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会通以求超胜”到“西学东源”说——论明末至清中叶的科学家对中西科学关系的认识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的明清之际诞生?”人们对这个问题作过不少的探讨。本文仅从明末至清中叶(以下简称明清间)的科学家对中西科学关系的认识来分析这个问题。明清间的西方传教士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中国当时的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注意到学习和吸取先进的西方科学,提出“会通”中西科学的主张,并付诸实践。因而李约瑟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差异,它们已经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世界科学的演变》)但是,明清间中西科学的会通,没能够改变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的总体格局。相反,中西科学的差距正是在这期间增大的。造成这一历     

指南针理论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

指南针产生以后,中国学者对指南针之所以能够指南,从理论上做过探讨.这些探讨大都是从阴阳五行学说出发,结合当时人们对大地形状的认识而展开的.万历年间,传教士来华,带来了西方的指南针理论、地球学说以及相关的科技知识,在这些知识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开始从新的视角探讨指南针理论问题.在这些探讨中,阴阳五行的作用淡化了,而从力学角度做的分析却增加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在传教士中,南怀仁的指南针理论最为系统,但他的理论仍然局限在古代科学的范围,并非吉尔伯特的磁学理论.南怀仁的理论在中国影响深远,直到19世纪中叶,仍有中国学者用南怀仁理论解释指南针问题.     

影响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科学价值观

中国近代科学的发民历程，即是西方近代科学向中国移植的历程。由于这一过程遭逢中华帝国衰落和西方列强侵扰的特殊遇境，中国近代社会对科学的价值认同历经了从“夷技”到“长技”再到“科学万能主义”的渐进曲折的变化过程，并因此形成了一种别扭的二元基本架构的非理性科学价值观。这一价值体系不仅影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建设也产生了某种误导。确立一个适于现代科学和技术健康发展的科学价值观已成为“     

汤若望与中国近代科学的历史命运

引进西方科学是中国科学迈向近代化的现实途径.作为输入西方科学的使者,耶稣会士为实现这一途径提供了可能.本文以耶稣会士汤若望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的经历为例,探讨了明清之际近代科学在中国发展的命运,指出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缓慢的三个社会原因:夷夏之防文化传统的排斥、王权至上封建制度的扼杀和工具主义科学价值观的局限.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科学哲学的中国化:历程、问题与启示

西方科学哲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的传播,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基本把握了西方科学哲学的基础理论与前沿动态之后,国内学者试图注入中国特色的元素,实现西方科学哲学的"中国化",它是抽象真理具体化、情境化的必然要求和必然产物。要形成中国特色或中国化的科学哲学,国内科学哲学界有必要加强中国哲学史学研究,从中获取思想资源;科学哲学研究主体的科学素养及对中国科学发展的了解需进一步提高;应形成既和西方科学哲学研究具有内在一致性又不同于西方的具有"特殊性"的科学哲学研究方式;摒弃对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简单的"路径依赖"与"等距离追赶",重视哲学研究中比较方法的运用。从研究主体而言,应尽早培育出一批拥有理论自信、具备足够自然科学知识积淀,且长于内在性哲学分析而又敢于"独立门户"的科学哲学研究群体。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分析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可以看出，这一思潮实际上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经学方法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影响的必然产物。按照经学方法，所有学问，无论是儒学还是科学，都被认为来源于中国古代经典，因此，西方科学也不可能例外。这也许就是“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在文化上的主要原因。     

俄罗斯科学哲学的社会文化导向

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科学的发展机制问题,是20世纪中叶以来俄罗斯科学哲学的显著特点,这不仅是受到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苏联哲学和科学发展的总体特征.俄罗斯科学哲学的这一研究导向具有现实的意义,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传统中医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试释这一奇特现象

摘要从公元前一、二世纪的西汉时期开始,中国运用阴阳、五行等思想解释健康和疾病,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科学”的治疗和预防疾病的医学体系,在中国运用与发展了两千多年,这就是“中国传统医学(CTM)”。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中国医家对中医按科学和理性精神进行了整理、消化和吸收,使之切合于当代医学知识体系,这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传统中医(TCM)”。中医在16世纪就为西方有所了解,尤其是针灸,18、19世纪之交在欧洲曾风靡一时。但接着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由于现代生物、化学、医学的兴起,中医在西方受到了冷落。到了20世纪70年代,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传统中医再次在欧洲和美国大受欢迎。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传统中医在临床上的效果,而是在于西方工业化国家中产生了一种宽泛的思潮,即对不加区分地用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人类生活、开发自然所带来的危险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在这种危机感下,西方人迫切需要一种对人体改变不大,对环境破坏较小,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医学体系来补充或取代西方现有的生化医学。传统中医,特别是针灸,在西方得以流行,就是得益于这种对科学技术造福人类、不断进步的观点表示怀疑,对现代科技对环境的破坏表示忧虑的危机感。文章主要是通过对欧洲的环境主义和对科学技术的怀疑主义的背景分析,解释为什么“传统中医”能在这一思想大趋势中进入到西方社会。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中医”是对“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性的整理和吸收,这使得它比较容易为强调科学和理性的西方文化所接受。“传统中医”当今在西方受到欢迎,这一奇特现象当从以上两方面进行解释。     

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进程缕析——兼与西方国家的比较

从晚清时期西方科学的传入,到以中国科学社为首的民间科学社团的陆续建立,再到中央研究院等官办研究机构的诞生,中国科学的体制化逐渐形成。中国科学的体制化是包括广大留学生在内的新知识群体“扩散和移植”的结果,因此与欧美诸国有着相似的一面,带有一些模伤的痕迹。但不可否认,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又有着自己的特征,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     

X-ray中文译名演变过程研究

X射线(X-ray)于1896年传入中国之后,基于音译、意译、形译和字母词等方式产生的多种中文译名之所以长期并存和混用,是由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异的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传播和接收时,引起了不同的理解和对接.直到“X射线”成为被专业共同体和社会所公认的X-ray中文译名,才完成跨文化传播的概念对应.X射线译名的整合或“规范化...     

西方火器技术冲击下的明清科技与社会转型

本文通过西方火器技术在明清时期的冲击及其回应,从一个剖面考察了中国的科技与社会转型这一近代化过程。火器技术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它既是中西之间物质和技术差距与中国人对外国“船坚炮利”认识的直观表现,又是中国睁眼看世界进而兴起向西方学习热潮的起始点,更是中国科技和社会转型的重要促进因素。以火器技术的引进和仿制为开端,科技转型得以展开,技术(或工艺)与科学分离的状态逐渐演变为科学、技术、工业紧密联系并相互影响的状态。在社会转型方面,翻译西方军事技术书籍、兴办军事工业,进而带动与之相关的近代科学、民族工业、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国社会逐步走向近代化。在这一历史变局中,火器技术作为一项能够完整反映和呈现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绝佳案例应该被研究和重视。     

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科学的改造与社会重建

本文以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科学为研究对象.主要将1949年以后发生在中国科学界的事件,整体地当作科学的改造与社会重建现象来把所握,探讨这一过程发生的深刻文化与社会原因,以及这一过程带来的结果.     

任鸿隽拓荒中国科学文化路径刍议

向没有科学的国度移植科学是一种文化转移过程,从文化入手向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中国移植西方科学文化应该寻找到中西文化的衔接点顺势而行。在传统文化中顺承科学文化基因,在青少年中全面开展科学文化教育是任鸿隽及中国科学社成员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选择,但他们错过了这个历史机遇。近代中国推进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先驱任鸿隽所选择的文化虚无主义思想和横空嵌入的方式必然会发生"排异反应"。     

从科举到科学：中国本世纪初的教育革命

中国传统社会中采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导致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北离,阻碍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科学教育的发展。维新运动时期从日本文汉字引入的“科学”概念,是作为科举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在清末新政运动中,全面引进日本的学制和地教材,这教育革命启动了人从传统儒学知识结构向现代科学知识结构的全面转变,科举制度与随着科学教育的迅速发展而消亡。     

清初历算大师梅文鼎

梅文鼎(1633—1721),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是清初被誉为“历算第一名家"的民间天文、数学家。他生当西方科学传人中国的时代,毕生致力于阐发西学要旨、表彰中学精华,对于整个清代的学术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通过这一人物的思想和活动,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中、     

《救荒本草》科学思想略论

《救荒本草》蕴涵的科学和创新思想,是作者所处的自然、社会、文化教育和当时中国古代科技水平共同作用的结果。该书中植物学、农学、物理、化学、医药学、资源开发利用和救荒等科学思想应被系统研究。将它与西方科学比较,找出其科学特征,总结它在中外学界的影响,并借此阐明中西方科学或察同或求异不同发展路径的原因。     

“科学共同体”在近代中西方的形成与比较

该文首先对西方科学哲学家托玛斯·库恩提出的“科学共同体”概念作了分析,然后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在近代西方（欧洲）的形成以及它的作用,同时对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进而指明“科学共同体”未能于明末清初出现是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内在原因之一,最后以中国科学技术在20世纪10～40年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例,得出“科学共同体”是将科学技术向前推进的有力杠杆的结论。     

晚清学人对伽利略的科学史书写

伽利略被誉为“近代科学之父”,为普罗大众所熟知。在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的文字中,他零星地出场过,但随即销声匿迹。直到19世纪后期,基于晚清学人对他的科学史叙事,他才真正被中国的知识阶层所接受。同时,通过书写科学史中的伽利略,他身上附着的科学知识被介绍到了中国,并得以传播,构成了近代中国引进西方科学的一种独特方式。     

晚清科学的传播模式

本文从传播学和出版学的角度论述了晚清时期西方科学在中国各领域的普及传播,主要涉及译书出版、口岸传播、留学生传播、通过日本转口输入、办学和实物传播等模式.文章分析了晚清出现传播科学高潮的成因,提出研究近代西方科学与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接触规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认为这些规律是今天中国科学传播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该文初步分析了这些传播模式的特点、作用以及各种模式之间的联系,并结合今天科学传播进行一些理论思考.     

东方科学与文明的复兴

自2500年前以来，人类的科学和文明存在着至今仍具有巨大影响的两大相对独立的流派。一个是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文明，一个是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与文明。前者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后者的科学思想是整体论，方法是实用化研究方法。我们认为，西方科学与文明的发展目前出现了瓶颈问题，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出现了不可持续的严重问题。与此同时，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新的文明，而它们的核心思想与东方科学和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东方科学与文明将面临一个大的发展。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应当而且必然结合在一起，共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