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征、介入与实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化进程

基于弗洛里斯·科恩的编史学研究,指出17世纪科学革命是由数学化表征、介入性实验和本体论承诺这三个主题互动交织而成的结构化进程.这个三元互动结构一经形成,便具有自我修正、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后续的科学革命,正是为了解决表征、介入和实在这三者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对科学革命的结构化进程的认识,有助于理解库恩范式理论的局限.     

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

几年前,我曾在一篇论述科学革命的文章中指出:科学革命是科学观念(科学理论的基础或框架,即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的急剧而根本的改造。我还通过历史上的几次科学革命的案例研究,概括出科学观念改造的几种方式:彻底取代,旧名新意,合理推广,辩证综合,包容蕴含,标新立异。近读语言哲学的有关文献和托马斯·库恩教授的近作,尤其是他三篇一组的Shearman纪念讲演,使我获益匪浅,启迪颇深。我觉得,从语言哲学这一新视角来观察,可以洞见科学革命的深层结构和科学发展的内隐真相。进而言之,整个科学,乃至整个人类文化起源的秘密也许就埋藏在语言之中。     

论"宁静"的科学革命

政治革命或是社会革命通常倚仗暴力活动，实现一种突发、剧烈的变革。科学革命则是对科学思想进行一些重大的重新组合，其内在动力发端于科学家的能动作用。科学革命有别于其他革命的基本特质就在于科学认识、科学方法、科学心理的产生，而科学的认识、方法、心理被激发之动力源于科学家本人之心灵静思。宁静是沉思的前提条件。而在宁静中沉思乃是科学革命得以成功的必要夺件。     

从科学哲学视角看亲知地震的观测参数

视觉物理参数是科学中可直接数学化的观测参数,而其他感觉参数只能借助于视觉参数间接地数学化.物理参数的视觉中心主义是不能准确预报地震的本质原因.只有科学地对待本真意叉上的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而且不借助于视觉来建立这些感觉内部的数学关系才是寻找真正的地震观测参数的途径.     

"哥白尼革命"的另一种解读--从数学哲学的角度看

哥白尼革命和数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评介了库恩对哥白尼革命根源和性质的"纯数学解释".由于纯数学是由数学哲学思想决定和规划,所以,理解哥白尼革命有必要开启数学哲学的视野.在伯特思想的启发下,从数学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哥白尼革命的根源以及性质,提出了与库恩有本质不同的观点,为理解近代科学的数学性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科学传统与科学革命

在科学史上,“革命”一词最早出现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天体运行论》的拉丁文原名是De Revolutionibus,其中的revolutionibus一词原意指“运行”、“转动”。由于哥白尼学说一反以往的科学传统,掀起了科学史上的一场大革命,所以revolutionibus一词逐渐又具有了“革命”的新义。自那以来,“科学革命”便为科学史研究的一个课题。什么样的变化才构成一场科学革命?科学革命的本质和引起的后果是什么?很久以前,西方科学史家们主要持一种内史论观点,即认为科学革命是科学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或至     

现代地学革命与科学革命理论

现代地学革命与科学革命理论诸大建自从库恩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以来，科学革命成为科学哲学的热点问题。笔者认为现代地学革命是一个非常适合用来解析何谓科学革命以及革命如何发生的工作案例。这固然因为它是现有科学革命模式较少涉及的物理学之外能在理论上激起...     

论失败的科学革命--兼评科恩的科学革命理论

在科学史上,我们习惯上把"革命"指称那些已经成功的科学活动.从哲学角度讲"成功"可以理解为:科学发明者或发现者的主观预想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相统一.反之,失败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相背离.失败的科学革命固然令人扼腕叹息,然而,失败是认识发展总链条上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环节,对失败的科学革命进行哲理上的类型化分析、原因之探究,进而从失败中发现成功的机制,无疑有着重要的认识论价值.     

从板块学说看科学革命的若干问题

科学革命问题,是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较为关注的问题。一些学者已据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等领域几个著名的案例对科学革命的一般特征作了讨论。本文拟从地球科学领域最新的一次革命,即板块学说革命出发讨论几个值得继续探索的理论问题,以期对建立科学革命的一般图象提供进一步思考的资料。鉴于板块学说的历史一般已为人们了解,故本文中这方面的叙述将尽可能缩减。1、关于科学革命的实质。一些其它案例的研究已经指出科学革命虽然伴随着科学理论的进步,但它的实质不能归结为这方面的变革,而是更为重要的科学观念的变革。板块学说的案例研究证明了这一点。这一现代地学革命之所以称为革命,不是因为板块构造理论简单地代替了以前的地球构造理论,而是因为以板块构造理论所代表的新的活动论地球观(或地     

科学革命发生的语境解释及其现实意义

科学革命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革.历史上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其中科学史学家科恩提出的科学革命发生的四个判据很有代表性,对判断科学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这些判据不能解释曾发生的理论革命或较小的科学革命,使人们对是否发生过科学革命产生怀疑.文章通过对历史上关于科学革命研究的梳理与分析,重新界定了科学革命概念的内涵,审视了内外史解释的不足,分析了"科恩解释"的局限性,提出了科学革命发生的"语境解释"及语境转化模型,说明了此模型对于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创建自主创新型国家的现实意义.     

科学革命中信仰的改变--兼评科恩的科学革命观

科学革命的重要特征是信仰上的改变。信仰改变跟“经验“与“体验”的比较密切相关。关注信仰改变，对科学革命、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坚定性与转换性相结合、现实性与超越性相结合，是具有科学价值的信仰改变的重要朝向。     

论爱因斯坦科学实践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本文通过考察爱因斯坦的科学实践活动，阐明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主旨，认为爱固斯坦的科学实践体现了由理性精神、实证精神、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实效精神所构成的科学精神与由价值精神、伦理精神、现实精神、历史精神和理想精神所构成的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进而揭示了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融通、两种精神的统一是人类科学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哈维“生理学革命”的社会历史背景

17世纪哈维的生理学革命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循环思想、对心脏的认识和目的论思想，建立在盖仑的解剖和实验方法、以及由此得到的概念系统和材料基础之上。近代的经验论、数学方法和机械论思想都为其提供了社会基础。哈维是西方传统医学向近代医学转变的枢纽式人物，其革命是累积的结果，对于科学思想形成应从社会历史中寻找原因，其中“错误”的思想也不容忽视。     

以实践为中心的两个科学抽象理论

本文分析最近卡特莱特和瑞德分别提出的两个科学抽象理论。论证两个理论的分歧来自于他们对抽象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不同理解。这种分歧曾经十分清晰地表现在惠威尔和密尔的争论中。对这些问题的探求和解决不仅要求我们抛弃传统科学哲学中的关于抽象的观念,还要求将我们的出发点从理论转向实践。     

猜想与选择:由经验到科学知识的主体建构

在知识工具主义、建构主义、经验主义、逻辑主义、实证主义等理论流派见解启发下，以私人知识与公共知识区分为前提，认为知识建构于“概念”形成与结构猜想，结果于主体的工具有效性选择；科学知识不外是符合以实践有效性为核心标准的“科学化之筛”要求的知识；以此对个体知识生产过程给予过程描述。     

从狭义相对论看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研究方法及哲学思想

爱因斯坦创立的狭义相对论,宣告了现代时空观的到来.论文深入地发掘了狭义相对论体现的统一性科学思想、逻辑思辨与探索性演绎研究方法、唯物的辩证自然观哲学思想,揭示了产生这项带给人类科学创见、思想革命、精神解放的理智的自由发明的真正原因.借以领受人类智慧的洗礼,传承人类知性的火种,捍卫宇宙法则的尊严.     

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对我国科技决策与发展的重大影响

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作为邓小平科技哲学思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长期实践中逐步萌生、形成与发展的.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从本质论、演进律、价值观、体制说与人才学等方面,深刻地揭示了科学技术的根本属性、巨大功能与产生发展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继承与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对我国科学技术决策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学习与研究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对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科技进步道路,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发展,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早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科学动力学因素的函数关系分析及其启示

借助数学函数关系式来表达科学动力学因素,深入研究了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与科学发展的关系,阐释了随着科学文化哲学发展带来的科学形象的改变。针对科学这一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把科学发展视为知识、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心理、伦理诸因素的函数,论述了科学函数关系式从单纯认知的简单函数式,到多因素的不同复杂函数式的变化与论争,暗示出当代不同哲学思潮在科学哲学前沿热点问题上论争中的某种亮点与致命盲点,导致当代科学哲学及文化哲学思潮的困境与危机,由此可以推断科学函数式将复归到多因素集合的认知函数式,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演变过程,是基于现代科学文化哲学的科学发展。     

Axiomatization and Models of Scientific Theories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two approaches to the axiomatization of scientific theor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so called semantic approach, according to which (roughly) a theory can be seen as a class of models. The two approaches are associated respectively to Suppes’ and to da Costa and Chuaqui’s works. We argue that theories can be developed both in a way more akin to the usual mathematical practice (Suppes), in an informal set theoretical environment, writing the set theoretical predicate in the language of set theory itself or, more rigorously (da Costa and Chuaqui), by employing formal languages that help us in writing the postulates to define a class of structures. Both approaches are called internal, for we work within a mathematical framework, here taken to be first-order ZFC. We contrast these approaches with an external one, here discussed briefly. We argue that each one has its strong and weak points, whose discussion is relevant for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