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政治诗学”走向“诗性政治诗学”——读范永康《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

范永康在其新著《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一书中细致分析了西方当代文论政治化的四条路径: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与晚期马克思主义,绘制了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的全景图,并将其命名为"文化政治诗学",总结了"文化政治诗学"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与公共性四大特征。同时,他指出,西方当代文化政治诗学建立在审美性与政治性对立的基础之上,忽略了文学的审美性,故在审美性与政治性融合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超越性的"诗性政治诗学",从而超越"文化政治诗学"。     

“兴”与“隐喻”:中西方诗学思维方式的比较探究

“兴”与“隐喻”作为中西方诗学中极为重要的两个概念,代表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诗学思维。从文学层面看,中国诗学中的“兴”所阐发的是一种“含蓄蕴藉”的审美效果;西方诗学中的“隐喻”则通过“异质远距”的原则给人带来一种新奇陌生的审美效果。从心理层面而言,“兴”是触物起情,强调内心对客观事物的感性触发;“隐喻”更重视理性的作用以及客观事物的具体对应。中国诗学中特有的“意境”“意象”等概念,多强调心与物之间的相互感应,追求一种“神与物游”的诗学境界,是由外在走向内在的哲学体现;而西方“绝对隐喻”的出现,使得“隐喻”不仅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更是用已知呈现未知,以有限指向无限,从内在走向外在的思维方式与哲学命题的表现。     

“诗学”的远游

近年来,针对"中西比较诗学"中"诗学"的合法性提出了越来越多的置疑,本文就"诗学"一词从"词语"、"文化"到历史"语境"和翻译等多个方面进行梳理,并就"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不可通约性阐发作者自己的观点,以期引起更为深入的讨论。     

“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述略

“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是由我主持申报并获立项的200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西方现代接受美学和阐释学为理论参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古代文论中蕴涵着的极为丰富、极有价值的接受诗学思想进行系统的清理和阐释，对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发生、演进的历史过程及其发展规律作出全面的归纳和总结，对中国古代接受诗学所蕴含的理论价值和现代意义进行深入的发掘，为建构有民族特色的当代形态的文艺学寻找有价值的理论资源。     

“天人合一”观与中国诗学民族特性的形成

古代中国人以朴素的有机系统观看待宇宙，认为人与自然不可分离，是相通无碍的。这就形成了独特的“天人合一”观。儒、道、禅宗三家都持“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它对中国传统诗学影响深远：从这一宇宙观出发，认为艺术创造于物我互通、心物交感之中，而西方人则从主客二分出发，认为艺术是主体对客体摹仿的产物；中国诗学从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去寻求艺术的美，而西方人则从审美对象的物理属性中去寻求和谐之美；中国传统诗学强调心与物相合，我消融于物，化入其境，西方人却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来分析事物，艺术创造中强调主观情绪和知性的介入。     

试论比较诗学中的“互文性”理论

比较诗学中的＂互文性＂理论既是一种强调文本影响研究的文学理论;也是一种注重文本背后的跨文化研究的理论;中西方的比较诗学理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中西传统诗学及其现代

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思想是“物感说”，由此倡导“表现论”、“意境法”。西方传统诗学的核心思想是摹仿说”，由此倡导“再现论”、“典型论”。尽管二者都涉及审美的主客观关系，但是前者重在抒情，强调情感，意志的“真”，后者重在叙事，强调再现客观的“逼真”，由于中国与西方在社会文化和传统诗学上存在差异，因此，中西诗学的现代化进程不一样，中国现代诗学在借鉴西方近代诗学基础上，主要趋向“再现论”；西方现代诗学诗呈现“表现论”、“象征论”和“再现论”并存的格局，而以前者为主，中西传统诗学现代化呈现出反差。     

叶维廉比较诗学中的“诗意”

叶维廉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从现代到古典、从西方到东方的转变和回归。跨时代、跨文化的双重视角,为他的比较诗学理论开拓了思路,并寻求到诗学理论的据点：＂文化模子＂理论。随着国际性文化境遇的恶化,叶维廉感到强烈的文化忧虑,进而走向文化批评的诗学理论建构期,这显示了他深沉的人文情怀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诗理共建稳中求变①--《文心雕龙》含“隐”单、双字英译的诗学策略

相对于西方文论，“隐”范畴凝聚了诸多的异质性。形声兼表会意的诗性造字方式、中西语言的异质性，以及包括意义界定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复义性、意义的游移性在内的诗性言说方式，这些异质性使“隐”范畴具备诸多诗学因素，因而使译者在英译时面临难以突围的诗学困境。在“隐”的单、双字英译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发现译者使用了“诗、理共建，稳中求变”的诗学策略。     

王夫之论诗“以意为主”说

清初王船山诗说，在整个清代诗学论坛上，很像园圃中的一朵奇葩异卉，馨香扑鼻。虽然在清初四大诗学流派中，〔１〕船山榜上无名，而且亦不怎样为当时诗人学者所推许，但若从其诗学理论之卓越而言之，则其成就实不在当时名流之下。至于船山诗学应归入何一流派，论者的意见，颇不一致。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船山是神韵派的先驱人物，在王渔洋之先。郭氏之后，也有其他学者将王氏分别纳入不同的诗学流派中。〔２〕事实上，我们无论将船山摆在那一流派中都会有问题的，因为船山自有船山个人独特的诗学。我们无宁说，船山是自成流派、…     

明代诗学论“清”

明代的主流诗学重雄浑而轻清逸，重李杜一脉而轻王孟统绪，故胡应麟论“清”，兼容雄浑与清逸两种风格，注意区分“格清”与“才清”，显示出主流诗学试图吸纳非主流诗学的趋势。将“诗为清扬”作为重大的诗学主张提出并认真加以阐述的则是竟陵派的钟惺。从理论设计看，竟陵派所界定的“清”，排斥俚俗和雄浑壮阔的风格，既是为了规范公安派的“性灵”，又是为了改变七子派忽视情趣的失误。     

王国维对儒家“人格”说的创造性转化

儒家诗学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资源一直影响并制约着中国文论的发展,如果不能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化是不彻底的。王国维以"本真人格"为汇通"文如其人"说、"赤子之心"的内在依据。同时,他又根据尼采的"血书"论,突破了传统"人格"中国家和人民的内涵而上升到生命人格的高度。他将儒家诗学和西方的相关理论相结合,对中国儒家诗学的现代转化做出了贡献。     

“意境”与“有意味的形式”——中西方艺术表现理论的诗学比较

本文从比较诗学角度出发,对中西方艺术表现理论具有典型意义的命题“意境”与“有意味的形式”作一比较观照,探求两者的契合与差异,并用“有意味”的手段描述“意境”,以期对以“意境”和“有意味的形式”为代表的中西方艺术表现理论有一再认识。     

“诗道性情”与“才子文心”——王夫之与金圣叹诗学思想辨析

选择王夫之与金圣叹的诗论思想为比较，是因为二人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两种貌似不同的诗学理论：金圣叹以分解法论诗，强调诗的起承转合的文法；而王夫之则反对格套法式，主张情景交融，即景会心之作。但这两种相对的诗论，实则共同体现了古典诗论的基本精神，即有法与无法的体用不二之说，是乾坤之道在诗学领域中的体现，终而同归于易，二者互参，更可加深对古典诗学精神的理解。     

从《诗学》理论解读元杂剧“发现”与“突转”之叙事艺术

“发现”与“突转”乃源自西方戏剧美学理论范畴的两个重要概念术语,本文拟以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相关理论为参照,以元杂剧为具体考察对象,就元杂剧中“发现”与“突转”之叙事艺术予以粗略探究。     

中西传统诗学及其现代化

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思想是“物感说”,由此倡导“表现论”、“意境法”。西方传统诗学的核心思想是“摹仿说”,由此倡导“再现论”、“典型论”。尽管二者都涉及审美的主客观关系,但是前者重在抒情,强调情感、意志的“真”,后者重在叙事,强调再现客观的“逼真”。由于中国与西方在社会文化和传统诗学上存在差异,因此,中西诗学的现代化进程不一样:中国现代诗学在借鉴西方近代诗学基础上,主要趋向“再现论”;西方现代诗学却呈现“表现论”、“象征论”和“再现论”并存的格局,而以前者为主。中西传统诗学现代化呈现出反差。     

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评“麓山文艺学研究丛书”

2008年12月，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麓山文艺学研究丛书”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与转化》（赖力行）、《明清叙事思想研究》（赵炎秋、陈果安、潘桂林合著）、《西方象征美学源流论》（何林军）等三部著作，加上2003年已经出版的《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赵炎秋）、《宋代词话的美学研究》（颜翔林）、《中国美学与诗学研究》（毛宣国），     

“疼痛诗学”新世纪文坛的悲壮崛起

四川达州和曾在迭州生活过的现居广东东莞这群诗人，结合自己的创作，近年来亮出了“疼痛诗学”的旗号，引起了文坛的关注。通过其中的几个佼佼者描述的情况，分析了产生“疼痛诗学”的现实环境的“物质-身体”的外部原因和理想境界的“精神-心灵”的内部原因，并梳理了他们由身体向心灵、由个体向人类和由诗学向神学演变的精神走向。     

比较诗学视野中的中国唯美主义思潮

在比较诗学的理论视野内,探讨了现代中国语境中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与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接受关系.文章认为,中国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是西方文艺思潮、现代中国历史语境和古典诗学传统诸因素互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它才获得了区别于西方文学理论和中国古典诗学中同类观念的话语特征.     

试论古代诗学创作动力的心理基础

创作动力研究是传统诗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从发生机制和心理根源等方面对古代艺术创作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格式塔心理学的有关思想对于深入理解艺术创作具有重要价值。积极吸收西方学界的合理观念，有助于推动传统诗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