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七子”内部分化的一桩著名公案──李、谢之争考论

嘉靖二十六年（1547），谢律第三次赴京师时，结识了同乡李攀龙、殷士措、靳学颜、李先苦及浙江孝丰吴维岳、浙江临海王宗沐、松江华亭袁福征等，与之“结社赋咏，相推第也”。①当时，李攀龙任刑部广东司主事，在李先苦的介绍下，与在大理专见习进士王世贞相识。久之，二人取得了“文自西京以下，诗至天宝以下不齿”②的共识，立志复古。1548年，王世贞授刑部主事，与李攀龙为同合郎，于是“日益切剩为古文辞，众大欢呶告之，虽燃阳亦稍稍自疑，引辟去”，③而谢律则条然侧身其间，相得甚欢；加之谢律行侠仗义，为拯救卢捕四处奔走，因而李…     

“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

辜鸿铭在清末曾做过张之洞的幕宾,有《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问世。书中论及理财时,说:“余谓财固不可不理,然今日中国之所谓理财,非理财也,乃争财也。驯至言理财数十年,得其财者,惟洋场之买办与劝业会之阔绅。昔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余谓今日中国欲得理财之道,则须添一句曰:‘官官,商商’。盖今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此天下之民所以几成饿殍也。” “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这句话,实在是对晚清官场劣迹的高度概括,可谓入木三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思考与探索

古人云：“授人以鱼，只供一饭之需；授人以渔，则终身受用无穷”。“鱼”与“渔”两者，孰重孰轻，不言自喻。从教育的角度诠释：“授鱼”如同传授知识，“授渔”则是传授学习知识的方法。以往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授鱼”，而忽视了“授渔”。这一教学模式是不适应素质教育发展的要求。实现素质教育首先要实现教学模式从“授鱼”向“授渔”的转变。这一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学工作应从单纯的传授知识，转变为重在传授给学生学习知     

沈括《梦溪笔谈》地理学条目评注

湴河《唐六典》述五行,有禄命、驿马、湴河之目。人多不晓湴河之义。予在鄜延,见安南行营诸将阅兵马籍,有称“过范河损失”,问其何谓“范河”,乃越人谓淖沙为“范河”,北人谓之“活沙”。予尝过无定河,度活沙,人马履之,百步之外皆动,澒澒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处虽甚坚,若遇其一陷,则人马駞车,应时皆没,至有数百人平陷无孑遗者。     

"三比"与"六艺" --论李商隐诗之比兴特征及艺术手法

李商隐诗歌的比兴特征,除继承并发展传统的“物比”外,又创为“史比”、“仙比”。其“物比”,亦物亦人;“史比”亦古亦今;“仙比”则亦仙亦俗,多有创格,为我国古典诗歌立意造境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其诗艺则多用复辞重言、近离远合、点情染景、翻转反向、时空穿透、以景结情六种技法,从而使诗歌脉络走向更加婉曲,辞句更加隐秀, 为我国近体诗结构艺术之极致。     

为学生竖起远航的风帆

《道德经》中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急．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初中生正处于重要的心理成长期．正确的认识他们并培养他们形成自信、自强的自我认识就好比授之以渔，为学生今后的远航竖起一面风帆。1．细水长流。夯实基础正确的认识班上的每位学生是展开教育和教学的基础。年轻的班主任急于了解班上的每位学生，常常从学生的各种短期外部行为推测其行为的原因，给学生定性，进而确定对学生的教育和教学方式。这个方法虽然快速。但往往产生如下问题：     

晚清的女子团体

晚清的女子团体夏晓虹女子之结成社团，并非始于近代，起码在清朝的康熙、乾隆年间，便先后出现过“蕉园诗社”与“清溪吟社”。前者由顾琼芝发起，活动于苏州，参加者七人，并称“蕉园七子”；后者以张允滋为首，产生在苏州，入社者十人，号称“吴中十子”。两社虽已从一...     

中学美术教育现状及构想

1913年,鲁迅上书教育部,倡导美育时曾提出“美育可以辅翼道德。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期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物质文明日益曼衍,人情因亦日趋于肤浅;今以此优美而崇大之,则高洁之情独存,邪秽之念不作,不待惩劝而国艾安。”中上可见鲁迅对“美育”的认识之高。从事美术教学,如果我们应付了事的话,似乎也不是一件难事,因为我们这一学科没有升学压力,毋庸讳言,作为学生来讲,升学是第一要务,将来不从事美术这个专业,美术课也就显得无关紧要,学生愿意上美术课,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暂时躲避一下所谓主科的“狂轰…     

论雍正时允祥对畿辅河流治理的功用

允祥是康熙帝的十三子,雍正帝继位后,其在政治上成为股肱,在河流治理方面更是总理。其总理河务期间,通过上奏奏疏以陈河情,通过决策反馈领导治理。而其在雍正年间畿辅河流治理的功用我们透过分析可知,其一方面通过河流疏浚改变了畿辅地区多数河流遇大水则泛滥成灾的危险;另一方面水利建设则改变了遇大旱则全境赤地的窘境。但我们同样也可看到其对于某些常年泛滥的大河仍旧难有作为。但功为首,不足为末,治河之功,可表后世。     

治理黄河分流策论证

古今治理黄河,各家策略分歧,迄无定论,河积淤。淤多而决堤,堤决而改道,造成水患。解放后认真护堤,从未决徙,但河床年平均淤高10厘米,河悬加剧,仍未见治。本文提出分流淤灌黄淮海平原之策治河,兼通航运。经据实立论,逐条推理,以论证其唯一可行性。其中一条不合理,则全盘皆非。如此展论,可便于公开争议。     

宫中尚促织之戏

蟋蟀盆清代以康熙、乾隆时制作者最精,康熙时,有专以制盆名世者,乾隆时,则有御制三希堂盆,是康熙、乾隆宫中当亦尚促织之戏。蒲松龄生康熙世,岂目睹其扰民为害之烈‘加以朝贪吏虐,民贩妇卖儿,更无休止。’乃太息‘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故于《聊斋志异》中写《促织》一篇,以揭露当时社会现实,由于不能明言康熙,乃假诧于宣德间,至于     

《朱彝尊年谱》增补(续)

《年谱》:“三月,自古藤书屋移寓槐市斜街。查慎行三月晦日饮朱十表兄槐树街新寓……。”朱、查均有诗记之。 本年集中有诗63首(包括与人联句)。主要活动在京。为同乡魏坤题“水村图”:“归田最是分湖好,我亦相期作钓师。”送樊咸修之嘉兴为官诗:“倚郭千家齐傍水,登楼百里更无山。郊垌近日园亭少,旱涝频年稼穑艰。” 八月,黄宗羲八十生日,作《黄徵君寿序》;“先生长予且二十年……予之出,有愧于先生。” 是年康熙二次南巡,《长生殿》事件发生,查慎行被牵连而革国学生籍。     

如何在体育教学中帮助学生自主学习、锻炼的能力培养

未来学家指出：未来社会的“文盲”，并不是指目不识丁的人，而是指那些不善于掌握学习方法，不会自主学习的人，所以，教师应有意识地贯穿学法指导。俗话说：“授之以鱼，不若授之以渔”。教师告诉学生“是什么”，但不知其“为什么”，告诉学生“为什么”，学生可以有所领悟，但最重要的从“是什么”到“为什么”的思维过程却给忽略了。坚持让学生自主学习，哪怕学生的自得自悟的能力还不够全面、深刻，但对提高其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四百年《西游记》作者问题论争综述

《西游记》问世时是一部未署名的作品，当时即有多种猜测，明清问“邱长春作”说曾流行一时，至今仍有信从者；近世“吴承恩作”说几定于一尊，却是因证据薄弱。不断受到质疑和否定，不时有新说包括新的猜测与主张提出，使这一问题在《西游记》研究中日益突出。本文综述古今有关《西游记》作者各种主张与猜测为十一题十说。诸家根本分歧只在“出今天潢何侯之国”、“邱长春”、“吴承恩”、“李春芳”、“陈元之”等五说之问。     

清大学士刘墉阁名辨误——兼及清院阁之沿革

有清一代,做为文臣之极的大学士,在由协办实授后,皆兼院或殿阁之名,如洪承畴在顺治元年被授予大学士后,所兼院名为内秘书院.再如和珅在乾隆五十一年实授后,所兼殿名为文华殿,大学士刘墉实授后,依例亦应兼某一殿阁之名,然按现有材料来看,刘墉的阁名却有两个,一个是以1979年、1989年版《辞海》为代表提出来的“东阁”之名;一个是以《清史稿》为代表提出来的“体仁阁”之名.主张“东阁”之名的有以下书籍:《中国书法论著辞典》、《潍坊古今人物》、《潍坊文化通鉴》.主张“体仁阁”之名的有以下史料与工具书:《清实录》、《清史列传》、《清七百名人传》、《清鉴纲目》,1947年3月版《辞海》合订本、《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I)、《山东文化通鉴》等.这样以来,刘墉所兼阁名就出现了以下三种可能:一是东阁与体仁阁本是一回事,只是名称不同而已;二是刘墉曾先后兼过二阁之名;三是刘墉只兼其中一阁,另一阁名则为谬指.现逐条分析如下:一、东阁与体仁阁是否是一阁二名?笔者认为:东阁与体仁阁决非一回事,不仅名称不同,而且出现的早晚也不同,如欲辨明此点,只要回溯一下清院阁之沿革即可水落石出.     

康熙的用人政策述略

康熙帝（1654—1722年）名爱新觉罗·玄烨，8岁即位，14岁亲政，在位六十一年。康熙是应有雄才大略、远见卓识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执政后，重视总结封建统治的经验‘常与臣僚讨论历代的政治得失，尤其重视解决明末清初以来严重存在的交治问题，提出了“致治之道，首重人才”。〔以下引义，凡未注出处，均引自《康熙政要》“历代治乱不同。皆系用人之得失”的论点．因此，他主张人治重于法治，认为“有治久，无泪法．为政全在得人”．只要有治世之臣才．岂愁无治世之良法。正是基于这一根本指导思想，他在其政治生涯中，提出了一系列…     

也释"去"

本文从“去”的甲骨文初形出发,辅以“出”、“各”等甲骨文字形体为旁证,释“去”为从大从凵的会意字,其上方部件“大”是正面人形,下方部件“凵”是坑坎或房坑,所表示的内容是人离开穴居之所或坑坎,本义为“离开”。     

从我国3000年农业发展史看历代政权的兴衰(连载4)

惩贪倡廉,减轻民赋,引民固本。 “表不正则影不直”——是康熙帝1669年采纳广西道御吏李之芳上书中的一句名言。李之芳说:“自顺治18年以后,督抚率多缘(凭借关系进行钻营)而得,有所恃以无恐”,“勒索官员,扰害百姓”,“横取财物,贿赂权奸”,“未尝因贪纵而重处一个”、形成“有贪之利,无贪之害”的严重局面。“皇上亲政颁谕”,也仅仅是“纠一二司”而已,究其原因,“表不正则影不直,安足除贪盗风以苏民生?”康熙采纳了李之芳的意见后,对各省督抚进行了甄别,有的“罢黜”、有的“降用”、有的“休致”。(《清史列传·李之芳》卷6)“惩大贪则小贪止”——是1679年康熙的大臣施维翰上书中的名句。施维翰说:“州县多以贿闻者,监司(监督专责的高级官员)为之囊橐(包庇)也。监司取诸州县,州县不得不取诸吏民,惟惩大贪,则小贪止”。他又说:“今文武各官或兼顾商贾,质     

也释“去”

本文从“去”的甲骨文初形出发,辅以“出”、“各”等甲骨文字形体为旁证,释“去”为从大从凵的会意字,其上方部件“大”是正面人形,下方部件“凵”是坑坎或房坑,所表示的内容是人离开穴居之所或坑坎,本义为“离开”。     

中西文化冲突中康熙心态析——从“扬汤之争”到“礼仪之争”兼论中国近代化问题

康熙亲政的半个世纪,中西文化冲突主要表现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遭际。康熙对西方文化既有亲和致用心态又存“体”“用”矛盾的心态,当西方文化之“用”危及封建清王朝之“体”时,即行禁止,他对“扬汤之争”和“礼仪之争”的处理反映了他这种复杂变化的心态。中国在康熙时代的中西文化碰撞中由初始的开放趋向封闭,终未能涵化出一种新型的文化,中国没有主动地走向近代化,从而落伍于世界近代化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