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札记

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的《绪论》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秉持科学精神,一从人类历史社会发展之事实出发,以论究夫社会理想、人生归趣者,其唯马思学派乎。马克思、恩格斯资藉于科学论据以阐发其理想主张,不高谈道德而道德自在其中,虽曰‘从头至尾没有伦理学气味’,要不失为较好的一种伦理学也。其得失当于后文论及之。”     

“马童面之”并非“马童仔细观看项羽”——“马童面之”之“面之”诸说评议

对《史记·项羽本纪》“马童面之”的“面之”来历有不同解释,传统说法中,有解释为“背对项羽”的,也有解释为“面对项羽”的,肖振宇先生则坚决否定了传统说法,提出“仔细观看项羽”的新解,并认为“根据字义、文义和语言规律”,此论新则新矣,可是根据对词语意义、上下文义辨析以及语言使用规律分析,笔者觉得此说有悖于词语意义和语言使用规律,传统解释才更合理。     

《史记》的三重意蕴及其文化学意义

司马迁的《史记》为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开山之作,它横跨经史子集四部,沟通文史哲。《史记》文本昭示出三重意蕴:一是“究天人之际”的宇宙观和哲学意蕴层;二是“通古今之变”、明成败兴坏之理的历史意蕴层;三是“成一家之言”而达于不朽的文学审美意蕴层。这三个层次结构内外交融,共同显示出皇皇《史记》“史蕴诗心”的文化学意义。     

《史记》创作观的文化意蕴探析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分别是司马迁的哲学观、历史观和文学观,文学观是主体,哲学观和历史观是两翼,它们是翱翔在文学自由王国的精灵.“究天人之际”的哲学观使《史记》具有形而上的超越品质;“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使《史记》具有深厚的历史感;“成一家之言”的文学观则赋予《史记》艺术性、审美性,三者异质同构,共同建构起《史记》文化意蕴的高楼大厦,使《史记》光芒四射、魅力无穷.     

谈《项羽本纪》的战争描写

秦亡汉兴的历史是一部搏斗的历史,从陈涉揭竿而起到项羽乌江自刎,戎马倥偬,沙场逐鹿,几经成败才成就了汉家帝业。司马迁涉足古战场,禀受山川、遗迹之启迪,神驰情往,思绪万千,于是据史纵笔,或详或略地再现了秦、楚、汉战争面貌。尤其是一些历史上重大战役,更是精思密织,写得雄奇疏荡、气势磅礴而又场面各异,毫无雷同之笔。《项羽本纪》中的钜鹿、彭城、垓下三大战役更属脍炙人口、激荡人心之作。     

启发--探究式教学的理论与实验

一、“启发一探究式教学”的概念及内涵 启发一探究式教学的理论假设和实验方向是以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基本宗旨,以启发式和讨论式为重要标志的一种教育思想理论框架和操作模式。 它的理论基础是:教育人本论、发现探究教育理论、内外因互动式理论、开发潜能教育理论。 它的实践基础是国内六种素质教育模式:启发式教学、成     

文字学习偶得

(一)字形衍变:大与太“大”,与“太”,今音殊异,字形有别.但历史地考查、我们就会发现,“大”、“太”本同出一宗,后来衍变而异.篆文“大”“象人形”(见《说文》).“象人首、手、足皆具,而可以参天地,是为大”(见段氏《说文解字注》).《广韵》徒盖切,读如tài,湖南、四川有人读“大”为“tài”乃古音之遗;又音转作唐佐切(泰、歌之转),陕西人、山西晋南人也读“大”为“tuo”;《集韵》他达切,即普通话之dà.“太”不见《说文》,它作为后出字脱胎于“泰”.《说文》“泰,滑也,从艹从水大(tài)声,(?),古文泰”.从艹从水者,以手掬水,则水易从指缝中流出,故训“滑”.“泰”隶省作“汏”,(与浙米之“汏”同形,后人误为“汰”),则“泰”之本义也由“汰”来表达(今淘     

《中庸》首章"中"、"和"、"中节"解读

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诠解《中庸》首章的“中”“和”之论，一、根据《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及郭店简书《性自命出》等文的相关材料，可以将《中庸》“中”“和”之说解读为一种性情境界论。二、把《荀子》、《乐记》之“乐和同，礼别异”和“致礼以治躬”、“致乐以治心”的思想，同《中庸》“(情)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主张进行贯释发明，又可以看到，《中庸》作者在前贤以“和(龢)”为美思想的影响下，在性情论中灌注了调谐情感以相融的理念。     

鲁迅与《圣经》

青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发表过论文多篇。在《科学史教篇》(1907年)中他指出:评论一时代的历史,不应该“以当时人文所现,合之近今,得其差池,因生不满”,而应该“自设为古之一人,返其旧心,不思近世,平意求索,与之批评”,“论往古人文,加之轩轾,必取他种人与是相当之时劫,相度其所能至而较量之,决论之出,斯近正耳。”这显然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正是根据这一观点,他指出“哂神话为迷信,斥古教为谫陋”的     

司马迁《悲士不遇赋》二题

关于《悲士不堪赋》，第一，真伪问题．远自明代的胡应麟，近自近代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后提出质疑，至今未有定论。我们认为“王说”仅以“其辞义未足与公他相称”为由断其非迁所自作，似有待于继续探讨，因为司马迁之赋作仅存唯《悲士不遇赋》，“王说”之“他”当是指《史记》，《报任安书》，但赋辞义是有其自身特点的。第二，写作时间问题。历来论多以出自司马迁之晚年，但其说都不很具体，因此，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或从其笔法入手，或从其死因入手。细加考究，是否可以将其定为征和二年十一月《报任安书》写就乏后，或稍后一段时间。     

贝塔斯曼书友会

王立群之项羽:一个英雄的失败史项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声名显赫、自毁前程的失意者和失败者。和《史记》五帝至汉孝武的历史长度相比,项羽最辉煌的人生,按照司马迁说,"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也就短短的八年光阴。八年,从灭秦的人生巅峰一直走到无颜回江东的末路。项羽未曾建立一个王朝,司马迁却私许他位立十二篇帝王本纪之间。我们可以想见在一个"成王败寇"历史逻辑几成惯例的述史思维下,司马迁写项羽,对这样一个失败的英雄充满了怎样的爱与痛惜的人生情怀。毫不夸张地说是司马迁成就了项羽。还不仅仅是司马     

先秦儒家义利观新探

先秦儒家伦理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其中义利观是一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儒家经典中,就是所谓的“义利之辨”。朱熹视之为“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与延平李先生书》)。 有人认为,先秦儒家义利观就是重义轻利。更有甚者,有人不究全部内涵和精神实质,仅仅抓住重义轻利的抽象概念,并赋予一种狭隘的理解,便笼统否定,大加挞伐。有鉴于此,本文本着求实的精神,对先秦儒家义利观作一历史的考察和辩证的分析,以还其本来面目。 “义”的原意为礼仪的仪,后来假借为适宜、合宜,即人生活动,人际关系中的应当和准则。先秦儒家所说的“义”,一般是指道德上的应当、应该。“义者,宜也”(《中庸》)。义在与私利相对时,意谓国家、天下之大利,也称作“公义”。“利”的本意为锋利,后引申为利益、好处、财利。先秦儒家所说的“利”,一般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物质利益和功利,有时是专指个人的私利。所谓义利观,就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关于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关系问题的认识或看法。综观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关于义利观的经典论述,我们不难看到,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有着丰富的内容。把这些内容归纳起来,笔者认为其主要观点是:     

原儒墨

(一)本篇所时论之问题 (二)论儒不必与殷民族有关 (三)殷周文化共同问题 (四)论儒之“古言服” (五)论儒与“商祝”。 (六)论周易 (七)论三年之长 (八)论殷民族有无“县记” (九)论孔子是否“舆殷商有一种密切之关系” (十)论儒之起原 (十一)论儒侠 (十二)墨家之起原 (十三)论儒侠之共同道德 (十四)论墨家与普通侠士不同之处 (十五)论儒家墨家之教义之社会的背景 一本篇所讨论之问题 民国十六年,我在燕京学报发表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一文。(燕京学报第二期)在那篇论文里,我说:“本篇的主要意思,在於证明孔子果然未会制作成删正六经。即今…     

浅析司马迁对项羽形象的塑造

项羽是楚汉相争中的失败者,败军之将本不足言勇,但对项羽,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以成败论之。毫无疑问,项羽在推动秦汉历史的发展上是作出了较大贡献的——他虽然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王朝,没有成为一个时代的帝王,但他在推翻秦朝的统治,一个时期成为天下发号施令的霸主方面,其贡献是非凡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把项羽这位继陈胜农民起义之后的又一农民起义领袖放入本纪之中,比之以帝王的地位,从而塑造了一位叱咤风云、气盖一世的令后人难以忘却的英雄形象。那么,司马迁是怎样完成对这一历史人物的塑造     

陆九渊诚论的心学向度

陆九渊通过对《中庸》、《孟子》诚论的解读，以“吾之本心”界定诚，诚与本心直接同一，诚被纳入到心本论的心学体系，赋予诚以道德本体的形上意蕴。本体之诚不仅是一切德性的根基和源泉，而且是德性的心灵之根。诚既有了心作为存在的根基，又使心获得了德性的内在规定性。本体之诚从超越、信仰的层面转化并落实于现实世界面体现诚之用，即是“成己”与“成物”，而“成己、成物一出于诚”，没有体用之分，诚本身就是即体即用的范畴。     

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思想

王国维与柳如是,是陈寅恪先生一生中曾给予高度评价的两个人。早在20年代末期,寅恪先生就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并礼赞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时隔二十余年,他仍表示这篇文字包含了他全部的学术思想,无所变更,并在50、60年代以十年艰辛著成的《柳如是别传》的     

《庄子》“道”“气”关系新探

在《庄子》文本中,“气”与“道”都是“哲学第一概念”。“气”与“道”两大范畴之间不存在属种概念之分,彼此之间是平等的,根本不存在谁统摄谁、谁说明谁的关系。换言之,在《庄子》文本中,存在着两种宇宙生成论：一是气论;二是道论。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形式上的系统”在《庄子》文本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造成《庄子》文本内在结构性与逻辑性矛盾的根本原因,可能与《庄子》一书的成书过程有着直接的关联。     

我国海上保险“最大诚信”内容新探

纵观有关我国海上保险“最大诚信”之论述,对其内容之界定或“述而不论”,或“论而不清”,本文试从我国现行法之法条出发,力求准确论证海上保险“最大诚信”之内容。     

“秦桧当政,姜夔隐居”考辨

“秦桧当政,姜夔隐居”,这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不必为此打笔墨官司。然而,七百多年来,许多文人笔记、历史典籍乃至新修方志,竟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两回事扯到了一起。诸如:“绍兴中,秦桧当国,(姜夔)隐居箬坑之丁山”(《嘉庆重修一统志·饶州府志·人物》);“(姜夔)因不满秦桧当政,隐居武康县”(《辞源》);“南宋著名词人姜夔乃江西鄱阳人,秦桧当政时曾隐居德兴箬坑之丁山”(《德兴县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读之犹如骨骾在喉,不吐不快。为廓清这一历史事实,笔者循着历史脉络,作了     

《水浒全传》中的宋元百戏伎艺考释

《水浒全传》成书经历了由宋元话本、杂剧发展演变而成长篇小说,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于是自有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后来又复有人起而荟萃收拾”(《中国小说史略》)。今仅就《水浒》(一百二十回本)中关于宋元百戏伎艺作一些考释,以冀有助从一个侧面窥见《水浒》成书大体上所经历的过程,进一步认识这部现实义杰主作所反映的社会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