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废弃物源头污染治理的激励与监督

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增强对电子产品生产商潜在收益的影响,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了政府对电子产品生产商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引入政府对电子产品生产商的监督和惩罚函数,设计了一个包括政府监督、激励在内的最优激励合同,建立了政府期望收益最大化的优化模型。通过比较分析潜在收益和监督机制发生作用的效度,得出:消费者对绿色产品偏好增加的潜在收益是电子产品生产商参与电子废弃物源头污染治理的内在动力;政府的功能不仅是通过激励、监督引导电子产品生产商进行电子废弃物源头污染治理,还应发挥消费者的监督作用;但奖惩力度设计不合理会产生"鞭打快牛"现象。     

EPR制度约束下生产-再制造竞争系统的双环境责任行为分析

生产者责任延伸(EPR)制度要求供应链层面承担"产品生态设计"和"循环再利用"双环境责任.文章面向由单一生产商和单一再制造商组成的"生产-再制造"竞争系统,通过构建两阶段博弈模型,探究EPR制度约束下供应链层面企业履行双环境责任的行为特征及激励策略.研究结果表明:生产商因子与再制造商因子比值界定了三个决策区间:完全再制造、部分再制造和不进行再制造,EPR "征减补"制度要素可以通过影响该比值进而影响企业生产和再制造行为.EPR "征减补"制度要素、生态设计环境和产品竞争对供应链双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呈正负非同向性,即促进/降低生态设计的同时对再制造率提高产生不利/有利影响.特别地,与税收和减征政策相比,政府补贴能更好地平衡企业经济利益和环境影响,实现更高的社会福利;另外,当政府减征力度高于某阈值时,生产商将侧重于再制造导向生态设计,能更好地履行废弃物源头预防责任.因此政府应组合设计EPR政策以耦合生产-再制造市场,促进企业履行双环境责任.     

基于第三方监督的食品安全监管演化博弈模型

为探讨第三方监督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影响,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第三方监督对食品企业与政府监管部门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第三方监督对于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作用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替代性,强化第三方监督有助于促使政府监管部门加强监管以及改善企业食品安全治理;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激励悖论"现象,相比单纯强调加大对食品安全事件中对企业处罚的力度,加强对政府监管部门及其人员本身监管不力等行为的惩罚,对于提高食品安全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最后结合三鹿奶粉案例,阐述了第三方监督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对演化博弈结果的重要影响.     

环境规制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演化博弈分析——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日趋严重,政府与公众消费者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要求不断加深,监督力度也随之加强。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权利分析,构建了政府、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通过仿真分析表明:政府公众环保宣传、创新激励以及污染税费征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均有促进作用;高强度污染税收、低强度公众环保宣传与适度的创新激励补偿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最为明显。     

大股东侵占与外部监督的进化博弈分析

为了解析上市公司治理中大股东侵占与外部投资者监督的博弈过程,在分析外部投资者与大股东不同策略下各自的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应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了双方的博弈关系.博弈分析结果表明:大股东的侵占成本,监督管理层的收益,中小股东诉讼对大股东的罚金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博弈结果.外部投资者和大股东两个群体,在三种情况下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大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大股东的股权比例,都显著影响到大股东的策略选择.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同时表明了大股东控制对公司治理的"激励"与"侵占"效应.     

考虑公众监督的政府与危险品运输企业的演化博弈分析

为探讨公众监督对危险品运输行业监管的影响,构建一个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政府和危险品运输企业的演化博弈策略。研究发现,公众参与程度和运输收益是影响危险品运输企业策略选择的决定因素。在危险品运输企业合法运输收益高于政府不监管时非法运输收益的情况下,若公众监督概率较低,企业与政府就会形成循环往复的对立策略;若公众监督概率是中等水平,企业趋向于非法运输;但随着公众监督概率的进一步提高,企业会转而选择合法运输。在危险品运输企业合法运输的收益低于非法运输的收益时,企业会选择非法运输策略,公众监督只能影响政府策略;此时,政府在加大行政惩罚力度的同时提高公众参与监督的概率才能取得很好的监管效果。     

基于电子企业生产者责任制实施的激励机制设计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EPR)的实施中,政府环境监管部门和电子生产企业是委托代理关系.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政府对多家电子生产企业参与的激励问题,考虑电子生产企业实施生产者责任制的内在动力,设计激励电子生产企业参加该制度的最优合同,建立政府期望收益最大化的优化模型,并对对称信息与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均衡解以及影响成本的因素进行分析.     

电子废弃物许可证制度下闭环供应链网络成员企业行为

为激励电器电子产品生产企业积极回收并有效处理电子废弃物,电子废弃物许可证管理制度是一种有效的措施.构建多成员企业的闭环供应链网络,分别分析了守约和违约两种情形下的闭环供应链网络成员企业的均衡条件,给出了变分不等式框架,构建了两种情形下的成员企业博弈模型,分析许可证制度下成员企业的行为反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模型的求解算法,最后提出算例计算并对比分析了两种情形下的博弈模型结果.发现:守约情形下,如果电子废弃物排放许可证初始分配满足环境目标,则政府部门指定的环境标准可以达成;若政府处罚力度不够,成员企业在利润的驱使下会选择超额排放;提高单位处罚成本,成员企业会选择减少违约排放量;违约情形下,建立合理的惩罚框架可以保证成员企业不出现违约行为.     

碳税政策下的供应链减排决策研究

针对政府对碳排放征税及消费者对低碳产品存在偏好,分别研究了随机需求下批发价契约及收益共享契约下生产商的碳减排决策问题,并比较了减排前后两种契约的最优参数.研究表明,收益共享契约能够协调不减排/减排下的供应链,并改进链上成员的收益;并且在两种契约下:都分别存在唯一的减排率使生产商/供应链整体收益最大,并且对批发价契约下生产商和零售商,及收益共享契约供应链整体,都分别存在一个使他们能从减排中获益的减排率上限.减排后,最优批发价的升降取决于生产成本的增加量,共享比例取值范围的变化取决于供应链的效率,且当消费者愿意为低碳产品多支付的价格比例高于单位生产成本的上升比例时,共享系数取值范围下降,反之,则上升.     

收入共享与谈判权力对供应链碳减排决策的影响

本文以政府征收碳税且消费者偏好低碳产品为背景,在单生产商单零售商的供应链中研究了收入共享及谈判权力对生产商碳减排决策及成员收益的影响,其中收入共享比例可通过谈判制定.研究发现:若收入共享比例外生,收入共享能使生产商碳减排率增大,收益升高;而若能自由制定共享比例,生产商会选择独占所有收入,而零售商会选择适中的比例.在双边谈判下,若不减排,生产商应得的收入比例等于其谈判权力;若减排,则该比例高于其谈判权力.特别地,若零售商拥有全部谈判权力,他仍会与生产商分享收益,这对双方都有利;而若生产商拥有全部的谈判权力,她会独占全部的销售收入.并且,与不共享收入相比,生产商总是能从谈判收入共享比例中受益,然而,零售商仅在生产商谈判权力较弱时才能从中受益.再者,消费者的低碳偏好或碳税都能刺激生产商减排,且两家企业都总能从减排中获益,而政府可用适度碳税刺激企业尽可能高地减排.最后,当且仅当生产商拥有完全的谈判权力时,收入共享契约才能完美协调供应链.     

大数据“杀熟”如何破？基于政府-消费者协同监管的演化博弈

电商市场频频被披露隐性存在的大数据“杀熟”现象,暴露出电商市场存在平台道德风险问题的隐患。以政府监管为主导,建立电商平台“杀熟”定价行为及用户消费渠道选择的演化博弈模型,结果表明：政府的惩罚力度对平台道德风险问题的规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当政府惩罚力度足够大时,系统稳定于（网络消费,公平定价）的理想情形;但如果政府惩罚力度不足,消费者的公平关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电商平台的定价策略,系统均衡结果将趋向于（网络消费,“杀熟”定价）或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电商市场陷入平台大数据“杀熟”的困境。那么,电商市场应如何破除大数据“杀熟”所造成的信任危机？基于此,建立政府和消费者协同监管机制下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得到：社会收益与监督成本是影响消费者监督策略的关键因素,社会收益与监督成本的差值越大,消费者选择“积极监督”行为的演化速度越快;而且,当政府惩罚力度不足时,消费者监督带来的舆论压力和声誉损失可以有效约束平台的“杀熟”行为,倒逼平台进行“公平定价”。研究结果对电商市场大数据“杀熟”行为监管机制的设计具有一定的启示。     

基于激励理论的政府与逆向供应链系统协调机制

针对一个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并存的逆向供应链系统,利用博弈论和激励理论,分别研究了对称信息和不对称信息下政府和制造商线性契约设计过程,分析了各激励因素对契约的影响,并通过数值仿真探讨了各参数变化对政府、制造商和回收商期望收益的影响.研究表明:委托方设计合理的激励契约能有效甄别代理方的信息,促进企业努力水平,提高政府和企业的期望收益.     

生态治理中政府部门代理人道德风险因素分析

针对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存在政府部门代理人道德风险的社会现象,认为影响代理人个人道德风险的因素主要有诚实履约的正常收益、道德风险行为被发现的概率、贴现因子、道德风险行为的额外收益以及道德风险行为被发现后的次优收益,并且以预期收益为目标建立数学模型,分析政府部门代理人个人道德风险行为动机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扩展模型,讨论了社会监督成本以及随机因素的影响作用。最后,提出了相关的监督、激励及协作策略。     

面向企业绿色创新的政府R&D补贴契约设计

企业的逆向选择行为极大地削弱了政府R&D补贴的效率,因此,合理设计政府R&D补贴激励契约显得尤为重要。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基于Kuhn-Tucker条件研究了政府如何设计面向企业绿色创新的R&D补贴激励契约。研究表明：在无监督情境下,政府应允许高技术企业获取信息租金,但这将扭曲低技术企业的绿色创新;政府将通过对高技术类型企业实施高补贴,以及对低技术类型企业的降低补贴以激励高技术类型的企业承担更多的绿色创新责任。有监督情境下,严格的监督和适当的罚金对政府R&D补贴效率的提升具有严格的正向意义。针对企业的异质性绿色创新能力,政府应灵活和多样化的设计R&D补贴。     

基于EPR制度的政府与制造商激励契约设计

生产者延伸责任(EPR)制度能有效推动制造商回收再制造活动的实施. 基于制造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并存的状况, 以制造商的再制造率和努力程度为不对称信息, 设计政府对制造商的激励契约. 给出了契约实施过程中满足制造商收益单调风险率和政府正向激励实施的现实条件, 分析了再制造率等因素与政府激励契约的关系, 讨论了EPR制度实施不同阶段中各类因素对政府期望收益的影响. 研究表明: 政府激励契约能较好实现制造商的高效度激励, 有效促进制造商的努力水平, 提高政府期望收益. 研究结论对EPR制度下政府环境规制的设计实施以及制造商的运营实践具有较好的现实指导意义.     

基于排污权交易的环境政策对厂商污染治理技术进步的激励分析

以厂商采用污染治理新技术后利润的变化为基础,分析了排污权拍卖、排污权免费分配、排污税、污染排放标准等环境政策对厂商污染治理技术进步的激励问题。研究结论表明,当厂商是排污权的购买者时,环境政策对厂商污染治理技术进步激励的大小顺序为:排污权拍卖、排污权免费分配、排污税、污染排放标准;当厂商是排污权的出售者,并且污染治理技术进步使排污权价格下降足够小时,环境政策对厂商污染治理技术进步激励的大小顺序为:排污权拍卖、排污税、污染排放标准、排污权免费分配。     

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治理效率——基于人力资本视角

本文以2007-2018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97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人力资本视角考察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员工股权激励能显著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但高管股权激励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激励效应相对更强，并且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表现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主要发挥“激励作用”,通过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来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而员工股权激励主要发挥“监督作用”和“利益绑定”功能，通过同时降低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代理成本来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本文研究揭示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机理，对指导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实践，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收入共享与谈判权力对供应链碳减排决策的影响

本文以政府征收碳税且消费者偏好低碳产品为背景，在单生产商单零售商的供应链中研究了收入共享及谈判权力对生产商碳减排决策及成员收益的影响，其中收入共享比例可通过谈判制定.研究发现：若收入共享比例外生，收入共享能使生产商碳减排率增大，收益升高；而若能自由制定共享比例，生产商会选择独占所有收入，而零售商会选择适中的比例.在双边谈判下，若不减排，生产商应得的收入比例等于其谈判权力；若减排，则该比例高于其谈判权力.特别地，若零售商拥有全部谈判权力，他仍会与生产商分享收益，这对双方都有利；而若生产商拥有全部的谈判权力，她会独占全部的销售收入.并且，与不共享收入相比，生产商总是能从谈判收入共享比例中受益，然而，零售商仅在生产商谈判权力较弱时才能从中受益.再者，消费者的低碳偏好或碳税都能刺激生产商减排，且两家企业都总能从减排中获益，而政府可用适度碳税刺激企业尽可能高地减排.最后，当且仅当生产商拥有完全的谈判权力时，收入共享契约才能完美协调供应链.     

奖惩激励下考虑交货期的供应链定价及送货渠道选择

基于消费者对实际交货期与承诺交货期之间的感知差异,研究政府、消费者激励对再制造闭环供应链定价及送货渠道选择的影响问题.本文运用Stackelberg博弈理论,针对3种激励方式（无激励、政府激励、消费者激励）和2种送货渠道（制造商负责送货、零售商负责送货）的6种组合情景,构建6个供应链分散决策模型,并得到相应最优批发价格、销售价格、实际交货期、回收率、利润的解析公式.通过比较不同模型下的最优值和数值计算,研究发现:政府和消费者激励能提高回收率,缩短交货期,并且由零售商送货时,回收率更大,交货期更短.此外,消费者激励时,产品销售价格和批发价格会增大;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出发,由零售商还是制造商送货取决于消费者激励的强度.     

环境规制、公众参与和企业环境行为——基于演化博弈和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探讨环境规制下公众参与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构建出政府、公众、企业三方演化博弈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得到环境规制、公众参与和企业环境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对研究结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政府环境规制能够促使企业积极履行污染治理义务,政府监管效果受到企业收益状况和成本状况的约束;公众参与行为能够显著降低工业三废排放量,公众参与积极性与其参与成本和心理收益密切相关;公众参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环境规制具有替代效应。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企业、政府、公众角度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期为新形势下环境问题的治理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