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人名冠名术语浅谈

西医医学术语中,常对解剖结构、疾病、手术、新原理、新方法、临床检验等术语冠以人名、地名、事件或事物名.其中,以真实的或虚构的人名构成的术语,称为人名冠名术语(eponym),其中有些是为了纪念在医学科技发展历史进程中作出贡献的人,而以其姓名命名;另有些冠名术语则是由于当时科学水平和物质条件的限制,对尚未立即探明和确定的术语,姑且暂以发现者或创造人,或人们熟悉的神名、小说主人公或病人的姓名来命名.     

医学术语特性简议

医学术语具有单义性、系统性、形象性、简明性、国际性。规范地命名和使用医学术语是科学理论成熟的标志。研究、认识医学术语的特性，对于规范地命名和使用医学术语，科学地传播医学知识，有着现实的意义。     

探索隐喻与医学英语词汇命名的关系

医学英语词汇的命名方法众多,比如人名地名命名、神话典故命名、会意命名、音译命名、隐喻命名。隐喻法借助生活中的常见事物代指深奥复杂的医学词汇,让人从熟知事物的特征上推知医学疾病或解剖结构的含义,具有简单直观的优势,所以自古以来医学研究者通过隐喻机制拓展出大量医学英语词。文章从隐喻视角出发,搜集挖掘了一系列医学英语词,希望对医学英语研究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形象思维在医学英语术语命名中的应用

形象思维在医学英语术语的命名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借助植物、动物、自然现象、物品、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对医学英语术语进行命名,可以增加医学英语术语的美感、趣味性和准确性,利于理解和记忆。     

对中国人汉语拼音姓名的意见和建议

《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1]的公布,对规范、统一中国人汉语拼音姓名的书写格式,无疑起到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正如林元章先生^[2]所说,目前国际交往及国际文献中出现中国人姓名的极大混乱。我愿意就此发表个人一些粗浅的意见和建议,供有关同仁参考。1.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中国人名的最佳方案实践证明,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的中国人名,适用于罗马字母书写的各种语文,如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等^[3]。国际著名的检索性刊物“Chemical Abstracts(CA)”(美国《化学文摘》)中,中国人名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俄国人名用英文字母拼写,日本人名用罗马字母拼写。这说明,用拉丁字母拼写不同文种的人名已成为国际通用的做法,中国人的汉语拼音姓名已被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机构承认和接受。因此,中国人名的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即所谓的“拼音法”)应成为中外进行国际交流时通用的人名书写法,实在没有必要再提倡什么“英译法”、“俄译法”或“日译法”等。2.中国人的汉语拼音姓名需作某些修改如前所述,中国人的汉语拼音姓名可作为中外进行国际交流时通用的中国人名。但是,由于东西方人名中姓和名的顺序不同,有些西方人往往按照他们自己的习惯理解中国人名;再加上我们不少中国人各行其是,有些人是“姓前名后”,有些人是“名前姓后”,更有些人是时而“姓前名后”,时而“名前姓后”,从而造成极大的混乱。笔者曾对CA进行调查,结果表明：CA中把中国人名的姓氏和名字顺序误排的例子屡见不鲜,其根本原因都是由于这种“名前姓后”的不规范格式所致。鉴于中国人名易被西方人混淆,我完全同意按照林元章先生提出的两个基本原则,建议对汉语拼音姓名作某些必要的修改：(1)为便于区分姓氏和名字,姓氏全用大写字母拼写;(2)为区别于单名,双名的两字之间加短横分隔,且两字的首字母均用大写。如林元章先生的主张,姓前名后时,应在姓和名之间加逗点。在某些特殊场合下,如CA中的作者索引即是采用这种格式;但在另一些场合下,特别是在英文叙述语句中,如：My name is WANG,Guo-Zhen and his name is WANG,Guo-Zhen.句中的逗号既显多余,又易使读者产生误解或费解。目前,不少国内科技期刊按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的要求,在双名的两字之间加短横,但短横后的首字母不用大写。这并不符合处理英文复合词(如Alumina-Silica等)时的国际惯例。3.中国人名缩写时应考虑汉语拼音的特点目前,国家尚未对中国人名的缩写形式作出明文规定,故中国人名的缩写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不够规范和统一。笔者认为,中国人名是由汉字组成的,汉字的汉语拼音也有其本身的特点,故中国人名缩写时应考虑如下两点：(1)名字缩写时要不损失汉字信息。本来,根据名字中韵母(相当于英语中的音节)的个数即可很容易地区分单名和双名,但双名中的短横可能使人区分单名和双名更直观。(2)汉字拼音缩写时应取其声母,零声母时则应取其首字母。这样可有效地区分汉语拼音中的卷舌音zh,ch,sh和平舌音z,c,s,避免更多的假同名人出现。应该指出,无论是中国人名,还是西方人名,缩写时必然会出现大量的假同名人。但是,由于汉字的同音异字现象比较普遍,中国人名即使采用全名,也会出现大量的假同名人。不过,在大多数场合,如果使用全名,再加上以通讯地址或工作单位限定,通讯联系一般是没有困难的。4.对中国人名书写格式的几点建议综上所述,为了醒目和不致发生混淆,笔者建议,以汉语拼音姓名为基础,进行某些修改后,作为中外进行国际交流时通用的中国人名。(1)一般情况下或通讯联系时使用全名WANG Guo-Zhen这既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又使西方人容易区分中国人名中的姓氏和名字。同时,这种书写格式并不违背汉语拼音方案的原则规定。(2)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使用缩写人名Wang G-Zh或WANG G-Zh一般来说,由于缩写人名不会发生姓和名混淆的现象,故此时姓氏不必全用大写字母拼写;缩写名后的缩写点可不用,这不仅使编排格式简明,而且符合GB 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4]的有关规定。总之,我赞成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切实可行的《姓名法》或强制性国家标准。应该指出,中国人名不仅有汉语拼音姓名,而且有少数民族语姓名;汉语拼音姓名不仅有单、双名之分,而且有单、复姓之别。这些问题在立法或制定国标时都应该考虑进去,做到规范和统一。     

有关医学术语的思考与商榷

2000～2004年翻译《西氏内科学》(Cecil Textbook of Medicine)第21版全书,经常遇到一些技术性问题。下面是有关科技术语方面的一些情况：一、关于人名术语我的老同学、微生物学家赵乃昕教授寄来他和中科院微生物所程光胜先生的大作：《关于细菌名称汉译的一个问题》(见《微生物通报》30(3)：115-116,2003),建议对以人名命名的细菌属名,汉译时应加“氏”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特别是文中指出“人名的使用除了作为一个符号,也是对前人工作的一个纪念。”真是仁者之言。犹忆“史无前例”时,要彻底批倒批臭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和反动学术权威,要求把一切以人名命名的术语,全部“打倒”。此事不仅做得蛮横,其实也极无知。科技领域的众多人名术语,早已熔铸在科技的殿堂中,成为现代科技不可分割、不可替代的部分,不是哪个人所能消灭的。好在那是个万马齐喑的年代,文化的声音没有了,音乐的声音没有了,科学的声音也没有了。没有人做科研,也没有人写科研论文,也就由它“取消”了。改革开放以来,这些禁锢都没有了,乃昕教授重申此议,我以为是很好的倡议。但是人名术语加“氏”的建议,又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也许微生物领域中,比较好办,人名都是发现者本人,加“氏”就行了。但在医学其他领域中,并非都是如此。例如人们熟知的Pickwickian syndrome,此处人名是借用狄更斯名著《匹克威克外传》中人物Pickwick,如译Pickwick氏综合征,似有不妥;对此我是译成“匹克威克型综合征”。又如non-Hodgkin's lymphoma,如循例译为“非Hodgkin氏淋巴瘤”,似亦未尽其义,故亦译作“非Hodgkin型淋巴瘤”。还有些人名术语是以病人姓氏命名的,如第一株通过体外培养能传代的人类肿瘤细胞,是1951年G.O.Gay从患者Henrietta Lacks的子宫颈癌分离到的,后来就以患者姓氏命名为HeLa细胞,而非Gay氏细胞。如果对HeLa加“氏”,似亦未妥。对此我觉得只宜含糊过去,就是“HeLa细胞”,把HeLa看做一个符号或标记。类似情况还有不少。因此我常常省略“氏”字,其实是藏拙的做法。不过乃昕所提微生物名称中的人名加氏问题,应该是可行的。但在具体做法上,仍有可议之处。因为很多微生物的“属”和“种”,都是人名。如Rickettsia rickettsii,如译作“立克次氏立克次氏体”,固无不可,终觉累赘,也不上口。对此我的做法是属名音译,不加“氏”,种名取一字加“氏”,如译为“立氏立克次体”,“兰氏贾第虫”(Giardia lamblia)等。因为相对于“种”而言,“属”是较大的概念,也是更成熟的概念。科技术语里,对已很成熟的人名术语,实际上已融入该术语所寓含义,而不再视为人名了,所以也无须用大写字母,“属”名大写,是按分类学上“属”的要求,并非由于是人名。“Rickettsia”是“属”名,故“R”大写,而rickettsial pox(立克次体痘)无须大写;“Salmonella”是属名故大写,salmonellosis(沙门菌病)无须大写。作种名的姓氏,皆不大写。关于人名术语,似还有一个本应关注但尚未引起关注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常常把一些国际通行的人名术语,改为写实性术语。这方面的例子,俯拾即可,如sphincter of Oddi,译作“胆道口括约肌”,Mullerian duct译作“副中肾管”,Sertoli's cell译作“支柱细胞”(睾丸),有时亦作“足细胞”或“滋养细胞”……如此等等。就是那个HeLa细胞,也有译为“人宫颈癌传代细胞”的。这些写实性术语,都没有错,全是好心,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担心人名术语不好记,因此要写实一下吗？外国人怎么就能记住呢？所以这条“理由”好像是不很充分的。当然也可以反问一下：你对用“写实”性术语代替人名术语颇具微词,又有什么理由呢？这理由就是：科学无国界,现代科学体系只有一个,没有民族的、国家的、地区的科学体系,因此它是属于全人类的。所以要与国际接轨。写实性术语肯定比人名术语更直观、更能说明问题,但是外国人看不懂。这点好像还不大要紧,毕竟外国人看汉语科技文献的机会不是很多的,既要看,你就要接受汉语的译法。但是中国的科技人员肯定要看国外的科技文献,这时他熟悉的那些写实性术语没有用,还是得熟悉人名术语。这个弯还是绕不过去的。所以愚以为：1)对人名术语,不要再用写实的方法来代替;2)已经沿用很久的写实性术语,还可沿用,但要附原文,如“副中肾管”(Mullerian duct)之类。将来最好不用这些“民族化”的“写实性术语”。二、关于药名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临床工作时,我所在的那个教学医院里,老一辈教授、主任们“正规化”理念很重,不能容忍任何“商品化”的术语。像早已风行全球的“阿司匹林”(aspirin),必得说“乙酰水杨酸”,因为“阿司匹林”是商品名。当时化学药品不多,结构也不是很复杂,所以这条规矩可以勉强维持下去。60年代以后,化学药品飞速发展,新药不断问世。临床医生工作繁忙,对药名只求其简,实在顾不上那个“正规化”了,所以meprobamate就叫“眠尔通”(miltown),不会去说更正规的“氨甲丙二酯”。早年译《希氏》第15版,初见治疗偏头痛的methysergide,查得的译名是“羟甲丙基甲基麦角酰胺”。这译名肯定是认真而准确的,但是几乎可以同样肯定的是：这样的译名是无法通用的。以后发现此药可译“美西麦角”,“美西”译音,“麦角”译义,何其简洁乃尔！真有如释重负、豁然开朗之感。这是卫生部药典委员会《药名词汇》给出的译名。我觉得在各种英汉药名辞书中,这本《药名词汇》是最实用的。它以音译为主,音义并译,使每个药名都不超过4个字,几能使人一读能诵,过目不忘。像“albutoin”译作“阿布妥因”,“metetoin”译为“美替妥因”,莫不如此;而“spiroperone”译为“螺哌隆”,把“spiro-”意译为“螺”,配以“-perone”“哌隆”的音译,真是神来之笔。类似实例,俯拾即是。但它又是很“正规”的,因为它是以世界卫生组织(WHO)颁布的《国际非专利药名》即《INN》(International Nonproprietary Names for Pharmaceutics)为依据编译的。这些年来我的案头一直放着这本辞书。当然也感到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一是音译要真正从音,即从原文准确读音,如“替考拉宁”宜为“太考拉宁”;又如“地芬诺酯”,以“酯”处理词尾是很好的,但“地”音偏离原音(“代”)。二是音译用字最好有个规范,比如从“平”(平声)从“简”(笔画)之类,即选择音译用字时,首取平声字;同样平声字中,首选笔画最少的平声字。有了这个规矩,就不致因为拿不准是“夫”还是“呋”,是“因”还是“英”而再去费时检索。早年看日文书刊,对他们以片假名拼写外来语的做法,不很习惯,其实由片假名还原为英文原文,比我们以汉语音义兼用的译名还原为原文还容易些。现在日文书刊对科技术语直接以原文排出,我以为是个好办法。三、现行译名的商榷有些已有甚至早有译名的术语,偶亦有可商榷处。如“东方马脑炎”(estern equine encephalitis)、“西方马脑脊髓炎”(western equine encephalomyelitis),沿用已久,但“东方”、“西方”之说容易引起误会(我的学生曾问过我：中国有没有“东方马脑炎”？),原文所指“东”、“西”,是指美国的东部和西部地区而言,一个国家内部的方位,一般不用泛指的“东方”或“西方”,而是“东部”或“西部”(地区),故改作“东部马脑炎”和“西部马脑脊髓炎”也许更好。又如肌营养不良(muscular dystrophy)患者肌肉软弱是由于遗传突变,缺乏一种名为“dystrophin”的蛋白。这种蛋白有人译作“肌营养不良蛋白”。从原文字面看,这个译法不错。但这个蛋白是正常人应有的对肌膜是起增强作用,患者因无此蛋白而致肌营养不良。故用此译名,就会出现“正常人因有肌营养不良蛋白而不致发生肌营养不良;患者则因无肌营养不良蛋白而发生肌营养不良”的“说法”。故宜改为“抗肌萎缩蛋白”,这与原文字面似有不合,但为汉文计,只宜如此。毕竟译文是为我们中国读者服务的。还有一个常用词：“nephrosis”。“nephr(o)-”指“肾”,“-(o)sis”指“病”或“病态”,因此“nephrosis”常译作“肾病”,“nephrotic syndrome”译作“肾病综合征”。此说其实欠妥。中文“肾病”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各种肾脏疾病都应包括在内,英文表达这个概念的是nephropathy。而nephrosis则有其特定的含义,即以肾小管变性为特点的各种肾病,因此nephrosis应为“肾变病”,“nephotic syndrome”应为“肾变病综合征”,“变”寓“变性”,故不可少。四、诺贝尔奖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译作“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字面不错。“or”是选择性连词,每年授奖,生理学或医学范畴择一授奖,英文用“or”是很准确的。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的“或”字,读起来有点拗口。这件事似乎无关宏旨,但是考虑到诺奖的崇高地位,认真“讲究”一下,也不为过。说它拗口,是因为中国人说这样的意思时,是不会说“或”字的。原来汉语中应用连词的习惯,与英语有些不同。当我们说：“北京、上海、江西、湖北的医生,请到三楼报到”这句话时,一般不用连词,要用,也是用“和”,不大会用“或”。虽然一位来自北京的医生,不会又来自上海、湖北或江西。但是把这句译成英语,就得说：“Doctor(s) from Shanghai,Beijing,Jiangxi or Hubei…”只能用“or”。英语中并列的词,最后两个之间必须有连词,而“and”与“or”的选择是很严格的。中国人说这样的话,最大的可能是不用连词;如用,一般也是用“和”,不大会用“或”。翻译是用一种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当我们以汉语翻译英语时,就是用汉语来表达英语传递的信息,表达方式应该是完全汉化的,合乎汉语的规范,而不是对号入座式的机械对应。所以这条诺奖的汉译方式有四：1.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2.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3.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4.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愚意3为上选,4不可取。     

医学术语特性简议

医学术语具有单义性、系统性、形象性、简明性、国际性。规范地命名和使用医学术语是科学理论成熟的标志。研究、认识医学术语的特性,对于规范地命名和使用医学术语,科学地传播医学知识,有着现实的意义。医学术语是医学科学技术基本用语的组成部分,主要用以标记、概括医学科学技术各领域中的事物、现象、特性、关系和过程等,在医学科技领域中使用频率很高。随着人类对生命科学认识的深入和现代医学的发展,不断产生新的医学术语。有的医学术语如艾滋病、疯牛病、禽流感等,由于疾病(疫情)对人类身心健康和社会、经济、政治带来的巨大影响,加之媒体的传播,而进入公众话语领域。研究、认识医学术语的特性,对于规范地命名和使用医学术语,科学地传播医学知识,有着现实的意义。医学术语的特性,概言之：一、单义性单义性,即医学术语所表示的概念具有特定性,表意专一而精确。因为医学术语是表达某个概念的科学内涵和本质属性的专有语汇。如“禽流感”和“鸡瘟”的区别,有关专家作了专门的解释。“鸡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禽流感的俗称,不仅禽流感,其他症状相似的禽类疾病也被人们统称为“鸡瘟”。事实上,“鸡瘟”还分为“真性鸡瘟”和“伪鸡瘟”,“真性鸡瘟”即禽流感,“伪鸡瘟”又被命名为“新城疫”。“新城疫”病毒与禽流感病毒均为RNA病毒,但禽流感病毒属正黏病毒科,“新城疫”病毒属副黏病毒科。可见作为术语的“禽流感”是边界更清楚的概念。从术语的比较而言,如“心律”与“心率”、“坏疽”与“坏死”、“代谢”与“代偿”、“抗体”与“抗原”、“孪缩”与“萎缩”等,每一组中术语表达的概念都各有特定性。探讨医学术语的生成方式,有助于认识医学术语的这一特性。1.从建构科学理论出发营造新概念任何一个医学术语的问世,都表达一个新的科学概念。术语的命名是科研工作者借助语言学的构词手段来限定词语的概念(内涵和外延)。术语是具有名词性的词和词组,除单音节词外,还可以分为：①并列结构。如：呼吸、脂肪、震颤、搐搦、谵妄、拮抗、紫绀、妊娠等。②动宾结构。如：呕血、咯血、造影、导尿、灭菌、激活、灭活等。其中“激活”、“灭活”表示的是抽象的概念。③主谓结构。即中心词＋动词或形容词。如：腹泻、腹胀、腹痛、尿痛、尿急、尿频、尿闭、尿潴留、脑血栓、传导阻滞、心肌梗死等。④补充结构。如：渗出、阻断、充盈、摄入、纳差、曲张、膨出、膨隆、愈合等。⑤偏正结构。大量术语的构成方式是限制词或修饰词＋中心词。如：杆菌、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布鲁菌属、埃博拉病毒、擦伤、刺伤、裂伤、切伤、单瘫、偏瘫、截瘫、交叉瘫、血象、血尿、血管瘤、心音、第一心音、第二心音、克山病、莱姆病、α受体、β受体等,通过对中心词的限定或修饰,使概念表达精确。⑥外来词的音译词。如：基因(gene)、休克(shock)、克隆(clone)、阿米巴(amoeba)、阿司匹林(aspirin)、卡那霉素(kanamicin)、普鲁卡因(procainum)等。无论采用何种构词方式,术语的单义性是显见的。2.从建构科学理论出发对概念重新定义有一些医学术语与日常语言的词语形式相同,但所表示的概念已被重新定义。举例证之：①临床上常用阿托品治疗迷走神经过度兴奋所致窦房阻滞、房室传导阻滞等缓慢性心率失常,还可用于治疗继发于窦房结功能低下而出现的室性异位节律。②短时期内反复给予大剂量哌替啶能产生震颤、肌肉孪缩、反射亢进,以致惊厥等中枢兴奋等症状。③有些药物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却仅有微弱的效应力,当其单独作用时呈现较弱的激动作用,而当另有激动药存在时则呈现对抗作用,叫做部分激动药。在日常语言中,“兴奋”的涵义是“精神振作,情绪激动”。①、②中的“兴奋”则指“机能活动提高”(与之相反的是“抑制”)。“激动”在日常语言中的涵义是“感动、奋发”。③中的“激动”,表示的是药物“使受体兴奋”。可见术语“兴奋”、“激动”是从建构科学理论出发对概念的重新定义。有一些日常语言中的词语被借用到医学术语中,如下列术语中加点的词——病灶、血浆、血清,疫苗、电泳、羊水、副作用、组织损伤、组织修复、迷走神经、迷路动脉、过敏反应、免疫应答、脂肪动员、放射治疗、介入疗法、抽动症、精神分裂症、小儿麻痹症等。这类术语中加点的词,尽管在文字形式上与日常语言相同,但它们在日常语言中的自然概念已被重新定义,且作为语素构成了新的术语,被借用的词则具有特殊的语言信息。二、系统性医学术语的系统性,表现为由一个术语(基础性名词)派生出许多具有逻辑相关性的术语。例如：“痛”派生出：绞痛、刺痛、隐痛、钝痛、闷痛、胀痛、酸痛、阵痛、刀割样痛、钻顶样痛、放射痛、牵涉痛、灼性痛,以及头痛、牙痛、胃痛、腹痛、腰痛等。“休克”派生出：心源性休克、感染性休克、过敏性休克、创伤性休克等。这说明术语在本质上是由概念和名称两个方面组成的语言符号,它之所以能作为特定的概念总体的一部分,是由于在概念总体中它同其他的概念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1]。术语的语义系统是某一科学理论所规定的概念系统,因此医学术语的系统性又具有鲜明的理据性。这是医学术语系统性的本质特征。探究医学术语的系统性,只有也必须以理据性作为认知与分析的基点。建构术语语义系统的主要逻辑方法是划分和限制。划分是把一个属概念分为若干个种概念。在这个术语系统中,若干表示同级种概念的术语之间是逻辑并列关系。例如,“心脏病”(属概念)分为：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性心脏病、梅毒性心脏病、肺源性心脏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种概念)等。划分必须坚持同一标准,这是命名术语的原则。如,“炎症”(属概念)按病程分类,分为：急性炎症、亚急性炎症、慢性炎症(种概念);按病理分类,分为：变质性炎、渗出性炎、增生性炎、变态反应性炎症(种概念)等;而以“渗出性炎”作为下一级划分的属概念(上位概念),又分为：浆液性炎、纤维素性炎、化脓性炎、出血性炎、卡他性炎,是根据渗出液和病变特点分类。还可通过对某一术语(属概念)进行连续划分,来命名新的术语。如,先天性心血管疾病的术语系统：A.无分流类——单纯肺动脉口狭窄、原发性肺动脉扩张、主动脉口狭窄、主动脉弓及其分支畸形、右位心等;B.左至右分流类——心房间隔缺损、心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肺静脉畸形引流等;C.右至左分流类——先天性紫绀四联症、先天性紫绀三联症、艾生曼格综合征、大血管错位、三尖瓣闭锁等。在术语的概念系统中,每一个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十分明确的。建构术语的语义系统还运用划分的另一种方法——二分法,即以对象有无某种属性来进行划分。如,特异性～、非特异性～,完全性～、不完全性～,均为一对矛盾关系的概念。限制是从外延较大的概念过渡到外延较小的概念的逻辑方法。限制只能在具有属种关系的概念中进行。如,贫血→溶血性贫血,通过一次增加属概念(贫血)的内涵过渡到种概念(溶血性贫血)。还可以通过多次限制,连续增加内涵的种差属性,过渡到外延较小的种概念来命名术语。如,溶血性贫血→获得性溶血性贫血→自体免疫性溶血性贫血、非免疫性继发性溶血性贫血等。此外,根据概念间的关系来命名术语。如,原发性～、继发性～,内源性～、外源性～,进行性～、退行性～,等。运用划分和限制的逻辑方法,构建起树状的术语系统。在医学术语的语义系统中,系统性和理据性反映的是一般特征和本质特征的关系。理解这一特性,不仅有利于条分缕析地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也为识记术语提供了联想的媒介。三、形象性形象性是医学术语有别于其他科学术语的显著特性。医学的研究对象门类繁多,形态、结构、性状、现象各异。为了真切地描述研究对象的表象特征,并从概念上给予科学的界定,由此产生了形象性术语。形象性术语是借助比喻的修辞手段来构词的。一种构词方式是直接使用比喻词对中心词加以修饰(A式),比喻词在中心词的前面(A－1式)或后面(A－2式),构成单义性的术语。例如：A－1式——丘脑、蛛网膜、蜗神经、滑车神经、喙突、犁骨、豌豆骨、扁桃体、钩端螺旋体、鞭虫、丘疹、玫瑰疹、蝴蝶斑、蜘蛛痣、草莓舌、麦粒肿、葡萄胎、奔马律、水泡音、醉酒步态、剪刀步态等。A－2式——肋弓、纵隔障、心室、心房、耳轮、耳屏、胸廓、囟门、肺泡、肺叶、子宫、卵巢、阴蒂、阴阜、肾盂、腹股沟、脑血栓等。另一种构词方式,是比喻词后加“样”、“状”、“型”、“形”、“式”等词缀,与中心词构成单义性术语(B式)。例如：水样便、地图样舌、粥样浆液便、干酪样坏死、杵状指、梭状指、桶状胸、鳞状上皮癌、管状呼吸音、O型腿、X型腿、K型腿、球形红细胞、镰刀形红细胞、爪形手、潮式呼吸等。A式和B式既突显了事物的表象特征,又表示科学概念,具有直观性。这一类形象性医学术语,是医学科学研究中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相结合的产物。了解形象性医学术语的构词方式,有助于对这一类术语的理解和记忆。四、简明性简明性,即构成术语的符号简约,表意明晰、准确,以求易懂、易记、易读和简化书写过程。简明性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汉语在引进英语医学术语时,要进行符号系统的转变,即通过意译、音译、音义合译等方式来完成。医学术语的翻译也追求简明。意译在于准确译出原词的科学概念,例如：低血糖症hypoglycemia(hypo－低＋glyco-糖＋-emia血症)、咯血hemoptysis(hemo－“血液”的复合型＋-ptysis吐出)、止血hemostasis(hemo-＋-stasis停止)、消化不良dyspepsia(dys-障碍,异常＋-pepsia消化)等,译名可顾名思义,好懂、好记。按音定名(音译)的术语,一般音节较少、读来顺口。例如：lymph淋巴,morphine吗啡,porphyrin卟啉,clone克隆,nikethamide尼可刹米等,这类音译词中的汉字只具表音功能,而表达对象的专业特征则被突显出来。在术语的应用过程中,有些音译词又被意译词取代,如：penicillin盘尼西林→青霉素、vitamin维他命→维生素,这种转化侧重于表意明晰、准确。比较起来,音义合译更有利于术语的简明。例如：gene pool译为“基因库”言简意赅;Addison’s disease艾迪生病(旧译“阿狄森病”)又称“慢性肾上腺皮质机能减退症”,前者更为通用,也便于记忆。Calmette-Guerin vaccine译为“卡介苗”;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以其缩写AIDS定名为艾滋病,艾滋是AIDS的音译,病为类名。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缩写SARS既已成为国际化的术语,也可按此方法,采用“萨斯”或“萨斯病”作为中文译名。英语或拉丁语的缩写词是术语简明化的有效手段。例如：SD(sulfadiazinum磺胺嘧啶)、ACTH(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PC(acetylsalicylic acid,phenacetin,and caffeine复方阿司匹林)、BP(blood presure血压)、ESR(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血沉)、WBC(white blood cell白细胞)、RBC(red blood cell红细胞)、Ig(immunoglobulin免疫球蛋白)、DNA(deoxyribonucleic acid脱氧核糖核酸)、ECG(electrocardiogram心电图)等。有的术语音节过多,如,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phism(聚合酶链反应与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其缩写词PCR-RFLP就十分简明。汉语医学术语大量引入英语或拉丁语缩写词,体现了术语简明化的发展态势。拉丁字母加汉语词素的混形词在汉语医学术语中的使用日见增多,这无疑也是术语简明化的手段。例如;X线、B超、T波、P细胞、α受体、β受体、Q-T间期。非语言符号的运用更具有抽象性和简明性。例如：♂(雄性)、♀(雌性)、＋(阳性)、－(阴性)、↑(上升)、↓(下降)、G＋(革兰氏阳性菌)、G－(革兰氏阴性菌)等。需要注意的是汉语医学术语的简称。例如：乙型肝炎→乙肝、心室颤动→室颤、节制生育→节育、流行性感冒→流感、慢性支气管炎→慢支、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促红细胞生成素→促红素、虹膜睫状体炎→虹膜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放射性同位素闪烁扫描术→同位素扫描,等。这一类简称,不仅减少了术语的字数,又讲究语义上的代表性和音节上的协调,是术语简明化的一种选择。但是,汉语医学术语的缩略必须遵循汉语构词法的规则,恰当地提取出关键语素,以求不造成概念上的误解。因此,不是任何一个医学术语都可以缩略的。例如：流行性感冒缩略为流感,而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斑疹伤寒等却不能缩略。五、国际性医学术语不受地域、国别、民族、方言的限制。医学术语之所以具有国际性,源于医学术语的稳定、通用和统一。医学术语是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每一个命名准确的术语,当其成为专业领域内公认的概念后,就具有稳定性。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约前460～前377)把疟疾分为日发疟、间日疟、三日疟,这些术语一直沿用至今。革兰氏染色(Gram’s stain)是丹麦细菌学家Christian Gram于1884年创立的,作为细菌学上最常用的鉴别染色法,该术语已使用了100余年。费尔·A·卡森拉夫在1851年正式使用了“红斑狼疮”这个医学术语,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又提出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命名,但“红斑狼疮”作为基本名词使用至今。由此可见医学术语的稳定性之一斑。惟其稳定,就为它在国际上的通用奠定了基础。医学术语在国际上的通用,从本质上说,在于它反映了人们对某一对象的规律性的认识。例如：水俣病系1956年在日本熊本县水俣湾附近所发现,是最早出现的由于工业废水排放污染造成的公害病。患者由于脑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被侵害,轻者口齿不清,步履蹒跚,局部痴呆,手足麻痹,感觉障碍,视觉丧失,震颤,手足变形;重者神经失常,或嗜睡,或兴奋,身体弯弓高叫,直至死亡。该疾病是以其发现地命名的。这个术语提供了对该疾病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和鉴别诊断的标准,成为国际通用名词。又如西尼罗脑炎病毒、圣路易斯脑炎病毒、委内瑞拉出血热、巴西出血热、克山病等,均为冠以地名的术语。有些术语是以人名命名的,如：卡氏肺孢子菌、鲍特菌属、志贺菌属、贝纳柯克斯体、肥达反应、巴宾斯基征、布鲁津斯基征等。有的术语以疾病流行的人群命名,如1976年美国费城的一次退伍军人大会期间,爆发流行一种原因不明的肺炎,当时称为军团病(legionnaires disease)。有的术语以疾病流行的区域命名,如森林脑炎。这一类术语并不因其命名方式而不具通用性,也没有人把它随意简化或替换。按照国际统一的原则和方法来对术语进行规定,以便保证术语定义的一致性,或筛选现有的术语并创制新的术语,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语言国际化的要求^[2]。2004年十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钟南山委员在紧急提案中建议将“非典”一词改称“SARS”,就像艾滋病用“AIDS”一样,或者用“SARS冠状病毒性肺炎”。从专业概念来看,SARS作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简称,它将发病的器官“呼吸道”及疾病的重要特征“严重”、“急性”、“综合征”进行了客观界定。“非典”(atypical pneumonia,简称ATP)和SARS是两个具有不同病原和学术内涵的名词^[3]。即使一个时期以来“非典”似乎俗成,但这种称谓是不科学的。有一些医学术语也有相对应的称谓,例如：早老性痴呆/老年痴呆症,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试管婴儿,此类称谓并未偏离其对应术语的概念,而“非典”则不然。从构词法来看,“非典”是不规范的缩略词。医学术语中有“非遗传变异”、“非特异性免疫”等名词,汉语普通话词汇系统中有“非军事区”、“非正义战争”等名词。难道这一类名词能够缩略成“非遗”、“非特”、“非军”、“非正”吗？关于“非典”的正名,《科技术语研究》杂志曾开辟了专栏讨论,并发表了编辑部署名文章,强调科学名词的规范性。笔者认为,从历时角度看,“非典”是在既往特定时期产生的名词,诚如钟南山院士所言,它“特别不具备特定性”。SARS是WHO正式命名的专业术语。因此,在术语的命名和使用方面,必须遵循语言规范化的原则,并有利于国际交流。然而迄今媒体上仍在交替使用“SARS”、“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非典”的称谓,甚至某报同一版两篇消息的标题和正文,一篇称“SARS”,一篇称“非典”。可见术语的规范化问题,决不限于学术界和专业领域。术语的规范化包括命名和使用两个方面。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统一术语的名称和书写形式,或淘汰一些非规范化词,以利于国际交流,是势所必然。在这方面,也应加大语言文字法的执法力度和行政干预的力度。     

探索古希腊罗马神话对医学英语术语的影响

古希腊罗马神话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对西方文化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医学方面影响颇深。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词语是语言的基本组成单位,因而词语是承载文化最直接的工具。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神的职能、形象、称谓和典故往往被直接用来命名医学术语或者从中衍生出词根和词缀来构成医学术语。通过古希腊罗马神话探索医学英语术语词源的由来,有助于理解词语的深层意义,准确把握词语的内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医学俄语隐喻术语的命名解析

根据隐喻映射的源域的语义范畴,通过语义分析确定隐喻术语命名的类型,将其系统化,并描述隐喻化的机制,研究医学俄语隐喻术语命名的本质、类型,并进行解析。俄语医学术语的隐喻命名具有理据性、主观性、体验性、社会性、文化性等特征,可划分为7种类型:人物隐喻、动物隐喻、植物隐喻、颜色隐喻、地理隐喻、神话隐喻、社会形态隐喻。     

"非典"耶?"SARS"耶?

一、初级定名与次级定名 医学领域中疾病的命名与其他许多领域专有名词术语的命名是一样的,即要符合名词术语定名的基本要求,是与认知学原则在名词术语定名的应用一致的.     

医学微生物学某些术语的汉译名称之商榷

摘要 医学微生物学存在一些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不统一。文章就沙门氏菌属、耶尔森氏菌属、埃希氏菌属、志贺氏菌属、奈瑟氏菌属、布鲁氏菌属、克雷伯氏菌属、立克次氏体属、芽孢杆菌属、枝原体属等菌属名称,肥达氏试验、革兰氏染色、革兰氏阳性菌、细菌芽孢、非典型性肺炎和SARS、“病原生物学”等微生物学术语,进行了研讨和提议。医学微生物学(medical microbiology)是微生物学(microbiology)的一个分支,其汉译科技术语本应与微生物学科的科技术语^[1-4]相一致,但在笔者所从事医学微生物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经常被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不统一^[5-7]所困扰。譬如,编写《医学微生物学》教科书,为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制定医学微生物学科考试大纲以及每年参加执业医师考试命审题等,医学出版机构所要求使用的汉译科技术语经常与微生物学出版物所载名称不一致,深深体会到将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进行统一,使之标准化,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就医学微生物学某些有争议的汉译科技术语名称,与学术界同行们进行商榷。一 关于汉译名称中“氏”的正确使用汉字“氏”的使用中注明,“在学有专长的人的姓或姓名后面加‘氏’表示尊重”^[8]。微生物学中有不少为纪念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以其姓氏或姓名命名的科技术语,在细菌名称中尤为多见。^[2-7]还有不少微生物名称是以团体名称或首次发现地名命名,例如军团菌属(Legionella)、汉滩病毒(Hantaan virus)、汉城病毒(Seoul virus)、辛诺柏病毒(Sin Nombre virus)、马尔堡病毒(Marburg virus)、扎伊尔埃博拉病毒(Zaire Ebola virus)、辛德比斯病毒(Sindbis virus)等。^[2-7]基于上述理由,凡是以学者姓氏或姓名命名的微生物学科技术语,均应采用姓氏或姓名后加“氏”的汉译名称为宜。例如Salmonella是纪念美国细菌学家D.E.Salmon命名的菌属名,众所周知,Salmon(沙门)是西方人名D.E.Salmon中的家族名(family name),即相当于国人的姓,故Salmonella应汉译为沙门氏菌属^[1-6],不应译为沙门菌属^[7]。同理,Yersinia是纪念法国细菌学家A.J.E.Yersin(耶尔森)于1894年首次从鼠疫患者体内成功分离该菌而命名为耶尔森氏菌属^[2-6],也不应译为耶尔森菌属或耶氏菌属^[7]。其他还有埃希氏菌属(Escherichia)、志贺氏菌属(Shigella)、奈瑟氏菌属(Neisseria)、布鲁氏菌属(Brucella)、克雷伯氏菌属(Klebsiella)、巴斯德氏菌属(Pasteurella)、鲍特氏菌属(Bordetella)、弗朗西斯氏菌属(Francisella)、立克次氏体属(Rickettsia)、考克斯氏体属(Coxiella)、巴尔通氏体属(Bartonella)等菌属名称,肥达氏试验(Widal test ,Widal’s test)、革兰氏染色(Gram stain,Gram’s stain)、革兰氏阳性菌(Gram-positive bacteria)等术语^[1-6],均已是约定俗成且长期被广泛使用的科技术语,没有必要去掉“氏”,再启用一批新的汉译名称^[7],以免与以地名或团体名称命名的汉译术语相混淆。二 考证“细菌芽孢(bacterial spore)”bacterial spore含义为某些细菌在不利条件下,于“菌体内形成具有多层膜包绕的圆形或卵圆形小体”,形如真菌的厚膜孢子(chamydospore),且可“发芽,形成新的菌体”^[6-7],故汉译名称为细菌芽孢(bacterial spore),简称芽孢(spore)是合理的。在细菌分类中和细菌学的大量出版物中,芽孢(spore)一词已被普遍使用,例如芽孢杆菌科(Bacillaceae)、芽孢杆菌属(Bacillus)、无芽孢杆菌(nonsporing rods)、蜡样芽孢杆菌(Bacillus cereus)、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肉毒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 botulinum)、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 tetani)、炭疽芽孢杆菌(Bacillus anthracis)等。^[1-4,6]因此,不需要另造细菌“芽胞”一词^[5,7]之必要性。三 支原体属还是枝原体属有些医学微生物学出版物中将Mycoplasma译为支原体属^[5,7]。按照对Mycoplasma词义解释,为“没有细胞壁能形成丝状与分枝状”^[6-7]的原核细胞型微生物种属,理应汉译为枝原体属(Mycoplasma)^[2-4,6],而不应汉译为支原体属^[5,7]。正如Mycobacterium因“繁殖时有分枝生长趋势”,汉译为分枝杆菌属(Mycobacterium)^[2-7],而不译为分支杆菌属。四 传染性“非典”与SARS非典型性肺炎(atypical pneumonia)简称“非典”,是与肺炎链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引起的大叶肺炎相对应的间质性肺炎。在2002年之前,已知引起“非典”的病原体主要有4类,即(1)肺炎衣原体(Chlamydia pneumoniae)即TWAR衣原体;(2)肺炎枝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e);(3)嗜肺军团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4)病毒,包括①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RSV),②冠状病毒(coronavirus)等。这些病原体引起的“非典”均有一定的传染性,故均可称作传染性非典。2002年11月—2003年6月,中国及东南亚国家或地区曾突发另一种合并呼吸衰竭的严重非典型肺炎,其临床特点为急剧发生弥漫性肺炎及呼吸衰竭,较过去由已知的病毒、嗜肺军团菌、枝原体及衣原体所引起的非典型肺炎严重得多。因此,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卡洛·多尔巴尼(Carlo Urbani)博士于2003年3月16日将其命名为serious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简称为SARS。其后多尔巴尼博士在越南不幸被感染SARS以身殉职。为纪念这位科学研究先驱,WHO正式采用他所命名的SARS病名,并将稍后发现的该病病原体——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SARS-coronavirus,简称SARS-Cov。唯有我国一直沿用2003年春临时称“传染性非典”的病名,并将其写入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届第十一次会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这样极易造成与一般“非典”相混淆,传染性非典不全是SARS,SARS仅仅是传染性非典中极其特殊的一部分。为了与世界接轨,建议应将中国独有的“传染性非典”名称更名为国际通用的SARS病名,正如AIDS已被直译为艾滋病,不必再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病名。五 质疑“病原生物学”一词“病原生物学”一词已载入中国学科目录,近年来全国新设不少病原生物学系或教研室、病原生物学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授予点,甚至有《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原名《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2006年2月易名,为中国核心期刊)和《病原生物学》教科书等。中国组创病原生物学学科的初衷是将医学微生物学(medical microbiology)与医学寄生虫学(medical parasitology)两个学科合二而一,但实际上这种划分不妥。就医学微生物学而言,它不仅研究致病的微生物,还研究对人类健康有益的微生物即人体正常微生物群(normal flora),显然用“病原”一词不恰当。再就生物学(biology)而言,动物、植物和微生物都算生物,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很广。病原生物学是中国独创的术语,虽然可英文直译为pathogen biology,但在外文专业书刊中从未发现过这个词汇,也无此书名刊名的外文科技书刊。目前国外教材或学术专著,除个别英文原著Medical Microbiology中包含医学寄生虫学内容外,均将医学微生物学与医学寄生虫学分别出版。故建议废除“病原生物学”学科名称,取而代之应恢复医学微生物学与寄生虫学(medical microbiology and parasitology)学科名称。     

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

一、中国人名分汉语姓名和少数民族语姓名。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姓名 ,汉语姓名按照普通话拼写 ,少数民族语姓名按照民族语拼写。二、汉语姓名拼写法如下 :(一 )汉语姓名分姓氏和名字两部分。姓氏和名字分写。 (杨 /立 ,杨 /为民 )(二 )复姓连写。 (欧阳 /文 )(三 )笔名 (化名 )当做真姓名拼写。(四 )原来有惯用的拉丁字母拼写法、并在书刊上常见的 ,必要时可以附注在括弧中或注释中。三、少数民族语姓名按照民族语 ,用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 ,分连次序依民族习惯。《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草案 )》可以适用于人名的音译转…     

也谈怎样处理外国人名

怎样处理外国人名不仅是科技工作者、出版工作者令人头痛的问题,也是每一翻译工作者都会遇到的棘手的问题。尽管在这一问题上至今还“齐说不一、各行其事”,但大家都在出主意,以期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方案。这种努力在本刊1985年第2期上就有所反映,在刊载的十二篇文章中有一篇就是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此外至少还有四篇文章涉及了这个问题。在该期杂志中出现的对外国人名的实际处理方法大致可归纳为下列三类：一、只写汉译名,如：牛顿、欧几里得、爱因斯坦;二、在汉译名之后加注原文(若原文不属拉丁字母系统则转写成拉丁字母),如：E.沃斯特(Eugen Wüster)、霍夫曼(L.Hoffmann)、费尔伯(Felber)、维诺库尔(Vinokur);三、直书原文,如：Newton、Leibniz、Fermat。在行文时对外国人名不同的处理方法,实际上也反映了文章作者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只写外国人名的汉译名是一种简洁的办法,采用这一办法的著译者大多希望有一册完善的《译音表》作依据,大家都按《译音表》行事,于是就可以做到“译成汉文后,往往可以破译回去,实在方便”。可惜,这种完善的《译音表》一时尚难找到。其实,即使有,并严格地按译音表来译,有时也会译出很不得体的译名来的。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展览厅里,在大幅的白求恩和柯棣华的照片下方陈列着一张第二批国际援华医疗队全体队员的名单,这批医疗队员多数来自东欧国家,其中有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国籍的医生叫Fredrik Kisch,在这个名字后面附有一个汉译名“弗兰德利克·基斯赫”。看来译者在译这个名字时是查过辛华《译音表》的,因为想当然的译法是不可能把“ch”译成“赫”的。但恰恰是这一严格按译音表译出的人名却貌似“人”离了。原因是这位译者并不知道在捷克斯洛伐克人的人名中并不是所有人名都是用捷克文或斯洛伐克文写成的。由于长期与德国人杂居,不少家庭借用了德语词作姓,而德意志族的居民则连名字也是用德语的。上述那位捷克斯洛伐克医生恰巧是德意志族的,Fredrik是德语名Freidrich的英语对译^〔1〕,所以此人的原名应为Freidrich Kisch。而这一德语名的通常译法应是“弗里德利希·基希”。把弗里德利希·基希(大名鼎鼎的报告文学家E.E.基希的兄弟)译成“弗兰德利克·基斯赫”,并不是译者没有尊重《译音表》,而是《译音表》没有提供人名学(Anthroponymy)方面的信息。看来,即使有完善的《译音表》,不具人名学的知识也是译不好外国人名的。先把外国人名译成汉字,然后在括号中注上原文,这是目前处理外国人名中较为通行的办法,这种办法比较周到,颇为读者着想。但占“地”面积太大,著译者费心也多：既要查考名字的读法,又要核对名字的写法,有时还要做点转写工作。稍一疏忽,就会出错。如在《术语学概论》(1985,北京)一书中,布拉挌学派的B.Havranek和R. Kocourek这两人的姓名在译写上都出了错,前者名的第一字母B.被错写成了D.,后者姓中应读作〔ts〕的字母－c－被误认为读〔k〕,因而把Kocourek译成了科库莱克。此外,在外文的注写方法上也应有一个统一的规格。不能对一些人加注外文全名(名和姓),对另一些人只注姓,不注名;也不能一会儿用全称注出名字,一会儿只用其第一个字母;更不能对一些人加注外文,对另一些人不注外文。直书原文是一种正在推广的办法,不仅某些学术性刊物已采用这一办法,报上也在试用这一办法。下面这段文字就是从《光明日报》(1986年8月5日)上摘录下来的：这个学术讨论会是“开放型”的,讲演者只有十二人,听讲者有五百人。讨论会的主持人是：东京外国语大学桥本万太郎,庆应大学铃木孝夫,东京大学山田尚勇。三浦朱门、姜桥本、Ngnyen Tan can等也在讨论会上进行了演讲。不过直书原文也应该有一定的规格。比如说,同一人的人名在文章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名,以后只书姓不写名;也要“名从主人”,即用其本民族文字来书写姓名。假如上述两条可以作为行得通的标准的话,那么《妖婆曲线》一文中,人名Agnesi在第一次出现时还要把她的姓列出来(Agnesi通常只作名用),而给于Agnesi特别奖励的女王的名字应该用德语来写：Maria Theresia^〔2〕,而不宜写作Maria Theresa,因为这位女性是奥地利人,她的最高身份是奥地利女皇。怎样处理好外国人名确是一个涉及一切学科的问题,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来负责。这个组织可以设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之下,也可设在全国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或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之下,因为出版物上涉及到的外国人名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家的姓名。这一组织可做的事是很多的,如：研究各国人名的特征与常规的书写方法,欧美各国人名的对应关系、历史人名和当代人名、专名的人名与通名化的人名、冠以人名的名词术语的读写规则、人名的书写方式与语域、各类人名书写方式的试行标准、由人名演化而成的名词术语的译写原则等等。[注释][1]详《世界人名》一书(正在印刷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奥]埃里希·策尔纳：《奥地利史》,第八章,商务印书馆,1981。     

也谈中国人姓名外译问题

《科技术语研究》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关于中国人名外译规范的讨论对我很有启发,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思考这一问题。在此,我也想就这一问题谈一谈自己的一点看法。一、关于拼写规范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李乐毅、王铁琨两位老师在《着力规范中国人名的拼写标准》(《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1.24)一文中指出,1958年发布的《汉语拼音方案》“目前已从我国(拼写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国家标准发展成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也早在1982年就通过决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在文献工作中拼写有关中国的专门名词和其他词语的国际标准。 事实上,我国国家领导人的姓名在对外文件中都是按照拼音法拼写的,在国际上已广为接受。因此我赞同李、王两位老师的观点,即《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拼写规范之基础。但是,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现行的《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以下简称《拼音法》)确实有一些弊病,主要是对复姓和双名的规定欠妥。《拼音法》规定复姓和双名均连写,中间不加短横。这样做有两个弊端：一是Xian到底是“希安”还是“贤”就成了问题。在地名中,这种情况是在两个字的拼音间加一个隔音符号“’”,在姓名中这样做,应该也是可以的,但这样解决不了第二个问题。二是在国际文献中缩写时,容易损失一个汉字的信息。如Huang Changqi,缩写时就变成了Huang Ch.,无形中使重名现象增多,检索起来也增加了难度。我认为,复姓和双名(甚至多名)中的每一个汉字都代表了同等重要的信息,因此,应在中间加横杠,并将每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均大写。这样比较直观,在缩写时便于取舍,外国人也容易发音。二、关于顺序问题我同意中山大学关洪老师“名从主人”的观点,即任何语种都要尊重被称呼人的传统习惯。 事实上,我们在将外国人的姓名译成中文时就遵循了这一原则,如John Smith译为“约翰·史密斯”。现在大概没有人会按中文的顺序把约翰当成姓,把史密斯当成名了。姓名不仅仅是一个交际工具,它还体现着一定的文化内涵和民族尊严。如果谁叫我Changqi Huang,我会觉得很别扭,不像是自己的名字。在这个多元的世界中,每一种文化都应得到理解与尊重,而不是趋同于一种文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符不符合外文的规范,因为这种规范只能约束其本国公民;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够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并大力推行,使国外的媒体及民众了解并接受我们的做法。国外的媒体上把我国主席江泽民的姓名都译为“Jiang Zemin”,大概很少有外国人会将他称为“Mr.Zemin”吧？为了使姓和名易于辨别,可以将姓全部用大写字母,如HUANG Chang-Qi。这样在英文中虽然显得有点特别,但我们在翻译外国人名时,不也创造性地在名和姓之间加了一个“·”吗？这样就不至于出现外国人分不清Wang Li 是Ms.Wang 还是Ms.Li的问题了。至于在姓和名之间加一个逗号的建议,我觉得不可取,这样在句子中容易与标点符号混淆,引起误解。三、关于起英文名的问题名字的一大作用就是方便人际交流。如果名字太拗口,对方叫不出或记不住,影响了交流,就失去了部分意义。因此,许多海外华人以及国内在外企工作的中国人都给自己起一个易记的英文名字,方便日常的交流。这种做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许多来中国的外国人也给自己起了地道的中文姓名,如“大山”。但在涉及到识别个人身份的场合,如出版物上的署名或文章中的引用时,仍应以本人护照上的拼音姓名为准,以避免混乱。在日常交往中,尤其是在名片上,香港一些人的做法也许可资借鉴。他们在其中文姓名的拼写之后注上自己的英文名字,中间用逗号隔开。如我的一个香港朋友“邓文嫦”,其名片上印着“Tang Man Seung,Sherman”。这样与外国朋友交往时,可以使用Sherman这个容易读与记的名字,同时也不丢失其中文姓名的信息。对于已入外籍的华人,则应尊重他们“入乡随俗”的习惯拼法。希望以后新的《姓名法》或类似的规范实施后,能够逐渐对他们产生影响,使所有华人的姓名外译规范化。四、其他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许多少数民族还保留着自己的语言与命名的习俗。如维吾尔族人就只有名,没有姓。少数民族人名外译时,是按照其民族语言的发音拼写,还是按照其汉语姓名的拼音拼写,需要与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学家及有关人士进行探讨,在充分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寻求一个较为一致的规范。这对于少数民族人民的对外交往也必将起到推动作用。还有一些常见的著名历史人物的姓名,原来的惯用拼法已广为流传,如宋庆龄(Soong Ching Ling),宜保留其原拼法,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如现在的“宋庆龄基金会”仍译为“Soong Ching Ling Foundation”。 这样的个例可以予以整理并作为《姓名法》或类似规范性文件的附录。另外,在长期从事翻译的过程中,常常令我头疼的一个问题是一些专有名词,尤其是人名和机构名称的回译。将中国人的字母拼音回译为中文,或将外国人的中文译名回译到外文,都是颇费周折的事情。因此,从一个翻译工作者的角度,我想提一个建议,在正式的出版物中,将人名、机构名等专有名词的原文放在译文之后,以括弧括起来,以免出现因回译不正确而误导读者。* 指《科技术语研究》2000年第1期,及《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年、1997年的有关文章。     

略谈术语学研究

本文对术语学的定义和体系提出了建议，推荐了需要开展的重要研究课题，如：术语命名的理论、方法和原则，术语的表示，汉语术语的精简和缩写规则，术语生存周期，术语更新原则，专有名词的命名，术语的自动提取，术语乱用与术语法。     

俄罗斯医学术语编纂实践的源发与演进

医学术语编纂既是医学术语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医学术语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文章以俄罗斯医学术语编纂实践为中心，从历时的角度追根溯源，探寻在词典学和术语学理论形成之前的不同历史阶段医学术语编纂实践发展的背景和特点，以厘清俄罗斯医学术语编纂活动的早期发展脉络，从而管窥俄罗斯医学术语编纂实践的演进历史。     

有关术语的几个问题

1.术语与词语术语作为概念名称,其形式主要是词语(即词或词组)。术语的形式还包括标记概念的非特指的其它语言符号(文字符号和非文字符号)。形式为一个词的术语可称为单词术语或独词术语。形式为词组的术语可称为多词术语或词组术语。表示同一概念的术语在一种语言中是词组,在另一种语言中却可以是单词。例如,与汉语术语“通讯卫星”(词组)对应的英词术语也是多词术语communication satellite,而表示这个概念的德语术语却是单词术语Nachrichtensatellit。表示同一概念的多词术语在不同的西方语言中,其中的词序也不尽相同,如“物理量”这个术语的英语形式为physical quatities(物理十量),其法语形式则为grandeur physique(量十物理)。在各种语言的术语体系中,多词术语的数量都远远超出单词术语的数量。这是因为,任何语言中的单词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大量的概念要靠词组来表示。单词术语在术语汇编中的形式都是名词,其中包括由非名词转化的名词。多词术语的常见形式是中心词为名词的词组。在不同语言中,单词术语和多词术语的构成应该符合其所属语言的构词法和词组构成规则。单词与词组主要是词汇学和语义学中的概念。不应把它们与术语学中的重要概念“术语”在涵义上完全等同起来。术语和词语有着各不相同的研究方法。作为词汇学和语义学研究对象的词语,其研究方法是从词语出发,研究词语的含义。但是,作为术语学研究对象的术语,其研究方法与词语的研究方法刚好相反,是从术语的含义出发,即从概念的内涵出发来研究概念的称谓(名称)问题。切忌用词汇学或语义学方法对待作为概念载体的术语问题。2.专名学与术语学有的同志认为,人名学、地名学和术语学都属于专名学范畴。这一看法显然是值得商榷的。专名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人名和地名。因此,专名学通常指的就是人名学和地名学,尤指人名学。专名学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在西方大约形成于19世纪中叶。它是个边缘学科。该学科涉及到历史学(专名的产生及使用期限)、地理学(专名的空间传播)、社会学(社会集团对专名命名的作用)、心理学(人与专名命名的关系)等学科。术语并不是专名学的研究对象,所以不能说术语学属于专名学范畴。术语学是以术语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是在本世纪30年代才形成的,至今尚未成熟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术语学也是边缘学科,所涉及的主要有语义学、词汇学、命义学、符号学、分类学、逻辑学、本体论、辞典编纂学、情报学和标准化学等。专名与术语分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简要地说,专名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名称,而术语则是包括某些个体名称在内的概念名称。专名与术语之间虽然也有所交叉,但其交叉情况并不多见。例如,星体名、星座名或星系名等既是专名,又是天文学术语。但是,不能以此为依据把术语纳入专名学的研究对象,把术语学纳入专名学范畴。笔者发现,在某些术语汇编中收录了明显属于专名的单词或词组。例如,知识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军事术语选编》中就选收了“苏联国防部军事史研究所”这一机构名称。把机构名称纳入术语的情况也见于其它专业领域的术语选编。有的同志把“国家航空航天局”、“基特峰天文台”、“托洛洛山美洲天文台”等专名统统看作是天文学术语,甚至把“先驱者号”、“旅行者号”、“土星号”或“探险者号”等词组也看作是术语,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形式为“××”号的词组只是专名的一个组成部份。只有当它们与诸如航天器或星际探测器等通名一起使用时才能构成与专名交叉的术语,其汉语书写形式是“××”号航天器或“××”号宇宙探测器等。在区分形式为词组的专名和术语时,应该注意到含专名的术语与含术语的专名之间的区别。前者的示例是“牛顿力学”、“约瑟夫森频率”、“阿伏伽德罗常数”和“摩尔体积”等,其中的专名“牛顿”、“约瑟夫森”、“阿伏伽德罗”和“摩尔”等是术语的组成部份。而“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北京有色金属设计院”、“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名称则是含术语的专名,其中的“应用化学”、“有色金属”、“标准化”等术语是专名的组成部份。在使用拉丁字母文字和西里尔字母文字的不同书面语中,含专名的术语和含术语的专名,其中的单词在大小写方面的规则并不完全一致。3.术语与非术语术语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公元前,古希腊哲学家就已经使用自己的术语进行学术探讨。汉语中的术语也源渊流长。在2000多年前的我国第一部辞书《尔雅》中收录了当时使用的很多术语(在我国的古籍中并没有把“术语”与“名称”区分开,统称为“名”)。但是,还不能够说,术语随着语言的产生已经出现。术语和专名一样,都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在语言产生初期不存在术语与非术语的差别。术语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尤其是伴随人类知识的专业化而产生、增多并逐渐形成自己的体系的。非术语指的是共同语中的词语,即所谓通用词语或一般词语,也是日常使用的词语。而术语则是作为知识单位的用于专业领域的词语。在百科全书的条目标题(条头)中既有术语,也有非术语。《军事术语选编》中收录的“苏军军事科学工作”就不能被认为是军事术语。这个词组属于非术语,是《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的一个条目标题。尽管术语和非术语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交叉情况,而且这种交叉情况还比较常见。这是因为,术语的形成途径之一是非术语的术语化,而且很多人造术语由于知识的普及也进入通用语言之中,成为通用词语,“半导体”就是其中一例。随着人们知识的增长,术语在通用语言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既是术语,又是非术语的示例有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名称、某些计量单位名称和某些动植物名称(指通名)等。但是某些动物的名字,如熊猫的名字,马的名字等不是术语,而是专名。作为知识单位的术语是有层次上的区别的,通常可分为一般术语(用于多种专业领域,其中有不少与非术语形成交叉)和专业术语两种。如果说一般术语并不明显属于某一特定的专业领域,那么专业术语则较为明显地属于某一特定的专业。在专业术语中还包括所谓高度专业术语。非术语、一般术语、专业术语和高度专业术语的使用人数依次越来越少。由于科技的发展,许多专业领域中的术语都在急剧增加。苏联学者曾就电子学专业中俄文术语的数量作过统计。俄文中的日常词语(包括文学词语)总共只有3－4万。但是,仅在电子学领域中,俄文术语的数量已经拥有6万。4.术语的单义性、“科学性”和“合理性”术语的单义性是术语应当具有的特性中的本质特性。但是,不能因为术语的这一特性而得出如下结论,即在不同民族语言中,凡是多义词或多义词组都不能充当术语。某个术语的单义性只表现在某个特定的专业领域之中,也就是说,只表现在某个学科、某个行业或某个知识门类之中。例如,俄语词язык作为术语在语言学中的含义通常为“语言”,但在人体解剖学中指人体的器官时,其含义则为“舌头”。又如,“上层建筑”这个术语在哲学领域中指的是与经济基础(在社会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关系的总合)对应的概念,是指“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观点,以及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上层建筑”作为船舶工业的术语是指“船舶上甲板上的一切围蔽建筑”。术语的单义性并不是指一个术语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专业领域中都必须拥有一个含义。但是,指称同一概念的术语在不同专业领域中却不应该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词或词组来表示。这正是术语标准化(规范化)过程中要解决的问题。例如,汉语术语甙(dài)和苷(gān)在不同学科中指称的是同一概念。应当选择其中的一个术语作为标准化术语。众所周知,在不同的专业领域之间进行的术语标准化工作,其阻力相当之大。在关于术语标准化的一份材料中提到,指称同一概念的同义术语,应从其中选择出最能表达其概念特征,既科学又合理的术语作为标准术语。术语作为概念名称不存在科学与否或合理与否的问题,甚至也不存在正确与否的问题。但是,作为概念的命名原则是存在上述问题的。作为指称概念的术语来说只有合适与否或理想与否的问题。合适的术语是指能够准确、简明表达概念特征的术语,也指其构成符合构词法或词组构成规则的术语,还指在特定专业领域中与概念形成一对一的对应关系的术语,即拥有单义性的术语。合适的术语还常指“理据性”强的术语。应该指出,凡是众所采纳的约定俗成的术语,既使不合适或不理想,在不致给人造成歧义的情况下仍应予以沿用,例如,学校教室中用于教学的玻璃黑板(产品名称)实际上不是黑色,而是兰色。因为“黑板”这个名称早已约定俗成,所以不应按照术语的准确性命名原则重新给玻璃黑板命名。5.术语的标准化在同一种语言中,术语的标准化既指某个术语的含义标准化(具有完整定义的术语,其定义尤其要标准化),也指某个术语的形式(词语等)标准化。在不同语言之间,特别是在使用不同文字的不同语言之间,术语的标准化通常只指术语含义的标准化。因此,不能说,对于汉语术语而言根本不存在术语的国际标准化问题。顺便提到,有些同志认为,凡是术语就一定都是标准化了的。他们给术语下的定义是,术语是学科中指称概念的标准化的词或词组。笔者认为,尚未规范化的术语也应被称为术语。现有术语的规范化任务的完成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而且随着新概念的不断出现,还会不断产生表达新概念的大量术语。实践证明,新术语出现后一定不会都是规范的。因此,术语的标准化工作今后是永远不会间断的。6.外文专名和术语的大小写问题在使用拉丁字母文字或西里尔字母文字的不同现代语言中,形式为词语的专名或术语的外文书写规则在不同语种中不完全一致。除了构成专名或术语的每个字母都大写的情况外,总的规则是“专名大写术语小写”。这个总的规则是指单词专名(其中包括与术语形成交叉的专名)的首字母大写,单词术语在没有位于句首的情况下,首字母小写,也指多词专名中的首词首字母大写。多词术语在没有位于句首的情况下,其首词首字母通常小写(在某些英文百科辞典中,用作条头的单词或多词术语,其首字母或首词首字母也予以大写)。应该指出,“专名大写,术语小写”是关于名称大小写规则的不严谨提法。这个提法没能回答多词专名除首词首字母大写外,其它单词首字母的大小写问题,也没能回答哪些多词术语的首词首字母应予以大写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多词专名和多词术语中的单词大小写规则,因专名和术语的所属语种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俄文专名Русско－англиский словарь《俄英词典》中只是首词首字母大写。这个书名的英文名称为Russia－English Dictionary,其中三个单词的首字母都大写。在几乎所有的欧洲现代书面语中,多词术语除了其中的单词专名予以大写外,其它单词的首字母都小写,如英文术语combine effect of chemicals(化学联合作用),英文术语maximum a11owable biological concentration(最大生物容许浓度)等。但是,含单词专名(主要是家姓)的术语,其中的单词专名(形式为名词或形容词)予以大写,如英文术语Wheatstone bridge(惠斯通电桥),英文术语New－tonian mechanics(牛顿力学)。在德文中,凡是名词的首字母都大写。因此,无论是多词术语中的,还是多词专名中的名词都予以小写,形式为名词的术语当然也大写,如德文术语Newtonsche Mechanik(牛顿力学),德文术语Relativittstheorie(相对论)。生物学中物种的拉丁文学名(属于术语)其形式为属名十种名,其中属名的首字母大写,种名的首字母小写,如Rattus berdmorei(灰家鼠),Rattus angolensis(安哥拉鼠)。有些物种的名称还含有命名人的家姓,如Arctia caja Linnaens(豹灯蛾),Concephalus malas de Haan(鸣草蠡),Phalera flavescens Bremer et Grey(平掌舟蛾)。命名人的家姓在物种名称中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成份,因此可予以省略,也无须予以汉译。7.专业语言本世纪60年代之前,国际上对术语学的研究通常只把概念及其载体的术语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的是术语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从60年代起,有些人已经开始把这一研究领域扩展到“专业语言”这个较大的课题上了。然而,关于专业语言的较为完整的理论,可以说至今还没有形成。专业语言的基础是普通语言。所谓普通语言就是民族共同语,是人与人之间的通用交际手段。专业语言是针对普通语言而言的,用于数学、逻辑学、物理学、化学以及其它专业领域的思维和交际工具,储存和传递信息的工具。从词汇的角度上说,术语属于专业语言词汇,专业语言词汇是普通语言词汇的特殊部份。专业语言只有借助于普通语言才能够得以形成。没有普通语言的存在,也就不可能有专业语言的存在。因此,如果把普通语言视作元语言的话,那么专业语言则可被视为次语言。有人把普通语称为“自然语言”,把专业语言称为“人工语言”,并以此来区分这两种不同的语言类型。笔者认为,“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这两个术语不仅没能分别表达出与其对应的概念的特征,而且还易于使人产生错误的联想,所以不宜于采用。作为通用交际工具的普通语言不便于在专业领域,尤其不便于在科学研究上的应用,原因主要在于普通语言词汇系统中的一词多义现象和同音同形词的异义现象的存在。此外,民族语言的语法规则并不严谨,常有偏离规则的例外情况出现。不同民族语言中的词语往往也有各自的形态学或句法学特征。这就很容易造成语法规则与思维逻辑方面的不协调。实践证明,在科学领域中,只有专业语言才是有效的交际工具。专业语言的形成初期是创造专业术语和使一般词语演变为专业术语的阶段。有人把这一阶段称为“科学行话”阶段。专业语言的语法规则,尤其是其中的词法规则的引进,则是专业语言进一步发展的标志。与普通语言相比,专业语言采用了拥有不同功能的大量符号术语(其中包括文字符号术语和非文字符号术语)。在某些专业领域中甚至还形成了自己的符号术语体系。符号术语的采用不仅易于排除词语的多义现象,而且还能够使语言表达变得简洁、清晰和准确。例如,化学家们曾经创造出诸如H₂SO₄(硫酸),H₂SO₂(亚硫酸),HNO₃(硝酸),HNO₂(亚硝酸)等化学式。这些化学式都是符号术语。它们与其表达的概念分别形成单义的对应关系。许多术语都拥有两种形式。即符号形式与词语形式。某些与术语形成交叉的词语究竟是属于专业语言范畴,还是属于普通语言范畴,应该取决于具体的上下文,取决于具体的言语环境。可以通过如下示例说明符号术语的优点。例如,道尔顿和见采利乌斯在化学中采用符号术语之前,简单的化学反应式CaCO₃→CaO＋CO₂只能用复杂的句子予以表示,即“由一个钙原子、一个碳原子和三个氧原子组成的化合物(石灰石)分解成为由一个钙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的钙氧化合物加上由一个碳原子和两个氧原子组成的二氧化碳”。又如,在维叶特把代数符号术语引入专业语言之前,a³－b³=(a－b)(a²＋ab＋b²)这个代数方程式也不得不使用如下的复杂句子来表示,即“两个数的立方差等于两项的乘积。这两项中的一项是这两个数之差,另一项则是一个多项式,即第一个数的平方加上第一个数和第二个数的乘积,再加上第二个数的平方”。专业语言的研究者既有不同专业领域中的专家,如科学家、工程师等,也有语言学家、语言教师和翻译工作者。由于研究目的不同,专业语言的研究可采用两种方法：术语学方法和次语言方法。通过术语学方法来研究概念及术语的性质,以便为创造术语服务。次语言方法用于研究专业语言的用法,研究专业语言中语法与词汇(包括词组)方面的特征以及专业文章的性质与分类等问题,其目的在于处理和翻译专业文章以及有效地进行专业语言的教学工作。相似文献   

相关资料：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

一、中国人名分汉语姓名和少数民族语姓名。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姓名,汉语姓名按照普通话拼写,少数民族语姓名按照民族语拼写。二、汉语姓名拼写法如下：(一)汉语姓名分姓氏和名字两部分。姓氏和名字分写。(杨/立,杨/为民)(二)复姓连写。(欧阳/文)(三)笔名(化名)当做真姓名拼写。(四)原来有惯用的拉丁字母拼写法、并在书刊上常见的,必要时可以附注在括弧中或注释中。三、少数民族语姓名按照民族语,用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分连次序依民族习惯。《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草案)》可以适用于人名的音译转写。四、姓名的各个连写部分,开头都用大写字母。五、汉语姓名在对外文件书刊中可以省略调号。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74年5月)     

关于第111号元素中文定名的看法

按照国际惯例，超重元素的命名是由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来审定的。一般规定元素发现单位拥有命名建议权，然后由专家组讨论，决定元素的命名，最后由IUPAC正式公布。现在不少超重元素是以人名或地名来命名的。超重元素中文定名应当是根据国际定名找到最适合的中文名与之相对应，这就有了一定的限制，比如意、声要与国际定名相呼应     

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中文译名的系统性

英汉医学词典必定会收入大量的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以往出版的英汉医学词典对这些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给出的中文译名缺乏系统性，其主要原因是未能将这些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集中、制定译名模式后统一给出译名。我们尝试编辑倒排程序将词典中所有同词尾医学术语集中在一起，辨别、划分它们分属的学科，并根据具体情况探求同学科同词尾医学术语的译名模式，并以此对中文译名进行了修正。实践证明，使用倒排程序是一种简便可行的方法，亦可供其他科技术语词典编纂工作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