外化形式,灵巫是“浴兰汤兮沫芳,华采衣兮落英”。山鬼也是“被薜荔兮带女罗,被石兰兮带杜蘅”。有的文以草木直接隐喻为人,如荃、荪代表君王,或特指怀王,“荃不察余之中情”(《离骚》)、“荪详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