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昶对袁枚诗学的批评——兼及乾嘉之际诗坛传统与新变的矛盾

袁枚与王昶是乾嘉之际吴地最重要的诗坛领袖.袁枚论诗主张性灵,首重才情;王昶论诗讲格调,首重学问.对学问与才情在诗学上排序的不同,是二人论诗最大的区别.袁枚“性灵说”过分强调才情,独抒性灵,不遵守先辈作诗规范,创作求新求变,相对忽视学问的作用,导致乾嘉之际诗坛形成了一股过分推崇自我性灵的风气.王昶强调诗歌的雅正传统,在袁枚过世后批评“性灵说”及其后学的创作流弊,虽存门户之见,也体现出其企图匡扶诗教的用心.     

论袁枚对“情”范畴的拓展

清代的袁枚对于“情”的认识明显比前人更深刻,在重“情”方面也大大超过了他们。不过,在这一点上,学者们仍然注意不够。他们往往只是从“性灵”的角度来论述他的诗学理论,使他的诗论中“情”的意义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局限在传统范围之内,而忽略了其中创新的内涵。其实,袁枚诗论中的“情”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拓展,主要表现为：以“情”代“志”;以“情”求“性”。袁枚的这种理论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性灵说与文学解放

袁枚性灵说推动了清代文学的解放。具体表现为：1.诗人真性情的解放。它是对传统诗学“以礼制情”、“主理抑情”、“以政治功用代替抒情”的反拨。2.创造精神与个性的解放。它一反宋元以来规唐模宋的诗学思想，张扬个性与独创精神。     

关于随园女弟子的成员、生成与创作

随园女弟子作为女性诗歌创作群体,乃清代乾嘉诗坛袁枚性灵派之一翼,其人数可考者达四五十人。其出现于苏杭地区,与江南经济、文化的发达及思想观念的解放密切相关,也与袁枚的支持不可分。女弟子诗歌创作具有性灵派的诗的共性:抒写真情与闲适之趣;选材琐细,意象灵动、新奇、纤巧,不乏风趣,语言白描、口语化。其最大功绩是以清新的诗风冲击了诗坛流行的拟古格调诗及卖弄学问的考据诗,为诗歌回归抒发真情的轨道作出了贡献,在中国妇女诗歌史上占有地位。     

试论“随园第一女弟子”席佩兰的科举诗

席佩兰，清代常熟著名性灵派女诗人，被袁枚推尊为本朝第一。她有极为明显的男性意识，且伉俪能诗。其夫孙原湘与王昙、舒位合称“江左三君”，然场屋不畅，席佩兰诗中对此有所记述，该类描摹科举情状之诗颇见性灵派诗歌的特色，既具审美价值，又有认知价值。     

关于随园女弟子的成员、生成与创作

随园女弟子作为女性诗歌作群体，乃清代乾嘉坛袁枚性灵派之一翼，其人数可考者达四五十人，其出现于苏杭地区，与江南经济，文化的发达及思想观念的解放密切相关，也与袁枚的支持不可分。女弟子诗歌创作具有性灵派的诗的共性：抒写真情与闲适之趣，选材琐细，意象灵动，新奇，纤巧，不泛风趣，语言白描，口语化。其最大功绩是以清新的诗风冲击了诗坛流行的拟古格调诗及卖弄学问的考据诗，为诗歌回归抒发真情的轨道作出了贡献，在中国妇女诗歌史上占有地位。     

性灵说溯源

考察整个南朝文学文论,发现“性灵说”在南朝已初步形成。以范泰、谢灵运等为代表的南朝作家所言说的“性灵”,是指生命本真的自然天性,包括心灵本真的自然情性。从而奠定了“性灵说”重真性情、崇尚自然与个性的核心思想。“性灵说”在南朝初步形成,佛教大乘涅架学佛性论思想的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谢灵运是以“性灵”体现佛性的一个典型。南朝“性灵说”体现了对人“心”的重视,重视体现人本真情性的“心”的灵动与活力。     

独抒性灵的刘鹗诗

刘鹗诗大都是其即兴而发，任意歌咏而作，其诗有因循、更有创新，有粗制、更有细作，有醇雅、亦有粗俗，有含蓄蕴藉、亦有铮铮露骨，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艺术风貌，是晚清诗坛一份真性灵的诗性见证。     

论张问陶的性灵说

张问陶接受并发展了明清诗坛的性灵说，坚持诗歌的审美内涵是诗人自我内在“性灵”、“性情”、“血性”的感性显现，强调自我，张扬个性；以为诗中的性灵来自创作主体、表现对象和二的天然妙合；要写出表现性灵的真诗，必须有天才和灵感；标举性灵固然是针对“格调说”和“肌理说”而发，但其理论旨归是要求学的个性表现和独创精神，来冲决当时儒家正统思想对诗歌的束缚和扭转坛复古模拟的诗风。     

袁枚《随园诗话》述评

袁枚《随园诗话》由论诗、采诗、记事三部分组成。论诗旨在倡导主真情、重个性、尚诗才的性灵说；采诗意在以创作实践印证性灵说理论；记事则多与诗坛创作相关，亦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情趣。《随园诗话》是清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     

平淡论诗学观之管窥—兼论“滋味＂说与“平淡＂论的异同

在诗学评论中，批评家们都非常推崇钟嵘提出的“滋味说”，认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就是“风力”和“丹采”的融合统一。而宋代梅尧臣却持诗歌贵“平淡”的诗学观点。梅尧臣和钟嵘的主张同是诗歌的审美理想但却相反，这乃是源自他们主张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梅尧臣所说的“平淡”更侧重关注人自身内心深处的终极关怀，是一种返观自我的冷静谛视，是人生的一种更为成熟的心态。     

《袁枚书法作品中的集外诗词九首考释》辨误

王英志《袁枚书法作品中的集外诗词九首考释》（《文学遗产》加08年第6期）一文,至少有三首诗著作权误判。《扇面绝句三首》前一首见《瓯香馆集》卷八,题作《题画赠李先生》;后两首见《瓯香馆集》卷二,题为《观潮》,俱为清初“毗陵六逸之冠”恽格的作品。     

试论梅曾亮的诗学思想——“八蔽”说

从梅曾亮诗集自序中提出的＂八蔽＂说出发,来论述其诗学思想。梅曾亮的诗学思想,其核心是真实,写景状物要真,思想感情要真,评品作家作品要真,这是他超越桐城派的地方,因为桐城派中人从来没有如此突出地强调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其次,是强调真实地反映现实,干预现实,要有用,要有讽喻教化作用。这一思想也超越了清代前期的诗学思想,清代前期的四大诗歌流派——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袁枚的＂性灵＂说,大多从艺术上论诗,都没有如此突出地强调诗歌的真实性,现实性,这可能与梅曾亮所处的嘉、道时期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不无关系。再次,是强调艺术规律,如文学创作中的灵感问题,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问题、体势问题。最后是作家的修养问题等。     

“运思”：通往荷尔德林的“诗思”之路——对一种批评的再批评

“运思”作为德国民族所特有的一种哲性思维，经过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转化为一种诗性思维。所以“运思”就成为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的一种“阐释”策略。从这种策略中我们可以窥见到海德格尔这种“运思”的批评实质。     

近现代学者对元遗山的接受与诠释——以诗话为中心

诗话在元好问研究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如宋韦居安《梅磵诗话》、明瞿佑《归田诗话》、明都穆《南濠诗话》、清王士祯《带经堂诗话》、清翁方纲《石洲诗话》等,大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引起过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相比较而言,近现代学者撰著之诗话,利用则比较薄弱。其实,这些后出的诗话,亦散存大量的遗山研究资料,如加以蒐辑、整理、利用,既可使遗山及其作品传播与接受的历史链条趋于完整,又可觇近世诗风趣尚之流变。这一文学史料学的拓展,对当下的元好问研究,不无启发意义。     

穿越我的乡村你的城市流浪他乡——子丁小说论

乡村与城市的对立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母题。泰安青年作家子丁的小说创作既有对乡村诗意想象与现实消失的描写，也有对爱恨交织的欲望化城市的独特感悟。作品所体现出的对乡村诗意和城市美好的双重超越，使飘泊和流浪成为叙述者恒长的生存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既超越了有关乡村诗意的想象，也超越了“向城求生”的新乡土叙事对城市现代化的肯定与推崇，从而使其创作具有了独特价值和意义。     

王国维的“境界”说与文学批评观

在近百年来学术理论界关于王国维“境界”说的批评中,大致有三种结论趋势值得商讨：一是“悲观主义”论,二是“为文学而文学”论,三是“境界”与“意境”等同论.当代无数学者试图对王国维的“境界”与“意境”加以辨析,但最终回到“等同”论的园囿.这些论点或者关注其“哲学血缘”而把“境界”说视为哲学范畴,或者关注“诗学血缘”而把“境界”说视为审美范畴.而文献表明,王国维的“境界”说作为他的文学批评观,包括三个基本层次：“人生境界”、“诗人境界”和“文学境界”.以“人生境界”为核心,以“诗人境界”为枢机,以“文学境界”为导航,疗救国民灵魂,这正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的旨意所在,也是“境界”说的基本思想,体现了“美育救国”的积极主张.     

论黄远生思想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意义

作为民国初年著名的新闻记者，黄远生提出的一些文化思想对近代中国的文化思想界作出了一定贡献。他不仅首倡了一定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启蒙和影响了陈独秀、胡适、周恩来等一批五四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其对于灵魂深处的忏悔精神和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也进一步完整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构建。其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应该得到肯定。     

翁方纲“肌理说”再认识

鉴于学人或有把翁方纲诗学主张“肌理说”与他的创作实践“以学为诗”混为一谈的倾向,文章对翁方纲“肌理说”的本来面目作了探讨。认为翁方纲“肌理说”是一种在修正补充“神韵说”基础上提出的、探讨如何创造出具有“神韵”艺术境界,探讨义理、文理之“理”的诗法理论,而其诗学指向则在实境宋诗甚至是学问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