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诗学建构

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的美学思想丰富复杂,可大致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呈现出一个明显的转型过程。前期(1938~1946),他以小说、散文等哲理意味和象征色彩浓厚的文本进行抽象的抒情,致力于生命形而上、非功利性的思考,表达对生命、美、爱的独特理解与终极追问;后期(1946~1949),他则依凭杂论、政论等形式展现积极介入社会的姿态,倡导民族国家、文学运动与社会政治的重造,传达出功利性的现实诉求。这种转型折射出特定历史阶段作家复杂矛盾的文化心理。     

对沈从文与卡夫卡小说的比较解读

沈从文与卡夫卡,都是具有世界级影响的作家,在面临现代文明摧残人类精神家园之时,他们在作品中不约而同地表达了恐惧和忧患意识。依据后现代主义理论,可从对现代文明的厌恶怀疑态度、文明社会的异化现象、人类社会前景的忧虑三方面比较二者对现代文明反思的异同。     

从史料的发掘整理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立——略论刘增杰的史料研究

刘增杰的现代文学研究起步于报刊研究,他从史料的发掘与整理逐渐开辟学术研究的"自己的园地",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出版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创建与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从悲剧角度解读沈从文小说

沈从文的小说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惊心动魄,却依然不乏给人以灵魂触动的佳作,这多归功于那层一直笼罩在他作品上的深重的悲剧意蕴。在他所构建的悲剧作品中野蛮落后的习俗、黑暗残酷的社会现实连同都市文明的侵袭像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铁链,整个人类生存的社会大环境导致了许多人悲剧命运的产生,不管是落后的湘西、文明的都市,还是生存在两者冲击的夹缝中的人们,或死亡或离别或扭曲人性或走上未了路,再加上那不可预知的偶然事件,将故事的主角一个个地引向了悲剧的结局。浓重的悲剧情绪弥漫其中,也许,作者正是要从这些悲剧中,呼唤人类最本真力量。     

从史料的发掘整理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立——略论刘增杰的史料研究

刘增杰的现代文学研究起步于报刊研究,他从史料的发掘与整理逐渐开辟学术研究的“自己的园地”,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出版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创建与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沈从文与新月派

沈从文作为一位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很大成就的重要作家，却与以诗歌见长的“新月派”有着微妙的关系。一方面，“新月派”对他步入文坛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作品大量发表于“新月派”创办的杂志上；另一方面，他又对所谓的“新月派绅士”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在他的都市题材作品中，表现出了对城市资产阶级生活的讽刺。     

论沈从文与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对中国现代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沈从文的文艺观、审美观、对知识的批判及文化重造的构想等方面都体现出与道家思想的内在精神联系。     

当下民谣类文学史料价值与文学史的再建构

新时期以来包括歌谣、民谚、顺口溜、打油诗、民间段子和笑话等的民谣类创作异常活跃,积淀下了大量的史料。它们中不仅有许多本身就以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构成了一种具有重要文学史价值的文学形态,而且还以其他方式与文学史密切相连,成为一个文学史无法分割的部分。目前其与当代文学史的关系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之派生的一系列问题还缺乏足够的探讨,已有的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基本上把它摈弃在外。如何调整既有的文学史建构格局,以使民谣类史料以适当的姿态进入文学史,是我们目前的当代文学史研究遇到的一个新问题。     

沈从文与20世纪先锋小说

自 2 0世纪初始 ,中国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无数次内容或形式的革命 ,每一次文学革命和文学思潮的到来都意味着一批先锋的诞生和浮沉。作为早期先锋中一位卓有成效的先行者和探索者 ,沈从文以其现代小说充分体现了崭新的现代意识 ,从内容到形式都展现了鲜明的先锋特质     

史料分类与文献分类

把史学理论与文献学理论结合起来,可以解决学术界关于史料分类与文献分类的龃龉问题。亦即首先把史料分成实物、文献、声像、口碑4大类,再把文献史料分为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张、电子多媒体6小类。     

悠远的牧歌与清澈的山泉——对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审美性解读

传奇与抒情是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主色调,其最突出的美学特征是对诗意的生命的张扬。当作者把他的理想人物、浪漫故事和现实相交融时,小说的主旋律便具有了牧歌情调。从他张扬理想这一角度看,他的小说应属于浪漫一脉。小说的风格如山间之水,自然、灵动、朴实、欢快。     

“抽象的抒情”与“乡下人”的文学理想——关于沈从文《抽象的抒情》的再解读

《抽象的抒情》是沈从文1961年未完成的一篇文学论文。新世纪以来,学界对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文学理念有许多不同的认识和阐释。本文从沈从文的现实处境以及中西方文化文学传统的碰撞中去对文本进行了再解读,认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是在中国抒情传统和西方现代生命哲学、心理学的影响下,结合自身文学创作实践的探索和试验而逐渐形成的,并重估了沈从文抒情理论在后五四时代文论建构中的意义和价值。     

日本细菌战罪行研究与口述史料

口述史料是根据个人亲身经历或见闻而口传或笔记的材料。细菌战口述史料是指与（日本）细菌战有关联的口传史料、回忆录、调查记录和访谈录。目前,日本细菌战口述史料搜集与整理的理论与方法相对薄弱、滞后,因此,研究者要有意识地、主动地、脚踏实地地投身到口述史料的采访、收集、整理与研究中去,利用历史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探求口述历史、口述史料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神之存在，依然如故”——沈从文神性小说的文化解读

神巫文化是沈从文创作中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也是深入探索其创作文化意义的重要关注点。作为现代文坛中最具边地色彩的作家,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立场上,频繁借用极具风情的文学意象,进行精美绝伦的“神性”书写。他笔下人物归于神性的命运,一方面挑战着主流文化的规约和城市生命的萎顿,另一方面也寄予了作家对民族文明在现代社会命运归宿的深忧隐痛。     

经验与幻想——再论沈从文早期都市书写中的自我呈现

沈从文1924—1928年间的大量城市题材作品,以第一或第三人称叙述人称视角呈现出现代主体被物质生存和爱欲双重压抑的内心经验,以内化的社会阶级眼光观看情感欲望,聚焦在由爱欲驱动的主体经验的心理描写,呈现出现代主体与都市的微妙关系。现代生活对主体经验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外在的物质生存的压力上,也体现在对主体生理爱欲需求的压抑上,这双重困扰源于社会身份的认同。社会阶级身份的差异在现代主体的心理层面产生扩大化的影响,让沈从文选择用幻想的力量表达现代主体的都市经验。     

沈从文与《晨报副刊》

《晨报副刊》在中国报纸副刊史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扶植培养了一大批作家,沈从文就是在徐志摩任主编时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梳理沈从文与《晨报副刊》两任主编孙伏园、徐志摩的复杂关系能够使我们对一个作家与一份期刊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自然人性·乡土诗性·和谐神性--解读沈从文的文学追求

沈从文坚守着自己"乡下人"的身份,从乡村中国的视角和价值判断来建构自己的文学及文化体系.这个体系包括紧密关联的三个方面:带有"五四"启蒙传统的对民族品性的思考与重塑;"乡下人"视角下"城"与"乡"对立所导致的对世俗的躲避和对自然人性的讴歌;基于对"人"更高意义上的关怀,他还对现代文明的弊病做了深刻的思考,庄严地呼唤和谐"神性"的建构.     

沈从文：人事、梦与文学叙事

沈从文创作之独特,源于其采用现实人事和梦两相混合的创作方法。沈氏创作或隐或显地将自己不同时期的现实境遇及其在心灵深处的投射组织进文学叙事,从而构成其文学叙事隐含的内在意蕴。因此,只有洞悉其现实人事境遇和心灵深处投射的真实本义,才可能有更接近对沈从文作品本身的理解。     

现代性:对抗与共谋——沈从文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

沈从文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表面上似乎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但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     

守常中的变异——解读沈从文的《边城》与《长河》

《边城》、《长河》都具有很浓厚的田园牧歌情调，又有或隐或显的现实关注。小说集中地反映了湘西人民的守常，同时用社会历史之变来映衬人性之常，同时又带有一点感伤的情调，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关注中国社会。内部的守常和外部环境的变异是两部小说共同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