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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1894－1964)1948年说过：“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正是这些科学的边缘区域,给有修养的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的机会”①。1964年美国工业数学和应用数学学会(费城)在发表《诺伯特·维纳论文选》(麻省理工学院,1964年)时作序写道：“诺伯特·维纳教授相信,在两领域间的‘缝隙’中将会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见该书第5页)。模糊理论的诞生,再次证实了维纳的这个论断。1965年扎德(Lofti Zadeh)在《Information and Control》(信息和控制)杂志第8卷(1965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Fuzzy sets》(模糊集)的论文,接着他又发表了几十篇有关模糊理论的文章,从此模糊理论几乎风靡全球。模糊理论是从数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诞生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在哲学和逻辑学方面,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和布莱克先后于1923年和1937年发表了同名的论文：《Vagueness》(论模糊),从哲学和逻辑学上为模糊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②。扎德承认：“逻辑集论这个分支的兴起是从语言学方法的引入开始的,它转而又推动了模糊逻辑的发展”③;“模糊语言的概念是模糊集合理论中最重要的进展之一”④。但是正如康德所说：“任何科学含有数学成份的多寡,决定了它在多大程度上够得上成为一门科学”⑤。只有当扎德将模糊理论数学化以后,它才得到整个科学界多数人的承认。现在,模糊理论已被应用于数学、系统学、控制论、信息论、心理学、逻辑学、文艺学、美学、人工智能、机器人学、法学、经济学、地质学、生物学、情报检索等许多领域,它的发展方兴未艾。关于模糊类(fuzzy class)扎德是这样下定义的：模糊类是指“其界限不是泾渭分明地确定了的类别”,或者换个说法,“模糊类是指该类中的成员向非成员的过渡(transition)是逐渐的,而非一刀切的”⑥。例如“红”和“橙”,“橙”和“黄”,“黄”和“绿”,“傍晚”和“晚上”,“青年”和“中年”,其间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能一刀两断的。模糊理论从语言的模糊性得到启发,反过来,模糊理论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对语言模糊性的研究,其影响波及语音学、语法学、尤其是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等多门学科。术语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⑦,其研究和发展也同模糊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是模糊的,二者之间很容易相互转化。例如“传播”、“及格”、“幅度”本来分别是农业(如“传播花粉”)、教育、物理等学科中的术语,现在已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以至一般人不再感到它们是术语。反过来,英语的shock本是一般用语,义为“冲击”、“震荡”、“打击”,进入医学领域后专指“休克”、“中风”、“心脏病引起的昏厥”,变成了科学术语。汉语借入了这个术语后,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这个词广泛用于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语言,它的术语和外来语色彩大大减弱,甚至不为一般人所察觉。“休克”是双音节词,符合汉语词多为双音节这一规律,也有助于这一转变。又如“集合”本是一个普通用语,但是在信息论中却变成了一个术语。术语同非术语之间的相互转化过程现在仍很活跃。如1989年2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个别民族分裂主义者也成不了大气候”。“气候”本是气象学术语,早已广泛用作生活用语,如“今年气候不好”。但在上引话中又出现了新的涵义。在气象学中,“气候”一词不能用“大”修饰。绝大部分术语的构成要素是非术语,如“软件”、“硬件”、“软着陆”、“清音”、“浊音”、“清唱”中的“软”、“硬”、“清”、“浊”是典型的模糊词,“件”、“着陆”都是非术语,也有助于术语同非术语之间的相互转换。一般说来,术语都来源于非术语语素(或词),这是可以理解的。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在其《物理学和哲学》(商务,1984年)中,列有专章“现代物理学中的语言和实在”,其中说道：“在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中,语言也增长了”,“我们发展了一种科学语言,它可以作为与科学知识新增加的领域相适应的日常语言的自然扩展”(见该书第109、113页)。根据程曾厚在《什么是术语学》(刊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83年第10期)中所介绍的资料,俄语中的日常生活及文学词汇不过3－4万,但是仅电子学一门学科的术语就有6万个,而且每年还在以一千个术语的速度递增。这么多术语如果全靠新创,而不是依靠已有的非术语语素(或词),只会大大增加语言中的词汇量,影响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汉语中这一特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如“肝炎”、“胃炎”、“肠炎”、“肾炎”、“关节炎”等术语都是借用日常生活中的已有的词加上“炎”这个模糊词构成的,而不似英俄德法语那样,需要借助拉丁或希腊语词根,造成一大堆新词。如英语的hepatitis(肝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的hêpar(肝);gastritis(胃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gastr(胃);enteritis(肠炎),来自希腊语énteron(肠子);nephritis(肾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的nephrós(肾);arthritis(关节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árthron(关节)。这些词所共有的后缀－itis也是通过拉丁语最初源于希腊语的表示“……病”的后缀－tis。类似的例子有汉语的“儿科”、“妇科”、“骨科”、“眼科”、“产科”,都是用非术语性的常用词素构成,十分简便,易学易记;但是英语却要借助外来语,构成特殊的医学术语：paediatrics(“儿科”,希腊语的paid－义为“儿童”),gynaecology[“妇科”,来自希腊语gun(女人);英语的queen(“皇后”,本义“女人”),俄语的жзна(“妻子”,本义“女人”)都与gun同源],orthopaedics(骨科),ophthalmology(眼科),obstetrics[“产科”,来自拉丁语obstetrix(接生婆)];汉语的“工兵”、“步兵”、“炮兵”、“骑兵”等都是用常用词素构成,易学易记;但是英、俄语则不然,都是借助拉丁、希腊语词根构成单独的词。这固然是由于拉丁文在欧洲曾长期充当书面文学语言,在医学界中至今仍在使用,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语言构成词的灵活性不如汉语。这是汉语的一大特点,也是汉语的一个优点。[参看拙文《制定术语要了解和掌握语言规律》(刊《中国翻译》1989年第2期)和《汉语并不难学》(刊《世界汉语教学》1988年第4期)]。此外,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同另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这二者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二者也很容易相互转化。例如,“原子”本是物理学术语,借入到语言学以后,构成“原子主义”,指孤立地分析语言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尽管atom(原子)源于希腊语átomos,在希腊语中本指“不可分割的”,不是术语。“结构主义”本是语言学术语,现在这个术语连同它所表示的原理和方法已广泛运用于文学、美学、人类学、哲学、建筑学等许多方面。又如“尸体”即是日常生活用语,又是医学术语;“痉挛”是医学术语;两个词加在一起,构成“尸体痉挛”,则成了法学专门术语。由此可见,我们在进行术语规范化时,要充分考虑到术语和非术语,这一学科领域的术语和另一个学科领域的术语之间的界限都是模糊的,二者常常相互渗透、转化⑧。最后还要考虑到,有时一个词在一种语言中是非术语,但是在另一种语言中却可能是应用范围十分有限的职业术语。例如hyphen(连词符)在英语中是个日常生活广泛使用的非术语名词,但是汉语中的音译词“哈分”却仅用于印刷、校对、编辑行业。日常生活中只用“连词符”。当然,如果从标点符号学着眼,“连词符”又可视为标点符号学中的一个术语。因此,同一个词,由于视野角度的不同,即可视为术语,也可视为非术语。上面是从共时角度讨论非术语和术语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和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在语言的历史演变中也不乏这方面的例证。例如,法语的couver(孵)这个带有术语性质的专业用语(当然,在养鸡人很多的地区,这又是一个生活用语)本来自拉丁语的cubare(躺,卧)这个生活用语。有意义的是汉语的“孵”也是来源于“抱”、“伏”等生活用语(见王力《同源字典》,第244页,1982年)。但是后来,couver从“孵”的意义又派生出“酝酿”、“密谋”、“潜伏”、“孕育”等非术语意义。这种“非术语→术语→非术语”的三次转换过程特别值得注意,它对语言学和术语学,甚至对哲学都有理论意义。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用现代集合论的术语说,它是一个大的集合,它下面包括许多子集。科学术语是一个子集(下面当然还可以按学科分为许多更小的子集);同科学术语平行的还有行话、隐语等子集。《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年)给“行话”下的定义是“各行各业的专门用语(一般人不大理解的)”。它接近科学术语,但使用阶层不同。科学术语多为知识分子所使用,行话却是各行各业的人(不少是非知识分子)所使用的,往往带有口语色彩,尽管二者的界限有时也是模糊的,二者可以相互渗透和转化。隐语(或称切口)也构成语言系统中的一个子集,是指“旧社会帮会或某些行业中的暗语”,北京话又叫“春典”、“侃儿”,江湖话叫“春”(见陈刚《北京方言词典》,第41,145页,商务),其特点在“暗”和“隐”二字。它们同术语、行话一样,也很容易向全民语言转化。例如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挂彩”、“扯淡”、“杀风景”就可能来自隐语。汉语的隐语行话滥觞于《文心雕龙》(作者496－497之间)所说的谐隐之词(见曲彦斌《隐语行话的传承与行帮群体》,载《百科知识》1991年第1期),它们在汉语文化中,至少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因此向全民共同语转化是不难理解的。由此可见,术语和术语之间的界限的模糊性及其相互转化,不过是语言中的各个子集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及其相互转化这个大问题中的一个小问题罢了。二、术语区别于非术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术语中模糊词少于非术语。传统的术语学从多方面规定术语同非术语的特征,唯独没有从模糊性角度划定二者的区别。罗素说过,“整个语言都是模糊的”⑨。波兰哲学家沙夫说：“如果我们不考虑科学术语的话(科学术语的意义是由约定确立的),模糊性实际上是所有词的特性⑩”。扎德说：“在自然语言中,句子中的词大部分是模糊集的名称,而不是非模糊集的名称”⑾。这三段话涉及三个问题：(a)是不是所有词或大部分词都是模糊的。(b)科学术语是不是都是非模糊的。(c)模糊的科学术语同模糊的非术语在文章中占的比重有什么差别。关于前两个问题,石安石教授作了明确答复;(a)并非所有词或大部分词是模糊词。他抽取了以“金”字为第一个词素的65个词(个别是词组)74个义项为例,其中模糊词只占28%。以“大”这个模糊词素构成的词为例,310个词,372个义项中模糊词占183个,约49%,都没有超过半数。(b)以语言学术语为例,也有很多模糊词,如“词素”和“词”,“词”和“短语”,“短语”和“句子”,“名词”和“动词”,“动词”和“形容词”,“名词”和“形容词”,“虚词”和“实词”之间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的,因此它们都是模糊词⑿。“云朵”在气象学中也是一个模糊词。维纳在《控制论》中引了德国的一首儿歌,其中有一句是“你知道有多少云朵飘浮过大地？”对此维纳回答道：“在气象学的全部语汇中,根本找不到似乎永远就是那样一朵的那种云朵;即便有的话,他(指气象学家——伍)既没有办法计算,也没有计算的兴趣”⒀。但是,“星星”却是精确词,因为“每颗星都是一个确定的对象,极其便于计算和编目”⒁。石安石没有提到第三个问题,他也没有统计充满术语的科学文献中模糊词在总词汇量中所占的比例,以及这个比例同非科学文献中模糊词在总词汇量中所占比例的差异。我们随便引《控制论》第35页第二段话中的一句话：“太阳和行星的相对运动可以看作是刚体的运动”为例。我们发现其中的术语有五个：“太阳”、“行星”、“相对”、“运动”和“刚体”。除“刚体”外,这些术语也都进入日常生活用语,一般人往往觉察不到它们是术语。但是在这段话中它们的术语色彩仍十分浓厚。这五个词除“相对”是模糊词外,其它都是精确词⒂。这样,精确的术语将近占这段话(共11个词)的半数(“运动”重复出现两次,算两个词)。非术语中只有“可以”是典型的模糊词,因为“可以”与“不可以”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其他词,如“和”、“的”、“看作”在这上下文中都是精确词⒃。这样,精确词占的比例超过80%,比石安石统计的非专业文献中的精确词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当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要考虑到,模糊词和精确词相互之间是很容易转化的,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拙文《论语言中精确和模糊的相互转化》(刊《百科知识》,1984年,第12期),就不在这儿赘述了。一般说来,在科学、法律、外交等文献中总是力图使用精确词,避免使用模糊词。但是,即使在法学中,有时也必须用模糊词,而不能处处用精确词。例如,在《法学字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261页)中对“伤害罪”作了这样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或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行为”。“重伤”和“轻伤”在日常用语中显然是模糊词语,因此在法律上必须作出比较精确的规定。该词典根据我国从1980年起正式施行的《刑法》第85条作了如下说明：“重伤指：使人肢体残废或毁人容颜的;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其他器官机能的;以及其他对人身体有重大伤害的”。当然,这儿的“其他”,“重大”还是模糊词。但这是必需的,因为人们不能罗列全部重伤的情节,列出九百九十九条重伤情节,漏掉其中一个情节,便可能给违法的人钻空子,因此邱实同志在其《法律语言》(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第9页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是完全正确,合乎辨证法的：“在立法语言中恰当地使用模糊词语不仅不会使法律规范含混不清,相反,会使法律规范更加准确、严谨、周密”。三、有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可能是精确的,即构成模糊术语。这个问题事实上在上面已经涉及。如“刚体”的内涵(受力的作用只产生运动,不发生形变的物体)就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哪些物体算作刚体,其外延也有一定的模糊性。上面举的语言学中的许多术语,如“词素”和“词”,“词”和“词组”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一定的模糊性。清晰的只是这些概念的中心部分,其边缘部分界限是模糊的。随便举几个例子：英语中I dare say(我想,大概,恐怕,当然,无疑)也可以合写为I daresay(主要见于英国英语)。能说这儿的dare say是词组,而daresay是词吗？如果单纯从意义看,I dare say等于一个词perhaps(也许)或of course(当然)。这儿的主语只能用I,可见这个组合接近成语。此外,of course(当然)分写,但是难道能因此认为这个组合是两个词吗？在词典中,of是词,course也是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成语来说,词加词的结果可能不是词组,而仍然是词,只是徒具分写的形式罢了。可见语言不同于数学,数学中1+1=2,语言中却可能一加一仍等于一。汉语中也有类似现象。如“高觉慧”是词,单称“高”也是词(外国人对中国人常这样称呼)：称“觉慧”是词,单称“慧”(亲昵称呼)还是词。这样一来,“词+词+词”仍等于“词”。汉语中有很多所谓离合词,如“打倒”、“推翻”、“睡觉”、“帮忙”、“洗澡”、“中意”、“造谣”、“泄气”等。这些词既可作为单独的词使用,如“打倒反动派”,“推翻三座大山”,“这件衣服我很中意”,“你们不要乱造谣”等等;又可被一些词所隔开,如“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了乡绅的意”(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的谣……你们洗刷得很清楚么？”(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后半句用现在的话当说“你们洗刷得干净吗？”但前半句至今似仍可说。当然更可能说的话是“倘若有人造了一个攻击你的谣言”。这说明这几十年汉语双音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玉娥！你就这么泄自己的气吗！”(老舍：《女店员》);“九条狗也帮不了它的洋主子多少忙”(胡小亥：《刑场上的婚礼》);“我量你也负不了这个责”(草明：《乘风破浪》);“处长让我再带一个头”(王蒙：《温柔》)。离合词中有不少是“动补式”,其中有些动补式后的补语是所谓模糊词,如“提高”、“降低”、“放大”、“长大”、“看轻”、“看透”等。由于模糊词有着不同的“隶属程度”(membership),因此在这些离合词中间可以加一些表示这些程度的词,如“看得很透”、“看得不很透”、“看得不大透”、“看得很不透”等等。这时,我们所遇到的显然又是词组了。这种将一个词分开,中间加很多词的结构类似德语的框形结构。例如德语的zusammenbrechen(倒坍)在下列句子中其前缀和词干就被四个词所隔开：Die Brucke brach infolge zu starker Belastung zusammen。(由于负荷太重,桥倒塌了)。汉语中原本充当双音词中词素的成分可以提至句首,更突出了离合词中的词素变成了词的这一特点。如“发理了吗？”“发理了没理”等。上面所说到的这些离合词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古汉语中,这些结构原来是词组,如“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孔颖达疏《易经·革》)。“殷革夏命”(《尚书·周书·多士》)。后来,随着汉语中双音词数量的日益增大,“革命”才变为一个词,如在“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中的“革命”。但是在“革老子的命”,“林彪提出了反动的口号：‘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等词组中,“革……命”显然还是动宾词组。这是古汉语词组的延续。这说明语言中共时和历时的界限并不是象索绪尔所说的那样容易一刀切开,界限分明的;从单音节词为主的古汉语向双音节词为主(指双音节词在全部词中占的比重,不是指双音词的出现频率;就出现频率来说,单音节词至今仍可能超过双音节词)的现代汉语转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既可为双音节词,又可为词组的中间过渡现象,这时词和词组的界限是模糊的。如汉语的“睫”(如‘目不交睫’)、“睫毛”、“眼睫毛”都是词,“眼睫毛”又接近词组,也反映了历时和共时的界限不容易切开的特点。这是符合自然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例如,在两种语言处在同一个区域时(如古代法国的凯尔特语和拉丁语),在融合为现代法语以前,必然经历过一个双语制的阶段。同理,从水栖动物演变为陆栖动物的过程中,往往会经历一个水陆两栖的过渡阶段。青蛙等两栖动物便是这一演变的过渡阶段的反映。由此可见,离合动词的产生是完全符合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演变过程中有过渡阶段这一普遍规律的。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早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二编第七章中就已指出,词和词组,形态学、句法和词汇学之间都“不可能有任何预先划定的界限”,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渗透。这正是模糊理论的精髓。又如“新潮”本是名词,但是现在报刊上已出现用于形容词的例子,如“她(指台湾女作家郭良蕙)说：‘人们的服装很新潮,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们’”(见《光明日报》1988年10月16日第2版,光明日报记者张胜支的报导《访台湾著名女作家郭良蕙》),这时名词和形容词的界限也模糊了。再如实词和虚词这两个语法中的科学术语在其边缘部分也是模糊的,而不可能是精确的。因此不少早期汉语语法著作将副词看作虚词。现在的汉语语法学家一方面基于对汉语语法的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外语语法的影响(因为英、德、法、俄等语言的语法著作都是将副词看作实词),多数将副词看作实词(如胡裕树、黄伯荣、张静分别主编的《现代汉语》)。介词也存在这个问题。上述外语语法都将介词(外语叫“前置词”)看作虚词。黎锦照的《新著国语文法》,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一则可能出自他们对汉语本身的认识,一则可能受外语的影响,也把介词纳入虚词。但是吕叔湘、朱德熙编的《语法修辞讲话》和丁声树编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也许出自他们对汉语特色的认识,也许是由于他们力图摆脱外语的模式,把介词归入实词,分别叫“副动词”、“次动词”。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把代词看作“半虚词”(可能受法语的某些语法著作的影响),把副词看作“半实词”,说明他事实上承认了实词和虚词界限的模糊性,尽管由于那时还没有诞生模糊理论,他没有用模糊这个术语。但是,1983年王力在《语法》一文中已明确指出：“把现代汉语的词分为两大类(指实词和虚词),也有些边缘的问题要解决。……一个就是……副词……另外还有一类词也处在边缘,就是代词。”此外,各词类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例如,古汉语的“之”,《马氏文通》和黎锦熙的《国语文法》认为是介词,本树达的《音等国文法》认为是连词,中学语法课本却看作是助词(17)。“及格”是教育学中的一个术语,其实也是个模糊词。“及格”在俄语中叫уаоВлетворителЪно,本义“令人满意”的,这更是个典型的模糊词。到什么程度才能算令人满意？60分及格,59分不及格,这界限完全是人为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给“及格”的注释是“达到或超过规定的最低标准”]。凭一分之差就能断定两个学生知识水平之间的“天壤之别”吗(18)？四、对模糊术语完全可以采用循环定义的方法。在模糊理论诞生以前,传统的逻辑学以及受此影响的术语学总是要求在给概念和术语下定义时不能循环定义。对精确概念来说,这一要求是合理的。但是对模糊概念来说,这一要求就不仅不合理,而且有时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例如,“现在”、“过去”、“将来”既是普通用语,又是哲学、物理学、气象学等许多学科常用的术语,对它们就很难下精确定义(19)。因此苏联科学院四卷本俄语词典在给ьудущее(未来)下定义时就只好求助于настоящее(现在)：время следующее эа Hастоящим(现在以后的时间)。《朗曼当代英语词典》(1978年)给future(未来)下定义时也只好求助于present(现在)：the time after the present(现在以后的时间)。这种释义法本质上都是用未知解释未知,并且是循环定义。因为“现在”又要靠同“过去”和“未来”的对照中去确定。苏联科学院十七卷本俄语词典在给настоящий(现在的)释义时就注明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ирошедщий и ьудущий(与“过去的”和“未来的”相对立而言)。同理,“春”、“夏”、“秋”、“冬”既是生活用语,又是气象学、天文学等学科中的科学术语。由于地球上不同地区的温度差别很大,季节长短不一,所以很难给四季下一个全世界通用的精确的定义：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是什么季节。以“春”为例,中国人既可以从立春(阴历2月3、4、5日)算到立夏(阳历5月5、6或7日),也可以将阴历正、二、三月算作春天(见上引《现代汉语词典》)。欧美人的春天大致是从春分(3月20或21日)算起,比中国习惯晚一个半月。如《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给spring(春天)作的说明是from about March 21 to June 23(大致从春分至夏至);张其春、蔡文萦合编的《简明英汉词典》的注释是：三、四、五月;[英]二、三、四月;法国小罗伯尔词典对printemps(春天)的注释也是“从春分到夏至”,但注明这是针对北半球来说的;德语G.Wahrig词典对Frühling(春天)的注释与小罗伯尔完全相同。《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给autumn(秋天)作的说明也是不够明确的：既可以指八、九、十月,又注明通常(特别是在美国)指九、十、十一月;给winter(冬天)作的说明更模糊：“……一年中最冷的三个或四个月份(在北纬地区是十一月或十二月至一月或二月”。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俄语词典(四卷本和十七卷本)给春夏秋冬四个词下定义时采用的又是循环定义的方法,如“春天是冬天和夏天之间的季节”,“冬天是秋天和春天之间的季节”等等,回避指出明确的时间界限(20)。这虽然不合传统逻辑关于下定义要避免循环诠释的要求,但看来,这是对模糊词下定义的最好方法。此外,象“中年”、“壮年”这样的模糊词是不可能精确的上下限定义的,也许它们的最精确的定义是：介乎“青年”、“老年”之间的年龄。让我们再回到语言学的术语上来,其中“词”就是个模糊概念。吕叔湘指出：“词的定义很难下。一般说它是‘最小的自由活动的语言片断’,这仍然不十分明确,因为什么算是‘自由活动’,还有待于说明”(21)。接着他举了许多词与语素、词与短语不好划界的例子。其实,用模糊理论阐释,“自由”本身就是个模糊词。用模糊词所定义的“词”,当然仍然是模糊的。史有为指出：“要给词下个准确的定义,实在是太困难了,又何况是给汉语的词下定义。……汉语中如果有‘词’,那这个‘词’本身就是界限模糊的,因此作主观反映的语法学也必然很难用明确的界限去圈定它”。于是吕叔湘也只好承认有界乎词与短语之间的单位,管它们叫“短语词”(22)。也许就象给春夏秋冬下定义一样,给“词”下定义的最没有漏洞的方法是循环定义：“词是介乎词素和短语之间的语言单位”(相应地：“短语是词和句子之间的语言单位”等等),并同时承认词素与词,词与短语,短语与句子之间存在着中间状态。随便举一个例子：我国中学语文课本把“的”、“地”、“得”、“着”、“了”、“过”看作是助词,王力认为“这是不合适的”。他认为应该看作词尾(17)。用欧洲语言学术语,它们当是构词或构形后缀,即是词素,而不是词。面对着这类模糊词,科学上有时不得不人为地加以限制,使之比较精确。例如“大雨”、“中雨”、“小雨”在日常生活中本来都是一些模糊词(组),气象学人为地规定：“24小时内,雨量达25－50毫米的雨叫大雨”(见《现代汉语词典》,但紧接着,该词典又加了一个适用于日常生活用语的模糊说明：“一般指下得很大的雨”)。对“中雨”的人为规定是“24小时内雨量达10－25毫米的雨”,对“小雨”的人为规定是“24小时内雨量达10毫米……以下的雨”。这些规定也还不是很精确的,因为都含有从最低限量到最高限量的浮动,即仍有一定的模糊度。但是这种模糊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用不着避免的。此外,如体育中的术语“低栏”中尽管含有模糊词“低”,也用人为规定数据的方法(栏架高76.5厘米,男子距离200米,女子距离80米)使之精确化。生活用语中典型的模糊词是颜色词,味觉词(23),表示年龄、时间、空间、温度、性格特征等的词。这些词也经常在专业文献中出现。因此专业工作者不能不了解并关心模糊理论及其发展。五、有些词在非术语用法中是同义词(即相互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甚至是等义词;但是在术语用法中却是精确词,即其界限是分明的,而不是模糊的。例如,在一般人所使用的日常英语中,midget和dwarf都是指“矮子”。在怀尔德(H.Wyld)主编的《英语通用词典》中就是用dwarf注释midget。在《英俄词典》中这两个词都译成карлик(矮子)。但是在医学术语中,这两个词却用来指两种不同类型的矮子。midget指个子矮小,但身体各部分比例正常的人(因此midget这个词还可指“小型的”,如a midget submarine“小型潜艇”);这可能同midget从midge[“小蚊”,同德语Mücke(蚊子),俄语мyха(苍蝇)同源]派生,即由比喻构词有关。但是dwarf则相反,指胸部和躯干发育都正常,两腿却特别短的人,因此可以喻指矮小的植物或动物,如dwarf marigolds(小金笺草),dwarf birch(小赤杨树)。可是在天文学中,white dwarf(白矮星)只是取其小义(和天狼星相比),与midget并没有什么区别(关于这类问题的详尽分析见拙文《从<高山下的花环>谈到同义词的分化和发展》,载《教学研究》1990年第1期)。又如“罚金”和“罚款”在日常语言中是同义词,但在法律术语中二者之间却有着截然分明的界限：前者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处分罪犯的一种刑罚,必须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而后者则用于还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的人,不一定非由法院判决(见邱实《法律语言》第7－8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再如“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这两个词组在日常语言中可以被视为同义结构,界限不很分明;因为二者都指没有达到犯罪的目的。但是在法律语言中却表示迥然不同、界限分明的两个精确结构。前者指自动中止犯罪行为,因此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但是“犯罪未遂”却是由于犯罪者的意志外的原因,没有达到既定目的,因此必须负刑事责任,尽管其处罚比“犯罪既遂”要小(见上引《法律语言》,第6页)。这个问题同语言中“犯罪”这类所谓表示行为结果的构词(或词组)方式有关。汉语(外语也一样)中可以说“他们正在盖大楼”,尽管从逻辑上说,既然正在盖,未盖成的建筑不能叫“大楼”。这是语言同逻辑的差别,也是语言模糊性的表现。客观现实千差万别、千变万化,语言如果要用不同的词表现每一个时时刻刻在变化的事物,如给“盖好一层(二层、三层……)的大楼”,“建成的大楼”分别用不同的词命名,语言中就不知要增加多少词汇。为了便利语言交际,语言必须简洁,因此有时不得不牺牲精确性,不得不违背逻辑。“犯罪”也是这样,“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中的“中止”和“未遂”,按照逻辑,严格地说,同“犯罪”一词的内部形式是矛盾的。总之,模糊理论的产生提出了传统术语学所没有考虑到的许多新问题,在这方面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现在模糊理论已进入大学课堂,在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哲学系和中文系都分别开设了模糊数学、模糊理论(24)和模糊语言学的课程。在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江西抚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也开设了或将开设模糊语言学的课程或讲座。对这种新的进展,术语工作者应给予密切的关注。最后让我们引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肯尼斯·派克谈到“微笑”的模糊性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他说：“一个可爱的女孩的微笑可以用诗歌般的语言描写,但是任何一位科学家都不能用电子显微镜查明微笑的物理的、生物的、文化的状况。……科学家只有考虑该女孩所属的整个民族,在谈论他们的喜悦时的社会相互作用,才能查明微笑的涵义”(25)。这大概是模糊语言的研究引起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门学科关注的重要原因吧。附录：国外杂志《模糊集和系统》(国际模糊系统学会会刊)第23卷(1987)第3期(9月)报导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模糊语言学的情况,现将此报告的中译文附在下面：“模糊语言学”在中国第一次开课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普通语言学教研室伍铁平教授,是中国模糊语言学的开创者。他所著《模糊语言学》一书,将作为“现代语言学丛书”之一,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以中文出版。在本书的基础上,他从1987年2月至6月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语系约五十名研究生开设了这门新课程。模糊语言学课程,不仅在中国是第一次开课,也许在全世界也是首创。众所周知,L.A. Zadeh教授是在与模糊语言学紧密相关的背景下建立起模糊集理论基础的。这门课程包括：1、历史;2、模糊理论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影响语言模糊性的诸因素;3、汉语和外语中颜色词和味觉词模糊性质的分析;4、汉语和外语中时间词模糊性的分析;5、模糊概念与精确概念之间的互相转化;6、模糊性与反训;7、模糊性与词源学;8、模糊性与修辞学;9、模糊性与词汇学和语义学;10、从模糊理论看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差异。上述内容,也是他所著《模糊语言学》的内容。该书共35万字左右,列有所参考的国外20余部科学著作。伍教授的讲授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他的著作与课程《模糊语言学》是模糊集理论及其应用在国内外进展的一项新的成果。(易敏 译) *本文是我应奥地利维也纳《国际术语网杂志》(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erminology)之约,用英文写成的一篇论文,原题是Fuzzy Linguistics and Terminology,发表在该刊1989年第25期上。《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转载了该文的英文全文。承蒙马沈龙、梁梅同志的好意,将它译成中文。在译文的基础上我将该文扩充了五倍。注释：①N·维纳,《控制论》,中译本,第2版,科学出版社,1963,2。②详拙文：《模糊理论的诞生及其意义》(上、下),载《百科知识》1987年第1,2期。③见扎德为美国《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百科全书》写的词条：“模糊集”。④见扎德：《模糊集合、语言变量及模糊逻辑》(陈国权译),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译者序,第11页。文字上有改动。⑤同注②。⑥见拙文“模糊语言”,载《语言漫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⑦有的学者将术语学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语言学都有密切的关联。如隆多在《术语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9页)中是这样解释“术语学”的：“一门以术语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受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分类学和情报学的规律制约”(译文上有改动)。⑧隆多在上引《术语学概论》第20页也举了两个用普通词表示术语的例子。如Célibataire(独身的)在化学中指“单电子的”。他还指出“普通语言区与专业语言区之间的边界是可相互渗透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区域(第25页)。这正是我们这儿所说的典型的模糊现象。隆多认为,作为普通名词的“糖”,其定义(从不同植物中获得的甜物质)与作为科学术语的“糖”的定义(一种属于有机化合物的甜的碳水化合物,其通式为CnH2n－On)迥然不同(同上书,第175－176页)。然而,对于有些词来说,不论是作为普通名词,还是作为科学术语,其意义相近。并不象两个“糖”的定义那样迥然有别。还有第三种情形,即在专业语言和普通语言中,同一个词指的是不同涵义。如“盐”在化学中指“酸根和金属的化合物”,但在日常生活语言中却仅指其中的氯化纳。⑨罗素：《论模糊性》,载《大洋洲心理学和哲学杂志》,第1卷(1923年)第84页。中译文见《模糊系统与数学》1990年第1期第16页。⑩亚当·沙夫：《语义学导论》,英译本,第356页,华沙,1962年。(11)同注⑥。(12)参看石安石：《模糊语义及其模糊度》,载《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第64－65页。(13)同注①,第30－31页。不过,这里应区别词和词的客观所指(denotatum)。从“云朵”的客观所指着眼,云朵的确是千变万化,没有定形,无法计算的。这朵云同那朵云之间有时很难截然划定分明的界限。但是作为词来说,不论云朵怎样变化,都可用“由水滴、水晶聚集形成的在空中悬浮的物体”(见《现代汉语词典》给“云”下的定义)加以概括,并不存在模糊性。“云”同“雨”“雪”的界限是分明的,尽管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给“雨”下的定义“从云层中降向地面的水。云里的小水滴体积增大到不能悬浮在空中时,就下降成雨”来看,雨的形成同云是密切相关的。用语言学的术语说,从历时着眼,我们不妨说雨同云是不可分割的,是一回事,因为“体积增大”本是一个模糊短语,增大到什么程度便不能悬浮在空气之中,取决于地理、气候、气压等许多条件,也都是模糊的,而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14)同上注第30页。(15)《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年)对“刚体”的解释是“受力的作用只产生运动而不发生形变的物体”。然而,严格说来,即使是刚体,受力的作用,其形体总会发生哪怕极其微弱的,肉眼看不到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刚体”也是模糊词。“刚”本身就是个典型的模糊词。(16)脱离开上下文,“和”和“或”的意义界限有时不好分,因为有时两个词的意义相同,可相互替换。(详拙文：《论“和”“或”的模糊性质及其词典注释》,载《百科知识》1985年第10期)。“的”在“谁的介绍人？”这类句子中有歧义(歧义性不等于模糊性)：或指a)“谁是介绍人？”如“某某入党,谁的介绍人？”或指“介绍谁的人”,如“某某是谁的介绍人？”“的”还有许多意义,这些意义之间的界限有时不大好划分。因此这三个词离开正文所引文都可能带有一定的模糊性。(17)见北京市语言学会主编《教学语法系列讲座》第109,111－112,117,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18)详见注②所引拙文(下)。(19)详拙文《模糊语言再探》,载《外国语》1980年第5期第48－49页。(20)详拙文《模糊语言初探》,载《外国语》1979年第4期第40页。(21)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22)见上引《教学语法系列讲座》,第2章第22－23页。史有为分析了现行语法著述给词下的各种定义都有缺陷,都解释不了各种边缘现象。最近肯尼斯·派克在他所著《我们是语言的富有创见的观察者》(刊E.Reuchlin和Francois主编《研究语言的方法》第25页,法国1989年出版)指出：“在某些语言中可能存在一种语素复合体(morpheme complex),它是一种小于词组大于词素的结构”。(见该书第25页)。(23)参看拙文《论颜色词及其模糊性质》,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2期;《不同语言的味觉词和温度词对客观现实的不同切分》,同刊,1989年第1期。(24)齐振海主编的《认识论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高年级学生专题课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著作(见该书卷首),其中第六章题为“模糊认识和精确认识”。在这章中作者指出：医学中的许多术语,如“肝炎”、“休克”、“高血压”、“低血糖”都是模糊概念。(中医中模糊词语更多,如“肝火旺”、“肾虚”等等。)这本书已被我国教委指定为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这是模糊理论第一次进入我国哲学教材。(25)见Kenneth L.Pike(肯尼斯·派克)：《我们是语言的富有创见的观察者》,刊E·Reuchlin和Franoois主编《语言的方法》第9－10页,1989年,法国出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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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造林学”到“森林培育学”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我正在从事《森林培育学》教材的撰写工作。这是国家教委 (现教育部 )确定的一部重点教材 ,却是第一次用这个名称 ,它的前身叫作《造林学》。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改变 ,在名词术语应用上确有一段值得深思的变化过程。我国的“造林学”这个词是从日文借用过来的 ,而日文的造林学又是从德文“Ｗａｌｄｂａｕ”直译过来的。德文中ｗａｌｄ是森林 ,ｂａｕ为建造的意思 ,这样的翻译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因此“造林学”这个词在日本和中国都用了很长时间。但是 ,许多学者认为“造林学”这个词用得不很贴切 ,容易引起误解。因为“造”字在中文里是从无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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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正如下文作者所说,“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规范”同样需要不断完善。本刊欢迎广大科技工作者对公布的各学科规范词提出意见,以便集思广益,深入探讨,修正存在的问题,使再版的规范名词更好地为大家服务。1996年,经国务院授权,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现名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了《航海科技名词》,给航海技术的国内外交流和联机检索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专业编辑们终于有“章”可循了。在使用《航海科技名词》的过程中,本人感到有些词规范得欠妥,现归纳成下面几种情况,就教于专家。1.用事物的部分意义或功能来定名,“以偏概全”。如“船吸效应interaction between ships”一词,其中interaction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之意,船间的相互作用是否只有“船吸”呢？当船舶近距离航行时,如对驶、追越或驶近系泊船时,在两船之间产生流体作用,会出现互相吸引、排斥、转头、波荡等现象,“船吸效应”只是“船间效应”的一种现象。“船间效应”是航海上的惯常叫法,反映了事物的全貌,与英语名称也相一致,应作为正确的术语。再如“起锚机windlass,anchor windlass”。在规范前既叫“锚机”亦叫“起锚机”;从作用来看,既用来起锚也用来抛锚,亦兼作船首的绞缆机绞收缆绳之用。这样一种机械装置,选用“锚机”作为定名显然是科学全面的。之所以有“起锚机”的说法,盖因套用“起重机”一词。2.不顾约定俗成,“强行”规范。由于汉语言的丰富性,同一个意思可以用不同的词来表达。像“secondary”既可译成“副”,也可译为“附”。如英名“secondary station”的中文名为“副台”(导航系统罗兰C台链由主台和副台组成),“secondary port”为“附港”。由国家海洋局编制的《潮汐表》,每年出版一次,已被广泛使用,影响较深,该表中一直用的是“附港”,这已经约定俗成,又无不妥。但《航海科技名词》中却定名为“副港”。在新近出版的教材中,尽管书后所附部分《航海科技名词》中是“副港”,但文中所用依然是“附港”;在一本工具书中以“附港(副港)”的形式列出。这显然都是出于无奈的折中做法。3.用词不符合语言的一般规定。《航海科技名词》列有“空档ullage”、“标准空档深度”、“平均空档深度”等,但遍览相关的汉语词典从未查到过“空档”一词,表示空隙的只有“空当”。还有将fish group indicating buoy定名为“渔群指示标”也不妥。“渔”是捕鱼之意,“渔群”是讲不通的。行业词语亦应符合语言的一般规定,独立于语言体系之外是没有道理的。4.不必要的一词多名。像“强化群呼enhanced group call”和“增强群呼接收机enhanced group calling receiver”,“增强群呼”已经被广泛使用,平添“强化群呼”没有任何意义,易造成混乱,也不符合术语学的要求。5.已被固定化的异名不应删除。“油船”又称“油轮”,各种语言词典都是这么定名的,而《航海科技名词》中却没有列出“油轮”。作为液货船之一种,为了与液化石油气船、液化天然气船相一致,用“油船”作为推荐用词,我表示赞同。但“油轮”一词早已“深入人心”,应作为异名予以保留,不应该也不能将其删除。当我们的编辑按照“标准”将书稿中的几百处“油轮”统统改为“油船”后,作者惊愕不已。其实,《航海科技名词》亦未否定此词,不然又何以列有“世界油轮运价指数”一词呢？再如“船东”一词,不能因为我国海商法中用的是“船舶所有人”而将“船东”这个已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词删除,若此,久负盛名的“中国船东互保协会”该更名换牌了。《航海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委员们多是我仰慕的航海教育界前辈,他们为这项基础性的工作付出了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航海科技名词》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来源于广泛的调查和研究,尚需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补充和修订,才能更科学,从而更有力地运用于实践。为此,我认为应广泛收集使用者的反馈信息,尤其要多听取执行“标准”的“急先锋”——出版界的意见,及早对《航海科技名词》进行修订和定义,保证《航海科技名词》的全面性、实用性、科学性和权威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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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关于《内经》的英文译名，常被认为是“内科学”，在国外已多次碰到这种情况，殊感对《内经》有曲解，但因为水平所限，不敢冒昧置词，最近又有国外人士谈起、引用，影响甚广，因而妄写此文，以就教贤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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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拉格学派这个概念,既包括1926年以来参加布拉格语言学会(Prague Linguistic Circle)以及在学术观点、学术活动上与这个组织有密切联系的一批语言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也包括五十年代以来继承发展布拉格语言学会的传统,积极参加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领导下的语言学会(Linguistic Association)等语言学团体的语言学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个学派的语言学活动十分广泛,对世界各国语言学的发展都有程度不等的影响。美国著名语言学家鲍林格(D.Bolinger)认为“在欧洲语言学团体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布拉格语言学会,美国语言学的每一项重大发展,都与这一学派的学说有关。”①布拉格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把语言看成一个符号系统,并认为每一个符号或符号范畴的价值都取决于它们在整个系统中所占有的位置。但三大学派在语言符号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上,观点有差异。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与现实是两者不可分的现象,他们承认超语言因素对语言变化的影响,因而在研究语言时,重视超语言因素的功能,并注意为社会服务。因此布拉格学派称自己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中的功能学派,即结构——功能学派。(二)1945年前,在布拉格学派成员中外籍语言学家人数不少,特别是俄裔。因而在谈古典时期(1926年－1945年)的布拉格学派时,常把这一学派分成两翼：俄翼和捷翼。俄翼的代表人物是特鲁别茨柯依(N.S.Trubeckoj)②和雅可布逊(R.Jakobson)③,他们的主要成就在音位学(fono1ogy)方面;捷翼的代表人物是马泰休斯(V.Mathe－sius)和哈弗拉奈克(B.Havránek)。马氏是该学派的创建者、第一任会长,主要成就是句子的实际切分理论④;哈氏是该学派的第二任会长,主要成就是标准语和语言文化⑤理论。布拉格学派的术语理论是标谁语与语言文化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三)标准语和语言文化理论是一个外延很宽的概念,很难用三言两语来对它进行概括。它的核心大致与我国语言学界所说的“语言规范化”相当,因为它也强调“有意识地推广多数人认可的语言习惯,加强约定俗成的社会影响,同时消除一些少数人乃至个别人使用的不符合多数人习惯的,或者是不精确的、重复累赘的语言现象。”⑥此外,它还包括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和有关术语的理论。对这一理论曾作过系统阐述的最早文献是著名的《布拉格语言学会论纲》⑦,它的第九节中有如下的内容：1.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民族共同语的交际作用,语言文化应该重视标准语所必备的一些特性,如稳定性、明确性和灵活性,因而：在语音领域就要有定型的发音规则,不要有多余的变体;在书写规则上,则要求正字法要简明易懂,一经公布,就不应再轻易更改;在构造新词时,则要求尽量避免采用不符合民族语构词习惯的构词法;在词法上,提倡使用语言体系中普遍使用的词形,不提倡细节上的特殊性;在词汇和句法上,既要注意语言表达上的个性,又要注意表达手段潜在的可能性。词汇和句法手段的合理性均应以有关语体的功能为依据。2.要重视精炼的口语,因为它不仅能培养语言使用者良好的语感,同时也能丰富书面语的表达手段。3.要对术语词汇和术语词典的编篡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对没有稳定的语言文字传统的民族来说,尤为重要。4.语言的纯洁性是十分重要的,重视标准语的特性和对标准语加以种种规范,以及重视精练的口语与术语词汇,这些都是为了捍卫语言的纯洁性。(四)布拉格学派历来认为：语言的首要功能是交际。为了完成日益繁重的交际任务,各民族语言都会越来越多地吸收外来成分,特别是外来术语,捷克语也不能例外。为了捍卫并宣传这一主张,他们发起了一场反对“纯语主义”(Purismus)的论战。三十年代初,提倡纯语主义的捷克语言学家主要以《我们的语言》杂志为阵地,他们的口号是“语言必须保持其历史的纯洁性”,因此捷克语必须不断剔除其外来成分,特别是来自德语的词语。此外,他们还主张书面语应忌用一切在日常口语中不用的语词等等。对此,布拉格学派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回答。他们以查理大学文学院为基地,于1932年1月组织了一系列讲座,对纯语主义者的论点进行逐一驳斥。马泰休斯等人认为：人为地让语言保持所谓“历史的纯洁性”,实际上是一种倒退;为了丰富捷克语的表达手段必须充分利用已经进入和正在进入捷语的一切词汇手段和句法手段,不管这些词语和句法结构是源出于日耳曼语,还是斯拉夫语,是来自拉丁语还是希腊语;民族自傲感不是妄自尊大,固步自封,更不是“种族主义”;想用人们已经遗忘了的捷语古词语或含义不清的复合同组来替代已为人们所熟悉的“imperia1ismus”(帝国主义),“motor”(马达,摩托)“manifestace”(宣言)这样的外来词,不仅是荒谬的,而且也是徒劳无益的。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手段在行使功能的过程中,随着交际领域、交际条件、交际目的不同,会形成各种不同的语言手段的组合方式,即形成具有多种不同功能的语体,如口语语体,诗歌语体,公文语体,科技语体等等,要求用自由市场上叫卖商品的商贩的语言来为科学通报写论文,这种主张显然是缺乏常识的。在与纯语主义者论战中,布拉格学派在强调自己的功能语言观的同时,也较为详尽地阐述了本学派在术语问题上的一系列看法。他们在《语言文化的普遍原则》⑧一文中提出了：1.术语不能与日常使用的语词有过多的联系,否则容易产生歧义,也容易沾上作为术语所不应有的感情色彩;2.从几个同义的称谓中挑选标准术语时,要优选派生能力强的词;3.已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术语,不能因其“理据错误”或“理据不足”而被轻易更换;4.不要多余地去干扰专业术语的“国际化”。这种“国际化”主要表现在民族语的术语与相应的外国术语保持概念上的协调一致。用人造语言(如世界语)统一科技术语的主张⑨不能苟同。与此同时,布拉格学派的元老们也指出了在某一特定专业领域内的单义性是术语的一项重要特性,科别茨基(L.Kopeckij)说：“专业语词分作术语(termin),自动化了的词和自动化了的词组”,“所谓术语,就是指在专业语言中有着精确和单一意义的词,这种词即使出现在口语中,也会使人感到它是属于某一专业领域的,例如：伏特、透平、设计、发票、订货等等。”⑩哈弗拉奈克说：“术语是某一特定专业中使用的单义词,即使出现在其他专业的用语中或日常语言中,它基本上仍能保持其专业意义。”(11)(五〕五十年代初,布拉格语言学会被新成立的语言学组织所代替。新的组织有：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会,现代语言学家学会和功能语言学研究学会。鉴于这些组织的领导人都是原来布拉格语言学会的成员,布拉格语言学会虽然名义上已不存在,但实际上仍在起着它的影响,因此国际上常把这些新组织的成员们称为当代布拉格学派。上述这些组织是接受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领导的。科学院是在1952年建立的,包含有捷克语言研究所,所长就是哈弗拉奈克院士。他把布拉格语言学会的机关刊物《词和文》(Slovo a slovesnost)改成了科学院的“研究语言理论和语言文化问题”的刊物。在这位“语言文化理论之父”(12)带动下,一批中青年语言学家投入了术语研究工作。五十年代中期,即在术语学方面初露头角的有：娄特尼(M.Roudn)博士,他曾在捷克斯洛伐克术语委员会(13)长期担任主任的职务,曾撰写术语学论文百余篇;索哈尔(K.Sochar)博士,他是《捷克专业术语手册》(布拉格,1955年)的作者;霍莱茨基(J.Horeck)博士,他是《斯洛伐克术语学原理》(布拉迪斯拉伐,1956年)一书的作者。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术语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召开了全国规模的术语学科学讨论会(布拉格,1969年,1971年),出版了新的研究成果,如：贝契卡(J.V.Beěka)教授的《捷语科技专业文献词汇结构,〔上〕〔下〕》(布拉格,1973、1974年);德罗兹德(L.Drozd)博士编辑的《布拉格农业经济及管理学院论文集·术语研究(5)(6)》(布拉格,1975、1976年)。1976年6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的“关于语言文化的紧迫问题”学术会议,是以语言文化理论为主题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家外,还有苏联、保加利亚等国的有关专家。会议是由哈弗拉奈克院士主持的。他的开幕词很简短,但用一大段话强调了语言学家参加术语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我国专业术语发展曾一度中断,因而我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强调语言学家参加专业术语的创造和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仅仅表现于专业词书的编纂和术语标准化工作的实际合作中,不仅表现于制订术语学原则与方法,以指导新术语的创造和移植工作,同时也表现在对术语进行科学分析和对术语的词义交叉、内涵变化和部分术语更新换代等现象的研究方面(14)。由于政府的倡导,专家的推动,捷克斯洛伐克广大语言学家走出书斋,深入各层次的术语委员会(15)和大众媒介机构,他们或任委员或任顾问,为编纂多语种的专业技术词典、制订国家术语标准和推广标准化的科技术语作出了贡献。来自实际工作的经验又成为他们不断完善自己的术语学理论的可靠依据。(六)对术语进行科学分析,特别对术语特点的分析是一项应用性很强的研究工作,因为了解术语的特点正是正确创造、翻译、移植术语的前提。年轻一辈术语学家的近期论文(如：I.Masár发表在斯洛伐克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机关刊物《词的文化》上的论文,B.Potolková发表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捷语研究所机关刊物《我们的语言》上的论文)以及博什托尔科娃、泰诺尔(Ant·Tejnor)和娄德尼三人合编的术语手册《关于捷语术语词汇》(布拉格,1983年)也都讨论过术语的特点问题,虽然在哪一项特点是术语的首要特点这一问题上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16),但他们都认为术语不同于通用词汇(或称一般词汇),理想的术语应有自己的特点,它们不外乎：1.透明性,即术语的构成成分应有一定的意义,使术语能给人一种“熟悉感”。这儿讲的是“熟悉感”,不是精确性。有人说“精确性”才是术语的首要特点,这未免有些要求过高。术语只有通过精确的定义去反映概念,想通过术语本身的内部形式(几个字或几个字母)精确反映概念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汉语中“激光”一词,其内部形式告诉人们,这是“一种受激而产生的光”,因而它具有一定的透明性,说它已精确地反映了“激光”的全部内涵,这也未必。意义上的透明性不是一成不变的,术语内部形式和超语言因素的变化和发展都有可能使透明性发生变化。借用一般词语的明喻义或隐喻义构成的新术语的成分,大都能长期保持术语的透明性,如：“机翼”、“船尾”、“双体船”等。在汉语中一些“混合词”(音符加意符),如：卡车(car)、啤酒(beer)、芭蕾舞(balet)、法兰绒(flanel)中的类名“车”、“酒”、“舞”、“绒”正是为了使这些词语能给人“望文生义”,具有一定的透明性。凡具有一定透明性的术语,都具有一定的理据。但透明性与理据性之间不能划等号。因为术语(特别是新术语)大都是有理据的,但有理据的术语(如以科学家的姓作为通名的科技术语：伏特、法拉弟等)并非都是透明的。2.简明性。为新概念命名时,人们为了使新术语能较为充分地反映概念,往往要用几个词来为一个概念命名。这种由长长一串词语组成的术语的出现,扩大了语言的繁化程度,其后果是增加了术语使用者的记忆负担。因此,人们又设法通过多种途径减少新术语的音节数(词数、字数)。办法有几：1)减去不必要的“定性词”,如：Cs.transformátor stidavého proudu(交流发电机),其实“Stidavého proudu”(交流)两字完全可以去掉,因为变压器本来就是变换交流电压的;Cs.elektrickáindukni pec(电感应炉),这几“elektrická”(电)一词也是多余的,因为“感应”指的就是“电感应”;2)合词,把词组合成单词;3)节略,减去长音节词中某个(某些)不必要的音节,以去了之后不影响术语的透明性为度;4)把长词、长词组改成缩略语,它可以由原术语的主要构词成分(或所有成分)的首字母或首音节组成,也可以由首音节和首字母混合组成,如：D.D.T.(滴滴涕)←dichloro－diphenyl－trichlorethenelaser(激光)←light of amplifier with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radar(雷达)←radio detecting and rangingnylon(尼龙)←New York a London地铁←一地下铁道aids(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5)用简短的音译词替代冗长意译词(17),如：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损)综合症,后天免疫力缺乏综合症。3.单义性。一个概念一个命名,这样的术语当然是最理想,但不能个个术语都如此,因为这样做,势必大量增加新词,有悖于语言经济原则。因而退而求其次,允许一个术语代表儿个概念,但在一个专业领域内必须是单义的。术语的单义性是语言精确传递信息的一项重要保证,它可以避免因为术语含义不明而产生的歧义。严济慈(前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半世纪前曾发表过一篇题名为《论公分公分公分》的文章,他用幽默的笔锋批评了国民党当局把长度、重量和面积的基本单位都规定为“公分”的做法。在一个专业领域内一名多义,必然引起混乱,试读：“今有长方形铜版一片,长50公分,阔40公分,面积0.02公分(即2000平方公分)。厚0.5公分,重8930公分,故其密度为每一立方公分8.93公分。”(18)4.纯概念性。即要求术语只包含具有明确的语义范围的实体一逻辑意义,不要有附加意义(如象征意义等)和情感色彩。因此,在有选择可能时,要挑选色彩上中性的、不含说话人对客观事物或现象的主观评价成分的词作术语,如：驱逐机(×歼敌机)气垫船(×腾空船、翱翔艇)、超短裙(×迷你裙)、肺结核(×肺痨、TB)、艾滋病(×爱滋病)。纯概念性与单义性一样,这一要求也是相对的。因为“词并非仅仅是交换思想的不带色彩的筹码。”(19)特别是来源于普通词汇的术语,要求它们连一星半点的附加意义或感情色彩都不带,这是难于实现的。拉丁语学名为Pica－pica的鸟,在斯拉夫语中它的称谓分别是：R.Uk.copoka,Cs.Sk straka,Bg.Cbpaka,Sh.svraka,Sn.srák(20),它们除了实体一逻辑意义之外,还含有“小偷小摸者”的象征意义(21);在汉语中这种鸟的称谓是“(喜)鹊”,含有象征意义：“传佳音、报喜庆者”。尽管这一种鸟在斯拉夫语和汉语中各具不同的象征意义,但这仍不妨碍它的称谓在各自民族语中担任动物学术语的角色。这是因为词的意义在句子中受着词组的限制,在连贯性话语中受着上下文和语体的限制,科学语体对词有一定的净色彩作用。5.系统性。即要求术语的构成成分的形式应有助于识别有关概念在所在序列上的属性。因为科学上的概念都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之间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如：以相似为基础的属(上属)——种(下属)关系(genus－species system),同一抽象水平上的平列关系,以接触和本源为联系基础的本体关系(整体一局部关系等),以空间、时间或因果之间的联系为基础的非等级(非隶属关系)等等。这些,在生物学和化学领域内显得最为明显。如：在有机化学中,一个物体的意义以及它的名称不再仅仅由它的构成来决定,而是由它所属的系列中的位置来决定。这就是说,语词系列已决定了下一个属于这系列的新概念的命名方式,有了“甲醇”、“乙醇”,下一个就只能是“丙醇”了。在语言学上,先有“Teмa”这个术语,后来又有了“Peмa”这一术语,北京外语学院的人喜欢把这一对术语译成“主题”、“述题”,上海外语学院则把它们译成“主位”“述位”,孤立来看,两种译法都可成立,但从术语系列性角度来评审,则“主位”、“述位”的译法更可取,因为它们可以与语言学上的其他一些术语构成系列,如：与“音位”(фонема)、“形位”(морфема)、“义位”(сенема)等。6.承载性,也就是构词上的能产性,即术语应该有较强的构成新词的能力。如：“显微镜”这一概念在捷克语中可用两个词来表示,一个是本地术语“drobnohled”,另一个是从外语移植的国际词“mikroskop”。这两个词在内部形式上都有理据可寻,但“drobnohled”对捷克人来说“透明性”更好一些,因为它是由两个常用词“drobny”(微小的)和“hledět”(观看)的词根组成的。尽管如此,但术语学家们认为作为术语,国际词“mikroskop”更为可取,因为它有较强的构词能力,如：加上动词词尾“－ovat”,即可构成“mikroskopovat”(用显微镜观察),而“drobnohled”则缺乏这种“承载性”。7.稳定性,即要尽可能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能不作变动的,最好不动。特别是一些已经进入通用词汇的术语,即使随着认识的深化,它们的内部形式所反映的理据错误日益明显,但也不宜轻易去更换这些词语。如法国化学家拉瓦西(A.Laroisier)把“氧”定名为“Oxygène”,来源于希腊语“oxys”(辛),因为他认为“氧”存在于一切酸中,而酸具有辛味。根据现在对氧与酸的认识,拉瓦西的这一看法显然是错的,但也未必需要创造一个新词去替代它。8.国际性,即要求术语应与国际上已通用的相应术语保持概念上的一致;在概念一致基础上,在不违反本民族语的构词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力求词形与发音上也能与国际词接近。上述八项特点,既是创造新术语时必须关注的条件,也是从一组等义语词中选择术语的标准。实际上,并不是每一术语都能具备上述八项特点的,因此在术语标准化工作中辩证地处理好特点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在创造、翻译、移植和推广新术语的过程中,还要考虑广大术语使用者的心理因素。术语除了个体特点外,还有建筑在个体特点基础上的术语体系的整体特点。捷克斯洛伐克术语学家认为每一专业领域的术语词汇还应有下列的整体特点：民族代表性、历史纯洁性、规范性、逻辑性、实用性和美学性等。最后,请允许我引用马泰乐斯的一句话作为发言的结束：“不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在艺术上,在外来理论面前不必躲躲闪闪。应该把它拿来,吃透它并对它进行改造。”(22)本文注释①见《语言学译丛》第一辑,第223－2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②维也纳大学斯拉夫学教授,布拉格学派音位学代表作《音系学原理》(Grundzugo der phonologie)一书的作者。③学生时代为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成员,二十年代以苏联派出的半官方组织“俄国红十字使团”成员去捷克斯洛伐克,后留居捷克,曾在布尔诺大学任教,1939离捷去北欧,最后在美国定居。④Actual division of the sentence,aktuálul ělenění větnè;按实际切分理论,每一话语可切分为表述出发点(即主位,theme)和表述核心(即述位,rheme),由于在语言交际中通常是把已知信息作为表述出发点,进而再传递新知信息的,因此在连贯性话语中,各语句通常按“前一句的表述核心即为后一句的表述出发点”这样的结构排列的。⑤其英、法、德、捷的名称为：Language(Speech)culture,cultivation of language;culture de la languo;Sprachkultur;jazykováKultura。⑥胡明扬教授有关“语言规范化”的论述,见北京语言学会论文集。⑦1929年,在布拉格召开了首届国际斯拉夫学大会,布拉格语言学会在会上发布了一份供讨论用的提纲(the－aee),在语言学史上称其为《布拉格语言学会论纲》。⑧载布拉格语言学会：《标准语与语言文化》(捷文版),第245－256页,布拉格,1932年。⑨这是奥地利学派维于斯特(E.Wuster,1898～1977年)的主张,最早见于《工程学,特别电工学语言的国际标准化》(Internalo Sprachnormung in der Technik,besonders in der Elektrotechnik,柏林,1931年;〔第三版〕波恩,1970年)一书。⑩见科别茨基：“关于经济学语言的词汇层”一文,载1935年的《词和文》。(11)见1943年版《奥托百科词典》(捷文版)中的词条“terminologie”。(12)这是苏联、东欧语言学界对哈弗拉奈克院士的“尊称”,见《社会主义社会的语言文化紧迫问题》第9页,布拉格,1979年。(13)这个组织原来是ISO/TC37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归口单位,现已解散。(14)见《社会主义社会的语言文化紧迫问题》第10－11页,布拉格,1979年。(15)捷克斯洛伐克的专业术语委员会或属标准局领导,或属科学院系统的各学会领导。属标准局领导的有：矿业、可燃气体利用、冶炼、硅酸盐、制砖、化学工业,橡胶工业、塑料、农业机械、建筑机械、蒸汽涡轮、空中索道、材料检查、磁带录相、农业和林业、印刷工业等专业术语委员会。归科学院领导的有：法学、大地测量学、地理学、鸟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营养学、体育学等学科术语委员会。(16)P.Hauser,J.Chloupek等人认为术语的首项特点应是单义性,而K.Sochar,J.Horeck等人则认为主要特点应是系统性。(17)在汉语中则喜欢用“混合词”,如“艾滋病”,在音译“Aids”后再加一个类名“病。(18)见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年第一期附录。(19)帕默尔：《语言学概论》(中译本)第82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20)这儿使用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ISO/R639推荐标准《语种、国家及权威机构的符号》(Symbols for lang－uages,cuntries and authorities)中的语种符号：R.俄语,Uk.乌克兰语,cs.捷语,sk.斯洛伐克语,Bg.保语,sh.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Sn.斯洛文民亚语。(21)这种鸟有“小偷小摸者”的象征义是无可怀疑的,有下列例句为证：Krade jako straka,(Cs.他象喜鹊一样会偷。)Pozerájako straka(Sk.他象喜鹊一样目光贪婪。)Copoka－bopobka(R.偷儿喜鹊。)(22)见马泰休斯文集：《语言、文化和文字艺术》,第225页,布拉格,1982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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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了沈国舫院士在《光明日报》上刊发的《“生态环境建设”一词使用不准确》一文，我想从术语学理论研究的角度提出一些想法，供专家们讨论时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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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巫咸,灵台—天文星占与古代中国的政治观念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对于古代中国的天文星占之学,外史方向上的研究在国内至今仍大体呈空白状态。本文选择了三个向来不太为人注意的切入点,尝试对古代天文星占之学与政治观念之间的关系及有关背景作初步接触。一、天文“天文”一词,较早见于《易·彖·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其意本指“天象”,此为古代中国“天文”一词的传统含义之一。早期文献中作“天象”解之例甚多,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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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汉文“机械运动”一词相对应的“mechanical”一词在英文中是多义词,有“机械的、力学的”等含义;另外在历史上“mechanical motion”也非单指滑轮、杠杆一类简单机械的运动,天体运动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再则“机械”一词有“呆板、不灵活”等贬义,比喻“拘泥于固定的方式,没有变化,不辩证的”。总之“机械运动”一词,名不符其义,有人主张改称“力学运动”。“机械运动”非改称不可吗？(二)mechanical一词来源于希腊文的mechan,具有“机械、力学”等两个含义。语言学认为,一个词在某种语言中刚出现的时候往往都是单义的。在使用过程中,不断衍生新义而成为多义词。如汉语的“口”转而指人;法语的“burean”(毛布)转而指铺毛布的“办公桌”,进而指有办公桌的“办公室”,然后又指办公机构“厅”、“局”。mechan一词的第二个含义是后来衍生的。科学技术发展史表明,物质运动的诸形式中,首先被人类认识的是物体的最普遍的、最简单的、最明显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为了生存和发展生产,人类制作了各种简单机械,并在使用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在人类历史的晚些时候才认识到力学现象,形成力学概念,建立了力学。只是到了这个的历史时期mechan一词才有“力学”这层含义。事实还说明,与此同时人类还认识到了热运动、电磁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以及思维运动等。分类并深入研究物质运动形式的问题摆在科学工作者面前。要分类,动物的行走、天体运行等应归哪一类运动形式呢？因为这些运动本质上同简单机械的运动没两样,归到简单机械的运动之列,是理所当然的。把这一类运动通称“机械运动”,也是合情合理的。是的,“机械”一词在一定语境中,确有“不灵活、呆板的”,过分“拘泥于形式,不辩证”等贬义。那么这个问题怎样看待呢？不是这一词本身,也不是别的什么原因,正是由于“机械运动”概念的本质特征才是人们在别的语言文字领域内使用其贬义的唯一原因。试想,不理解“机械运动”所代表的确切含义的人,能准确使用贬义的“机械”一词吗？退一步说,果真“力学运动”替代了“机械运动”,那么“某人的工作方法很机械”这样一句话,是按原来句子表达呢,还是改说为“某人的工作方法很力学”呢？我们有理由作出如下估计,一旦改称“力学运动”,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力学”一词也会有某种贬义,承担起今天“机械”一词所起的“任务”。贬义词,能否用来命名中性概念呢？语言学认为,多义词虽然有好几个词义(当然包括其贬义),但在言语实践中一般不会混淆。因为言语的具体环境使其中的一个义项显示出来,排除其它的义项。言语环境包括上下文,还包括交际的场合、条件等等。从术语学理论看,同音异义词不会造成歧义。因为全部术语都分别归属于个自的特定语义群当中。因而在具体语境中能够明确地辨明组成术语名称的概念;在逻辑学中,术语处在某一领域内部的一个概念的层级结构之中。正是上述种种原因,在术语学中必须避免让语言形式比它所代表的概念更具有优越性。我们不能从法语的术语Clonique(阵挛的)的词形推断出它是Clone(无性繁殖系)的派生词。同样,“机械运动”是贬义的“机械”的派生词,这种说法没有根据。几十年来的事实说明,无论在文科、理科的各种书籍中,还是讲课或交谈中,中性的“机械”跟贬义的“机械”很少产生混淆。(三)术语学理论还认为,从语言学方面的标准来衡量,对术语的词源研究是有必要的(新概念的命名尤其如此),但不可过分追究。当词源标准运用到从普通语言中引出的语义关系上时反而有害。因为很可能把术语所要表达的概念与毫不相干的联想纠缠在一起。特别是广泛使用了多年、已普及了的术语,更无必要“过分追究”。在我们内蒙古,文革期间有一个极深刻的教训。在那个动辄“上纲上线”的年代里,严密追究蒙古文中的“共产党”、“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三个名词的词源。有人硬说第一个名词有“和平共处”、“不讲阶级斗争”之义;第二个名词有“中立国家、中间国家”之义;第三个名词有资产阶级宣扬的“共和”之义。结论是蒙文名称非改不可。由于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在内心深处无法接受,全国人大上提出提案后政府部门做出决议,停止使用所谓新名词,恢复使用原先的蒙文名词。这一教训,很值得术语学工作者吸取。人们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怎能用在政治思想方面造成歧义的词来命名非常重要的三大概念呢？事实上,担忧是多余的。人们心里不仅没有歧义感,“名不符其义”感,恰恰相反,倍感贴切亲近。(四)我们是围绕术语标准化问题来讨论“机械运动”这个术语。术语标准化的首要的指导方针应遵循名称(能指)和概念(所指)之间的关系具有单义性——术语学原理。标准化的根本目的在于消除因术语的歧义而导致信息损失,促进科技交流。标准化还必须考虑社会语言学中的诸因素,如固定用法,使用地点,使用者需要等;必须考虑心理语言学中的诸因素,如美学、动机、谈话者的习惯,个人抑制作用、对改革的自然抵制等。另外术语标准化必须具有稳定性,一般仅涉及新词。无论从哪一方面审查,非改称“机械运动”不可的理由都不充分。众所周知,“机械运动”一词不仅在力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范围内稳定的使用了几十年,人们难以理解“力学”这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本质属性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这类定义没有什么意义。正因为如此,《化学是研究化学运动的科学》之类的定义,在教科书、工具书上已消失。再有,使用“力学运动”一词之后,初中物理教材的编写和教学中将出现新的麻烦。现行初中教材一开始就会介绍“力学运动”。而“力学”确切概念可能在高中教材中才出现。并且“物体位置的变化”这一概念,比较具体、简单、狭义;可是“力学”所反映的,是属于“高级”的、很抽象的、复杂的、涉及面广的概念。如果现行教材的安排比较符合学生的认识规律的话,没有“力学”的概念的条件,先讲“力学运动”概念,的确是个问题。(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知道有些科学概念的最初定名很不理想,乃至谬误。如“电动势”一词,英文称“e1ectromotive force”俄文称“Электродвижущ－ая сила”其中force、сила都指力。论内涵外延,电动势和力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多年的教学实践(蒙古文中的“电动势”是上述外文的意译)说明,上述定名对初学者很不利,他们往往把“电动势”理解为一种“力”,因而形成错误概念。对此,教师费很多口舌作解释。电流方向的规定(虽不属于名词术语范畴),也是历史性错误。那么,习用已久而表达不准或错误的这一类名词和规定要不要改呢？看来,世界范围内主张不改的占多数。换句话说,“约定俗成”这一条原则是不能废除的。科学名词的审定,从总体上说必须贯彻名符其实、词符其义,清楚表达出科学概念这个总原则。但从局部来说,习用很久很广,约定程度很高而又有争议的名词的审定过程中,还得考虑“约定俗成”这个辅助性原则。运用后一原则的目的在于使审定的名词易于推行,避免造成新的不统一,有利于名词审定工作总体目标的完成。《物理学名词编订条例》之13条中指出：“已经通用的名词,即使不是最理想的,也不要轻易改动、以免增加不统一”。我们认为“机械运动”,并非最不理想的名词,从“约定俗成”原则考虑更没有必要改动。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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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土壤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土壤学名词》(1998，定义版)，于1999年4月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公布出版。这次审定工作是在1988年公布的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并增加了一些新词，其中有95%以上的词条给出了定义或注释。词条总数共2080条。《土壤学名词》内容包括总论，土壤发生、分类和制图，土壤物理[学]，土壤化学，土壤生物学，土壤生物化学，农业化学，土壤生态，土壤肥力，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等八部分。
(邬江)
1999年8月24－27日“水产名词审定委员会”在上海水产大学召开了“水产科学名词”审定会，会上全体委员对近4000条水产名词中英文及定义，逐条逐字推敲。按全国名词委的要求，力争做到科学订名，一词一义，概念清楚，语言精练，用字规范，体例统一。 (李玉英) 相似文献
(邬江)
1999年8月24－27日“水产名词审定委员会”在上海水产大学召开了“水产科学名词”审定会，会上全体委员对近4000条水产名词中英文及定义，逐条逐字推敲。按全国名词委的要求，力争做到科学订名，一词一义，概念清楚，语言精练，用字规范，体例统一。 (李玉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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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今天在这里成立,我谨代表中国天文学会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致以最热烈的祝贺。自然科学名词是描述和传播自然科学概念和规律的基本要素,统一审定自然科学名词,是科学研究、普及、教学、应用和推广中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我们相信,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委员会必将为统一我国自然科学名词、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我国天文学家一直高度重视名词的创造和统一工作。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和《淮南子》等古典著作表明,远在汉代以前,就形成了我国的天文学名词系统。《史记·天官书》首次统一了我国的天文学名词。两千年来,历代都以天文志和律历志等官方刊布的形式统一规定了我国的天文学名词。明清以来,随着西方天文著作的翻译和近代天文成就的引进,涌现了大量的新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天文学会在1922年成立以后不久就开始拟定统一的天文学名词,在1933年出版了《天文学名词》,收中英德法日文对照的天文学名词1300条。全国解放以后,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的名义颁布了英中对照的《天文学名词》1700条,1958～1959年间,又相继出版了俄英中、英俄中、中俄英三本《天文学名词》,收词达5000条。1974～1976年间,由南京大学天文系主持编纂了《英汉天文学词汇》及其增订部分,收词6000条。十年浩劫之后,中国天文学会一恢复工作就组建了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积极开展了新词收集整理,古天文名词研究、国际学术名词研究交流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准备编纂《俄英中天文学名词》,在《天文学进展》上展开名词讨论,同时协助南京大学天文系和科学出版社名词室审阅了包括16000条词目的《英汉天文学词汇》第二版。1984年上半年,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英汉天文学词汇》第二版的基础上着手编制《天文学基本名词》,同年七月,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和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共同召开了天文学名词审定会议,拟定了《天文学名词审定条例》和《天文学基本名词》初稿。这两个文件已由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给有关单位征求意见,准备在近期召开会议最后审定,报请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公布。《天文学基本名词》初稿是按汉字笔划顺序排列的,汉英对照,附有汉语拼音和英文索引,包括1940个词条,为便于审定,工作版本分为正编和副编,正编按学科分类排列,计有天文学总论、天体力学、天体测量学、天体物理学、天文学史、天文仪器、星系和宇宙学、恒星和银河系、太阳系、太阳等十类,包括1600个词条。副编包含星座、黄道十二宫、二十四节气、星系、星团、星云、星际分子、恒星、月面和流星群等十个专名表,包括340个词条。《天文学基本名词》是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准备编制、审定的《自然科学基本名词》的一部分,其选词原则、定词规范、编排体例,应互相一致;它的许多名词还同其他学科名词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也想借此机会谈一谈我们在审定工作中的一些体会和问题,来同与会同志共同探讨。在天文学名词审定中,首要的问题是名词的学术涵义与表现形式的统一。拟定一个名词,最重要的依据应该是它的学术涵义,其次才顾及外文对应词的原文词义和构成。审定中,我们对概念不正确或含混的名词,进行了修订。例如,习用词“多层球”(Polytrope)所表达的概念中既无“层”,也无“球”的涵义,指的是用多方过程为物态方程构成的星体模型,我们须修订为“多方模型”。从表现形式上看,词语的简洁性和层次性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例如,英词seeing,在一般英文字典中也不收录。我国曾用“大气宁静度”、“星象宁静度”、“明析度”等译法。这些词既不确切也不简洁,我们据其涵义采用了一个既简洁而又兼顾英文词义的名词“视宁度”。在宇宙学名词中,“学”、“论”、“模型”等字的使用曾经十分混乱,如“大爆炸宇宙模型”,有人称为“大爆炸宇宙学”,有人称为“大爆炸宇宙论”。我们在审定中确立了一个层次结构,凡属学科分野的谓之“学”、如宇宙学、观测宇宙学;属于学派之见的则称之为“论”,如“相对论宇宙论”,属于具体方案的则称之为“模型”。如“大爆炸宇宙学”模型。这样便更好地反映了这些词的学术概念。名词审定中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我国传统名词与外来名词的结合与对应的问题。我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有自己的名词传统。对于我国古已有之一直沿用下来的名词,均采用传统名词,不考虑对应的外文词义,例如“金星”、“木星”,是传统词,不用西文的“维纳斯”或“爱神”、“朱必特”或“大力神”之类。但对于天文学中的名词,具有国际统一规定的概念的词,则以翻译外语词为主。例如,星座在国际上有统一的划分,我们当采取国际统一星座划分标准,因而也采用相应的星座名称的译名。但有些亮星,如“老人星”、“天狼星”,各国均有自己的专名,我们也采用我国的传统名称。在中外名词对应关系方面,一个外文词,除有多种涵义的词外,一般只选用一个对应的中文名词。随着天文学的迅速发展,新名词急剧增加,某些名词也会失去意义。我们认为,必须积极收录新词,淘汰过时的旧词,才能发挥名词在传播科学知识中的作用。这次审定中收录了较多的新词,有些名词由于概念的改变,名词也要作相应的改变。例如,“河外星云”一词,不再用,而代之以“河外星系”。又如,原来把新星和超新星均归之于灾变变星,现在知道这两类天体有着本质上的差别,相应地我们采用“灾变变星”和“激变变星”两个词来作为它们的类型名词。最后,我想谈一个与各学科都有关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就是天文学名词与其他学科名词交叉的问题。在《天文学基本名词》中,我们主要选取了纯天文学名词。我们也收进了在其他学科中出现,但具有特殊天文意义或天文用途的词,例如“谱线轮廓”、“逆康普顿效应”等等,以及由其他学科名词构成的有天文含义的复合词,如“色温度”、“灰大气”、“光谱分类”等。天文学名词的拟定尽可能与相邻学科的用法一致。涵义不同的仍需另行拟定,例如oculating plane一词,在天文上与数学上含义不同,数学名词为“密切平面”,天文上则称为“吻切平面”。还有些名词需同有关学科具体商议。天文学名词与其他学科名词交叉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外国人、地译名问题。我们希望遵照一个统一的人地名译名规范,但迄今还没有这样一个规范。迅速解决人、地名译名问题,这是我们对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寄予的一个希望。当然,我们更大的希望是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给予我们全面的指导和帮助。最后,我祝大会成功。谢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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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4期《科技术语研究》发表了中国科技名词代表团访问欧洲术语机构的专题报道,文章最后提到了代表团对今后中国术语工作的6条建议,其中第一条便是：“注意现代术语学理论与工作方法的教育与普及。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学课程,并探讨开办术语学远程教育(e-learning)的网络体系。”作为一名长期在高等学校工作且初涉术语学研究领域的教育工作者,笔者对这一建议举双手赞成。这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非常重要的建议。它完全符合“科教兴国”的方针,同时也体现了推进素质教育、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的教育理念,更是从根本上增强我国术语工作的内在实力的重大措施。本文提供一些相关情况及个人的认识,以期促进这一建议的早日落实。自古以来,伴随着科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总是要创造出一些用以确定并传达这些思想,首当其冲的是表述概念的专用词汇。从这一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史同时也就是语言的发展史。科学发展历程上的每一个成就与进步,也都要依靠语言,具体说是用词汇单位予以确立、表达、交流和加以巩固。因此,科学语言总是与科学本身同步发展的。古希腊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古希腊人的科学是统一的、不分学科的、“弥漫性”的科学,因此,如恩格斯所说,古希腊的哲学家同时又是自然科学家。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弥漫性”的科学才逐渐分离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至此,用来描写科学的专门词语,也就是现代所说的术语,才只用于某一学科范围内,为某一确定的学科服务。换句话说,不同的学科都有自己的术语,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就不易理解和使用该学科的专用语言。到了近代与现代,科学各学科的分工愈加细密,不同学科、专业间的语言隔膜也随之加深。难怪有人说,学习一门专业就是掌握一套专门的语言符号,即这个专业特有的术语系统。所幸的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了一门专门研究各学科术语的一般性问题及普遍性规律的学科,这就是术语学。它把本体科学、科学史与语言学等“三不管”的一个重要问题提了出来,并且当作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果泛泛地用“语言”一词来指称科学语言,显得有些笼统,也有失准确。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布拉格语言小组的功能语言学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把某些用于一定专门目的的语言看作是民族语言的一种功能变体,可以把它称作“亚语言”。如果说,语言是一个系统,那么这些“亚语言”就是较小的子系统,语言系统实际上是由若干子系统构成的。这种“亚语言”与人们的日常语言是有明显区别的,于是一个被称为“专用语言”的概念便出现了。英语国家采用languages for special purposes(LSP)来表达“术语”的概念,偶而也有人简称为special languages。德语国家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出现了Fachsprachen以及Wissenschaftssprachen。晚些时候,法语国家也频频使用Langues de spécialité。俄语则用язык для специальных целей—ЯСЦ来代表同一概念。最早提出使用科学语言(the language of science)概念的是英国学者瑟沃里(Th.Savory)。上个世纪50年代的科学语言、广告语言、大众传媒语言、技术语言等都是属于不同领域的专用语言,其中科学语言受到的关注尤多。专用语言与日常语言是属于自然语言的不同的子系统。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日常语言是第一性的,而专用语言是第二性的;日常语言的使用范围实际上没有限制,而各种专用语言的使用范围却是有限制的;日常语言是自发形成的,而专用语言的形成则有很大的自觉成分;日常语言是完全自然的,而专用语言则有人为的成分,如此等等。但日常语言与专用语言毕竟源出于同一种民族语言,因此,在形态、结构与句法等不同方面,它们又是不断地相互吸收、相互补充、相互转化的。术语可以看作是专用语言词汇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术语除了出现在专用语言中,也可能出现在日常交往语言中,但不管出现在哪里,它都作为专用语言的词汇单位行使自己的功能。专用语言的种种特点,使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然而,科学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仅仅具备了研究的对象还不足以建立一门学科。为此,还要有社会的需求,还要有自己的、而不是完全从其他学科借用来的研究方法,以及能够对相关领域的事实或现象作出解释的理论。1969年,在莫斯科大学召开了研讨“术语学在现代科学系统中的地位”的学术会议。在前30多年研究积累的成果的基础上,会议一致确认：术语学(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大约在同一时期,其他国家从事术语研究的学者,也产生了同样的认识。1975年,被公认为现代术语学奠基人的维斯特(E.Wüster)在西德的Lebende Sprachen杂志上撰文,论述了术语的实际工作、关于术语的一般学问,以及关于术语的个别学问的差别。1979年,在维斯特去世以后,维也纳学派的其他成员,包括费尔伯(H.Felber)等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他们把术语科学称作allgemeine Terminologielehre。而在法国和加拿大,也把la terminologie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专业。于是,术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地位,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承认。相当长时期以来,英语里一直用terminology来表示“术语学”。但这个英语词本身还表示“某一学科的术语总汇”的意思。这自然会给这一术语的使用带来不便。因此,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际术语信息中心(Infoterm)便开始使用the terminology science和die Terminologiewissenschaft来表示“术语学”,而俄语里则用термино ведение来取代同样是多义的терминология。20世纪60年代初,前苏联,首先在莫斯科印刷学院、莫斯科大学语文系等院校开设了术语学的基础理论课程。60年代末,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高等院校也陆续开始讲授术语学。应该看到,把术语学纳入大学课程,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授课是这门学科进一步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同时,它反过来对于巩固与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也有极大的推进作用。进入90年代,在美国、瑞士、丹麦、加拿大、德国、波兰等国,术语学已成为培训翻译人员、标准化工作人员、词典工作者的必修课。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期间,前苏联先后出版了《术语·术语总汇·名称》(Tермин.mерминология.номенклатура—А.Хаютин,1972)、《术语学说的语言学原理》(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учения о терминах—Б.Головин,Р.Кобрин,1987)、《术语学引论》(Введение в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С.Гринев,1993)等多部主要用作教材的专著。而在加拿大,也有隆多的《术语学概论》(Introduction á La Terminologie—G.Roudeau,1981)问世。后来,国际术语信息中心又把费尔伯等人的其他著述作为教材推荐出版。英国也出版了皮切特与德拉斯考合著的《术语学引论》(Teminology：an Introduction—H.Picht,J.Draskau,1985)。在荷兰与波兰也有相应的术语学教科书问世。进入90年代,几部综观术语学发展历史的论著以及在术语发展史上有过较大影响的文章结集出版,其中有《俄苏术语学史》(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mермuоведения—В.Татаринов,1995)和奥地利的《术语学著述选粹》(Ausgewhlte Texte zur Terminologie—Hg.C.Laurén,H.Picht,1993)。这可以视为术语学走向成熟的又一个重要标志。同时,在奥地利还出版了专门介绍俄国术语学的专著以及相关的文集。从以上所述关于术语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其实,在高校创办术语学课程的事,一些发达国家几十年前就已经做了。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急起直追。国外学者中有人把孔子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句话用作自己的术语学专著的篇首语。看来,在我国古代先哲博大深邃的思想宝库中也曾闪现过现代术语学的思想萌芽。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国人更深切体会到建立术语系统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建国以来,我国的术语工作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但综观我们的术语工作,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术语学理论研究大大滞后于术语的规范统一等应用性的实际工作,而理论的滞后不可避免地会给实际工作带来许多盲目性。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与术语学科的综合性、多学科交叉性不无关系。术语学不仅与语言学、逻辑学、哲学、控制论、系统方法论密不可分,同时,又离不开具体的专业门类。国外著名的术语学家早就不约而同地指出,术语学应是语言学工作者与科学工作者相互携手、齐心协力、共同开发的领域。《现代术语学引论》(冯志伟,1997,语文出版社)的作者即是从自然科学领域跨入术语学领域的具有开拓精神的学者。该书也具有很强的、阐述汉语术语特征的中国特色。2000年,由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中心提出的《俄国术语学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已被列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第二批重大项目。目前,这一课题即将完成,这可以看作是语言学工作者向术语学领域迈进所作的一个可贵努力。他们的优势在于,具有坚实的外语基础与语言学功底,具有较为丰富的词典编纂经验,再加上有同样以语言学介入较深为特色的俄国术语研究的成果为依托,可能会给他们许多“偏得”。笔者注意到,本文开头所引用的专题报道中的表述是“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课程。”这可能意味着,即使产生了开设课程这一想法,还要经过论证、计划、筹备、协调等大量的细致的工作。我们期待这一切能早日付诸实施,并乐于为此尽一分绵薄之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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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分内螺旋和外螺旋,在机械中应用十分广泛。它来自西方,在17世纪传入中国。汉语中表示这种意义的“螺旋”一词,最早见于1612年耶稣会士熊三拔的《泰西水法》。“螺丝钉”的出现在此之后,见于1626年另一位耶稣会士汤若望的《远镜说》。之后,又产生了“螺丝”“螺钉”“螺蛳钉”“螺旋钉”“旋螺钉”等词,这些词有的已经淘汰,有的则沿用下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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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在未来学很发达,制定科学术语时必须考虑到语言和文字的未来发展。汉语词从单音节向多音节发展是合乎语言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因为这一规律可以大大减少汉语中的单音节同音词的数量,从而避免交际中单音节词造成的误解。在电传日益发达的今天,信息传递中避免误解,适当增加必要的羡余性(redundancy,或译作“多余度”、“多余信息”)是十分重要的。双音节词从信息论角度来看是最合理、最有效的音节构成,所以象“铊”“铒”“钐”“钷”“铕”这类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元素名称是同语言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除开已经通用的氢、氧、钙、钾、锰等词外,建议以后不要生造上面那种汉字。从文字发展规律来看,汉字早晚是要被拼音化文字取代的,在目前这一从汉字到拼音化的过度时期,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而不是增加汉字的数量。因此从文字发展的规律着眼,也不应生造上述这类汉字。汉语拼音化以后单音节的同音现象所造成的歧义会更加严重(因为在书面上汉字的形体可以帮助视觉区别同音词),所以尤需尽量避免生造单音节的汉字。(二)语言的发展同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是对立面斗争和统一的辩证过程。一方面从历史的演变来看,汉语的单音节词越来越少,双音节、三音节词越来越多,甚至产生一些三音节以上的词,如“社会主义”“布尔塞维克”等。这从音节增多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繁化的过程,但是另方面,语言中简化的过程也在不断发展。语音就是在繁化和简化这一对矛盾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过程中发展前进的。所以制定科学术语必须考虑到这一辩证规律。我们不能因为反对生造单音节词和生造表达这些词的新的汉字,就走向另一极端：主张全盘西化,即将外来术语音译后照搬过来。需知印欧语言中有许多两个音节以上的词,照原样音译过来,必然增加汉语中的很多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词,这不仅会增加学习语言的人的记忆上的负担,而且不符合汉语双音节词占多数这一客观规律,所以“德律风”“德谟克拉西”“狄克推多”分别被“电话”“民主”“独裁者”取代,是完全符合简化这一规律的。在外语中同样存在简化的规律,如英语用TV这个双音节的缩略语代替了television这一四音节词,俄语也借用了TV取代原来的四音节词Телевизор1。日语也借用了这个词,简略为三音节词：テレビ。俄语的злектронно－вычислителъная мащина(电子计算机)有十三个音节,十分啰嗦,也正在被借自英语的简洁的Komnbютep(三音节)所取代。此外,由于汉语(指现代汉语普通话,下同)是元音型语言,即元音在全部音素中占的比例很大,元音与辅音的比例超过欧洲许多语言2);加之汉语中很少出现欧洲语言中常见的辅音连缀的现象,汉语中开音节(以元音结尾的音节)占的比重很大3),因此外语词音译成汉语以后,音节数目往往会增加许多。例如上引英语的democracy,dictator音译成汉语后都多出了一个音节,因此术语采用全盘音译的原则,只会增加汉语的繁化程度,是不利于交际的。外语为了减少术语的音节数目,达到语言简化的目的,除了采用上述缩略词的手段外,还有一种方法是将一个词的词义引申。例如“蝶泳”在英语中本来叫做butterfly stroke(蝴蝶式的游法),有四个音节,很罗嗦,现在简作butterfly,即将“蝴蝶”一词引申为“蝶泳”,减少了一个音节。如果汉语将这个游泳术语音译,就成了“白脱弗莱”,比英语多了一个音节,所以远不如义译为“蝶泳”,简洁明了,易懂易记。从这个义译中可以看出：汉语术语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即有些联绵词中的单个音素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术语中却可以获得整个联绵词的意义,如“蝶骨”(形状象蝴蝶的头骨),“蝶形花”(形状象蝴蝶的花)中的“蝶”获得“蝴蝶”的意义,尽管在日常语言中只能说“蝴蝶”,不能单说“蝶”。这也是语言简化和汉语词趋向于双音节的规律在起作用,因为“蝶泳”比“蝴蝶泳”或“蝴蝶式的游泳”要简洁得多,适合于成为一个表达科学概念的词。语言中的这一简化和繁化的辩证规律是制订新的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加以充分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谈到这里顺便要说一下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问题。这个界限是模糊的(fuzzy),术语进入日常生活,就成了非术语,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4)。如“木星”“火星”“播种”“及格”“休克”“幅度”本来分别是天文学、农业、教育、医学、物理学中的术语,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一般人已不感到它们是术语。上面举的“蝶泳”也是同样的情况。因此创制科学术语必须符合构词的规律,因为术语是语言词汇的一部分,术语和非术语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上面讲到的汉语词的双音节趋势就是一条术语和非术语都应遵循的规律。这个不可抗拒的规律几乎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眼前发生作用。例如随着北京许多高层建筑的拔地而起,在北京人的口语中出现了一个新词“塔楼”,指象高塔一样的大楼,它比“高层建筑”少了两个音节,而且不象“高层建筑”那样书面语言的味道十足,很可能会进入全民语言。“彩电”5)“电脑”也正在分别取代“彩色电视机”“电子计算机”。这是汉语词趋向于双音节这一规律在术语(也是日常生活用语)使用中的生动表现。术语和非术语除了有共同的一面以外,还有不同的一面,这就是术语通常都是单义的,很少模糊性(fuzziness),而日常生活用语则往往有许多意义(如“好”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列了十四个义项,“作”列了六个义项),常常具有“模糊性”。因此在制定科学术语,进行术语的规范时必需考虑到术语的单义性和非模糊性这一特点。(三)语言中还有一对矛盾,即“非理据性(unmotiveness)”和“理据性(motiveness)”的矛盾,也就是说语言中有些词的命名是无法从其构成要素(词素)中了解其意义的,这种词叫做无理据的词(unmotivated words)。如英语的skate(冰鞋)从共时角度是无法解释它命名的原因的。另一类词叫有理据的词(motivated words),即这些词的构成可以从其构成要素中找到构词的根据。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厄尔曼(S.Ullmann)将这类词叫做透明词(transparent words),也就是说它的组成部分象透明的东西那样显而易见。如德语的Schlittschuh(冰鞋)就同英语的Skate不同,其意义完全可以从其词素：Schlittern(滑冰)的词根和Schuh(鞋)推出。汉语的“冰鞋”也是这样。俄语的коньки(冰鞋)从Конь(马)的指小形式得名,比喻穿起冰鞋象马一样跑得很快,也是有理据的词。理据的学说最早是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结构主义的鼻祖索绪尔提出来的。他说过：在世界上“不存在这样一种语言,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有理据性的;但是也不可能想象有一种语言,其中一切都是有理据性的”6),尽管有理据性也还是约定的,不是词义的全部根据。不同语言的理据程度是不同的。一般说来,英、法语的理据程度远不如德、俄、汉语高。例如汉语的“手套”和德语的Handschuh(“手套”由Hand〔手〕和Schuh〔鞋〕构成7)),都是“透明词”,但是英语的glove,法语的gant(意义都是“手套”)从共时角度(即不分析其词源)着眼,却是无理据的词,植物学上的术语“细香葱”在德语中是Schnittlauch,由Schnitt(切、割)和Lauch(葱)组成;在俄语中是лук－по－рей,由лук(葱)和порей(韭菜)组成,都是透明词;但是英语的Chive,法语的Cive(细香葱)却是无理据的词。在欧洲语言中德语词素以高度的理据性著称,外来语较少,多半用本民族语的词素构成新词(包括科学术语),因此我国旧社会大学学工科的必修德语。其原因除当时德国科技发达,文献较多这一主要因素外,德语词的高度理据性恐怕也是一个因素。语言学中的理据性这一理论对制定科学术语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一般来说,我们应该尽可能使术语有理据性,因为这样的词易学易记。在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如果有几个名称需要从中进行挑选时,除了那些早已用开,约定俗成的情况外,原则上应尽量挑选有理据的词。从这个角度分析,汉语的“氧”就不如日语的“酸素”(さんそ)好,因为“氧气”最初写作“养气”是有理据的,但是写作“氧”以后,就失去了理据性;而“酸素”的“酸”是英语Oxygen(氧气)的词源词素Oxy－(源于希腊语,原义是“酸”,gen－也源于希腊语,原义是“产生”)的义译,“素”则是德语stoff(要素,物质)的义译,因此是有理据的,而且符合双音节词的规律。汉语命名为“氧”很可能是考虑到系统性的原则(这也是制定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因为氢、氮、氟等元素名称都是单音节词,而且都是从“气”省形。但是日语的“酸素”也合乎日语的系统性原则,因为日语的“氢”叫“水素”(すぃそ),是德语Wasserstoff(“氢”,由Wasser〔水〕加stoff〔要素、物质〕构成)的义译词,德语词又是英语词hy－drogen(氢)的部分义译词。因为hydrogen是由希腊词根δρо－(水)和réν(产生)构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英语词oxygen(氧)和hydrogen虽然较长(有三个音节),但也是符合系统性原则的,尽管在共时它们是无理据的,只有懂希腊语的人,才能明了这两个词构词的理据。日语的“水素”虽然符合理据性、双音节性、系统性的原则,但又不大符合简洁性原则。例如日语将“氢弹”叫“水素爆弹”,就远不如汉语的“氢弹”简洁。可见理据性、双音节性、系统性,简洁性这些原则有时相互间会发生冲突,这是在制定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的。(四)术语是属于语言学研究的领域,术语学是语言学中的一门学科。但是非常遗憾,我国社会学界,包括语言学界,很少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现在反倒由自然科学家走在前面,带头从事自然科学术语的规范化和术语学的研究。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应该向自然科学家学习,迎头赶上。社会科学中术语混乱,影响交际的现象也很严重。如上面谈到的词的组成要素,语言学中就有词素、语素、词位、语位等许多术语表达这同一概念。但是至今还没有人牵头来从事社会科学术语的规范和统一。就拿咱们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的一句口号“各按所能,按需分配”(Jeder nach seinen Fhigkeiten,jedem nach seinen Bedürfnissen)来说吧,各国都是将nach译作“按”,如俄语译作no,英语译作according to,法语译作selon,日语译作応(ぉぅ)じて,都译得很准确,唯独汉语误译作“尽”,以致引起我国经济学界有些人仅仅根据“尽”字对这句口号进行了不少批评,有人说这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有人据此批评马克思和斯大林8)。这说明社会科学方面一个译法的错误,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混乱,其后果之不良,远胜过自然科学。政治口号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术语,但从广义上说,也未尝不可以纳入术语。如现在实行的“开放政策”就既是政治纲领,又是社会科学术语;所以我们引用这个例子,说明社会科学术语的准确性有着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应该引起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最后我们想对会议召集者“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这个名称本身提点意见。“名词”在汉语中有两个涵义：一是与“动词”“形容词”等相对而言,一是指“术语”。由于术语不仅包括前一个意义上的名词,还包括动词(如“氧化”“催化”“元唇化”“电镀”等等),形容词、副词等,所以最好将委员会的名称改为“全国自然科学术语审定委员会”,免得产生误会,以为不管动词、形容词等的审定。本文注释：1)目前读法还不规范,有读Tи Bи的,有读Τэвэ的。写法也不规范,除上面两种按照读音的写法外,还有写作TB的。2)汉语元音和辅音的比例是19∶21,而俄语是6∶35;西班牙语是5∶20;德语是17∶23。3)汉语中只有(n)(り)两个辅音能构成闭音节,欧洲语言中几乎所有的辅音都能构成闭音节。4)详拙文“模糊语言初探”,刊《外国语》1979年第4期。5)还出现了“彩电村”这样的新词组,指家家都有彩电的村庄,见《光明日报》1984年9月14日孙扶民的报导,王庄“简直是彩电村”了。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编第6章§3,巴黎,1949。7)把“手套”叫做“手鞋”,似乎有乖常理。其实语言的名称(包括有理据的词)都是约定俗成的。我国古代就曾把“袜子”叫做“足衣”。日语将“地板”叫做ゅか汉字写作“床”：日语将“屋顶”叫做ゃね,汉字却是写作“屋根”。日语中的“天井”(てんじょぅ)指的是“天花板”“顶棚”。8)详拙文“马克思提出过‘各尽所能’吗？”,刊《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5期,《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第2期转载;“斯大林同志并没有错！”刊《经济问题》1983年第12期。 相似文献
20.
“扶养”和“抚养”是一对易混淆词语。文章讨论了二者在语义和语用层面上的异同,指出“扶养”具有术语词和通用词的双重身份,当它作为法律术语时具有广义和狭义,作为普通词语时只有广义;而“抚养”的词义只是“扶养”词义的一部分。根据语文词典的收词范围和释义原则,《现代汉语词典》只释出“扶养”的广义且其配例只体现广义的一种用法,这种处理方式本身并没有问题,但为了避免误解可以改进。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