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兼业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以临洮县洮阳镇为例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户兼业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其势必会带动农村资源禀赋的调整,农户兼业是否促进土地流转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以洮阳镇为例,基于120户农户的调研样本,利用logit模型,从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承包土地面积、自有土地面积四个角度分析了农户兼业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结果表明:Ⅰ兼农户、Ⅱ兼农户和纯非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概率都不高,但三者相比纯非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概率显著高于Ⅰ兼农户和Ⅱ兼农户;Ⅰ兼农户和Ⅱ兼农户转出转入耕地的概率都低,纯非农户转出转入耕地稍高于Ⅰ兼农户和Ⅱ兼农户;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承包土地面积、自有土地面积对土地流转正向作用不明显。     

民族贫困区农户生计多样化及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以武陵山区永顺县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半结构式访谈、数理统计等方法,对位于武陵山区永顺县的168户农户进行系统调查,将农户划分为纯农型、兼业型Ⅰ、兼业型Ⅱ、非农型4类,进而分析了民族贫困区农户生计多样化特征及对耕地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1)民族贫困区农户生计类型以兼业型Ⅱ居多,所占比例为46.72%;其次为非农型,为22.13%;纯农型为16.39%;兼业型Ⅰ最少,为14.75%.2)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策略存在显著差异,纯农型农户生计活动单一,脆弱性和风险最大,引入并扩大非农活动是民族贫困区未来生计策略的发展趋势.3)不同生计策略选择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不同,主要影响耕地的是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及粮食生产力水平.4)民族贫困区耕地资源缺乏、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以及农户自身劳动素质共同制约农户生计和耕地利用的可持续性.加强农户劳动技术培训以提高农户生计多样化水平,加快土地综合整治以提高耕地利用效率是民族贫困区提升农村内部发展能力,实现农户生计和耕地利用可持续性的根本途径.     

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居民点用地选址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农户意愿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分析法、入户调查法和GIS数据分析法探讨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居民点用地选址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对居民点用地条件的需求各不相同:农业主导型农户基于农业生产的生存理性选择,在考虑居民点用地选址时生存因素考虑更多;农工兼具型农户基于经济理性选择期望居民点用地能兼顾非农和务农生产活动的需求;非农主导型农户则偏向考虑影响生活水平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因素.研究结论:农村居民点用地选址需要充分尊重农户意愿,满足不同兼业类型农户需求,最终实现农村居民点用地合理布局及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     

基于田野调查的农户农业生产区位分析——以河南省巩义市吴沟村为例

以农户为调研单位对河南省吴沟村农业生产区位分析结果表明,距离、肥力、劳动力转移、兼业化都对农户农业生产区位产生影响.吴沟村农户农业区位的选择遵循以下规律:①距离对农业生产区位仍产生较大影响,地块类型仍按照菜地、好地、中等地、差等地有规律地分布;②在主要地块(面积较大,条件较好)种植主要作物——小麦、玉米;③即使经济状况较好,很多农户仍用人耕做,机械化程度低;④农户一般选择最近地块种植蔬菜、红薯等作物;⑤在劳动力迁移和兼业化逐渐增加的情况下,农户种植作物多样性减少明显,作物种植单一性现象突出.提出了改善吴沟村农业生产低效率的建议:①增加农业生产性投资;②创新土地制度,加快土地流转;③转变农业生产方式.     

生计资本视角下土地整治绩效满意度研究——以四川省冉义镇为例

为评估土地整治绩效满意度, 选取四川省邛崃市冉义镇为研究区,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取数据。依据职业, 将农户划分为纯农业、以农为主兼业、以非农为主兼业及非农业4种生计类型, 从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5个方面构建生计资本测算表, 对土地整治区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生计资本现状进行评价。基于测算结果, 考察土地整治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 并采用Probit模型分析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1) 农户生计资本略失衡, 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值较高, 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值较低; 2) 农户对土地整治工程的满意度总体上较高, 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收入来源变化等因素对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 教育程度、金融资本和生计活动开支对非农类型农户的满意度产生消极影响。     

搬迁农户耕地利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贵州省201户集镇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实证

盘活搬迁农户耕地财产是事关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后续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根据实地随机调查的贵州省201户集镇安置型搬迁农户问卷数据,从耕地劳动力和资金投入状况、粮食产出水平、耕地处置方式等方面对比分析搬迁前后农户的耕地利用状况,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集镇安置型搬迁农户耕地利用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集镇安置型搬迁农户在耕地种植劳动力和资金投入上均存在大幅度减少,粮食产量明显减少;耕地流转比例不高,耕地处置手段单一,耕地持续利用程度较低,其财产性增收难度较大.(2)集镇安置型搬迁农户户主年龄和务农人口平均年龄、非农就业人数比例和非农就业收入比例、人均耕地面积和退耕还林面积比例等指标对耕地持续利用具有负向作用;而户均劳动力文化水平、家庭年总收入、耕地种植面积和耕地流转比例则促进耕地持续利用.本研究认为各级地方政府应引导和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搬迁群众的耕地进行规模经营,在有条件的集镇安置点组建劳务合作组织进行特色农产品种植,对符合退耕还林政策的陡坡耕地进行生态退耕,引导搬迁群众种植省工性经济林果作物,促使其耕地不撂荒.     

农户兼业发展对策研究

兼业是一种就业方式。农户兼业,是一种农户改变以往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状况,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又从事非农业生产的经营形式,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经营主体在行业选择上所发生的必然变化。本文在对农户兼业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兼业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行深入调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业兼业发展的对策。     

矿粮复合区土地利用效益评价——以江西省典型地区为例

基于TOPSIS分析方法对江西省铅山县永平镇矿区、非矿区的土地利用状况进行测度,通过分析以揭示矿区内农户相对非矿区农户土地利用投入差异情况及其主导影响因素,同时分析矿区农户存在土地利用效益分异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研究区域耕地利用效益整体偏低,整体效益亟待提高,内涵挖潜空间较大.矿区极少数农户耕地利用产出效益偏高,主要是通过精耕细作、提高机械化水平所致;矿区绝大多数农户土地利用效益较低,粗放利用以及环境污染的现象并存,而地表塌陷、环境污染等因素是制约矿区土地利用效益偏低的主要原因,在土地规模既定的情况下,改善环境质量、合理配置农业生产资源、提高机械化水平以及科学技术水平可以有效提高矿粮复合区农户土地利用效益.     

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以成渝城乡统筹区512份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从农户家庭禀赋、农户认知水平和农地流转特征3个角度对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解释分析.结果表明:非农收入比重、流转价格以及政府参与度等6个因素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积极作用;户主年龄、耕地破碎度、对土地的感情对转出行为具有负向作用.其中耕地破碎度、流转价格和政府参与度在影响农户自身认知和规范流转过程方面显著性更高.因此为促进农村土地顺利流转,应加大土地整治与土地流转的联动力度,建立合理的转出价格"保护机制",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管和服务职能.     

江西红壤区农户水土保持行为机理--以兴国县为例

以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农户水土保持行为机理分析,确定区位与经济发展水平、农户兼业经济行为、农业经营规模、劳动力状况、水土流失现状等5大类因素为影响农户进行水土保持投入的主要因素,并进一步量化成11项具体指标,通过SPSS软件对各项量化指标与水土保持投入行为进行相关性分析,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模型运行结果表明,农户水土保持投资决策行为主要受到农户家庭人均收入、非农收入比例、农业经营土地面积、家庭从事农业人口数量以及水土流失减产损失因素的影响．而不同因素对于农户水土保持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距离城镇近的农村,从事非农业生产的机会高,因此,对于以农业为主要目标的水土保持投资兴趣不大;家庭农业人口数量多的农户,由于受到食物需求的压力,其受到的水土保持投资激励也大;同时,来自种植业占家庭收入比例高的村庄,其从事水土保持的积极性更高．最后章提出,在稳定国家水土保持治理投资政策的前提下,通过建立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以及水土流失治理“合作组织 农户”、“公司 农户”等的组织制度,推进水土保持治理．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农户环境风险管理意愿影响因素评价

针对农户生产经营过程中农村环境风险日益突出的问题,对农户环境风险的认知与管理意愿进行研究.通过对河北省11个地区283名农户的实地调研所获得的数据,对农户过量施肥以及不当使用农药所带来的环境风险认知及管理意愿进行评价,并采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对环境风险的管理意愿受农户教育程度、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年数、兼业情况、年总收入,以及是否接受农业技术培训等因素的影响,并提出增加农户农业科学技术培训、制订农业生产规范以及提高农户环保意识等对策建议.     

农户农业污染认知、农业污染补贴对耕地投入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河西五市385份调查问卷，运用Logit模型分析了农户农业污染认知、农业污染补贴以及两者交互对农户耕地投入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农业污染认知、农业污染补贴对农户耕地投入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农业污染补贴对农户农业污染认知具有传导作用，促进农户进一步改变耕地投入行为；受教育程度、非农收入也对农户耕地投入行为产生影响。指出应加强对农户的培训力度，建立合理补贴政策以及加强科学种植宣传力度。     

欠发达农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农户行为比较研究--以河南省孔场村、新建村、郑楼村为例

通过对河南省三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平原村210个农户的实地调查,对比分析了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文化教育服务投资、兼业程度、信贷发育程度与农户人均纯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农区,农产品商品率对农户经济收入的贡献呈负面影响,且程度较弱.指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行为有重要影响;加强农村市场化信息建设、扩大就业范围、合理引导农户投资对农村可持续发展起积极贡献.     

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分析——以会宁县陈家曲村为例

本文依据相关调研数据,分析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各因素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家庭结构和收入结构是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基本原因;农户年龄影响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但对农户转入土地的影响不显著;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虽然小但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土地流转后的收益是农户决定要不要进行土地流转的最主要原因;耕地面积不影响农户转出土地,但是对农户转入土地的影响是极显著的。     

浅谈中国耕地流失的现状及对策

分析中国耕地流失的现状和原因,认为中国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的原因是开发区和房地产乱占滥用耕地严重,农村中挪用和浪费耕地严重,采矿中挖损、破坏和压占大量土地,以及土地闲置,自然灾害也造成大量耕地减少。建议进一步树立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切实保护耕地,尽快制定《土地法》;规范政府行为,确保耕地面积稳定,严格审批制度,加强对土地的管理;实施土地复垦和用森林来保护耕地。     

内蒙古农村牧区农牧户兼业行为的实证研究

基于内蒙古农牧户调研数据,运用二分类Logistic模型,从劳动力人力资本、家庭特征、土地资源禀赋、获取信息、社会环境、地理区域特征六个维度对农牧户兼业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计结果显示,劳动力最高学历、从事非农工作平均年数及总人数占比、接受过非农培训人数、总人口数、15岁以下孩子数、土地类型及灌溉方便度、是否转出土地、通讯费支出均对农牧户兼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年龄、65岁以上老人数、是否转入土地则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农牧户认为亲戚朋友中"有本事"的人数变量并不显著.     

基于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因素的生计资本度量——以四川省402户农户为例

为探索农户生计资本的客观定量评价,以2012年在四川省抽样调查的402户农户数据为基础,借鉴英国国际发展机构(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将5类生计资本下的12个二级指标对农户生计策略的3个水平——纯农型、兼业型、非农型进行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选择出显著的变量及其偏回归系数,用该系数构造生计资本大小的评价权重,对生计资本进行客观定量评价.结果发现: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显著的变量有现金收入、耕地面积、赠送礼金等6个变量;在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中,现金收入占其权重的64.4%,前3个重要变量——现金收入、耕地面积、赠送礼金权重占比达89.2%;大多数农户选择兼业型的生计策略,选择不同生计策略的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差异较大,稳定水平也不同.     

基于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因素的生计资本度量——以四川省402户农户为例简

为探索农户生计资本的客观定量评价,以2012年在四川省抽样调查的402户农户数据为基础,借鉴英国国际发展机构(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将5类生计资本下的12个二级指标对农户生计策略的3个水平——纯农型、兼业型、非农型进行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选择出显著的变量及其偏回归系数,用该系数构造生计资本大小的评价权重,对生计资本进行客观定量评价.结果发现: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显著的变量有现金收入、耕地面积、赠送礼金等6个变量;在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中,现金收入占其权重的64.4%,前3个重要变量——现金收入、耕地面积、赠送礼金权重占比达89.2%;大多数农户选择兼业型的生计策略,选择不同生计策略的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差异较大,稳定水平也不同.?更多还原     

耕地资源定级估价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耕地定级估价是深化农用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途径。文章分析了耕地资源定级估价的理论 ,并以来宾县良江镇作为实验区 ,在综合分析和科学计算的基础上 ,确定了耕地的级别 ,建立了耕地估价体系 ,对实现土地资源资产化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宁夏南部山区土地经营规模影响因素的探究

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总趋势，本文以宁夏南部山区农户的调查问卷为基础，通过定量分析宁夏南部山区8县土地规模的的影响因素，从农户家庭收入最大化的角度，筛选出影响土地经营规模的主要因素。调查方法：访谈调查法和回归分析法。研究结果：认为种植面积和资金投入是最影响宁夏南部山区规模经营的因素，其次是劳动力和家庭人口，年龄不能影响宁夏南部山区的土地经营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