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竞争的多样性特征溯源与影响分析

如果按照布莱恩·阿瑟的技术“组合”思想,那么人类身体本能为所有技术提供了组合的成分。然而,技术组合的无限性与人的有限性之间构成了一对矛盾,技术竞争的多样性特征促使稀缺性成为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沿着库恩的范式理论路径分析,技术范式发挥了掩盖或隐藏多样性特征的作用。多样性特征导致技术竞争与物种生存竞争之间存在着一系列显著差异,由此对人类产生了两重显著的影响：一是导致人类丧失了达尔文式的进化机制,二是显著提高了人类的社会化程度。     

霍金的超越

正"虽然我行动不便,说话需要机器的帮助,但是我的思想是自由的。"霍金不仅用他堪称励志大片的人生诠释了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即使身体受限,思想却不会——也展示了人类精神超越身体严重残疾的杰出能力。他写下的《时间简史》是很多人的书橱必备,如今,写下《时间简史》的人被带走了,但带不走的是他的精神。     

当代“监控”技术的伦理困境

基于网络技术、信息技术以及生物识别等技术的融合,"监控"逐渐成为人类世界的常态行为。此处所指的"监控"不是针对"物",而是针对"人",从学理上需要对"监控"进行重新解读。与此同时,监控社会日渐缓慢地、微妙地呈现出来。监控技术固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为人类社会带来便利及效率,但它对人类的身体自由、身体隐私、身体认知都会产生影响。因而本文从技术身体的视角对监控技术引发的伦理困境问题进行描摹,并对伦理困境进行反思。     

人类增强技术的合理性探析

在当前对人类增强技术表达诸多人文担忧的语境下，为了促进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将从三个方面对其合理性予以探析。首先，健康是人生命存在的最基本保障，人类增强技术对人的健康具有强大的优势和正向人文价值，对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等均具有维护和促进作用；其次，人类增强技术将人类推向一种后人类的理想形态，对人类增强技术带来人的自主性和人性丧失的担忧都是不必要的，人类的进化史、人的本质的生成性和人作为操作性的存在都充分表明后人类理想人的可接受性；第三，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增强技术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技术发展向人的回归，也是人的技术本质的展现。人类增强技术符合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逻辑，呼吁一种对人类增强技术的观念上的转变和对建构人类增强技术实践伦理的诉求。     

真实的自我与虚拟的身体——元宇宙中虚拟化身的具身性研究

在未来的元宇宙时代，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或多个化身在虚拟世界中进行社交、游戏、商业等活动，人类会有两种身体：真实的身体和虚拟的身体。这给传统的心身关系问题带来挑战：人类是否最终会离开身体的“牢笼”，以化身的形式在元宇宙中过上有意义的生活？“缸中之脑”思想实验与幻肢现象的哲学论证和经验数据表明，即使人类最终的归宿是进入虚拟世界，虚拟的身体仍然要以真实的身体为其奠基，两者之间通过技术的具身化和身体的虚拟化过程与意识主体共同生成。一方面，元宇宙技术及其重塑的社会文化、社会空间、社会关系重构了人类的知觉能力，拓展了身体的边界；另一方面，身体以化身作为新形式而走向多元化，使主体在更广阔的情境中呈现自我。     

基因增强的虚无主义面向与人文归宿

基因增强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巨大的人文争议。主要体现在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的针锋相对。二者虽有可取之处，却最终会陷入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结局。要化解“技术—社会”之间的矛盾，必须扬弃基因增强导致的人文关怀上的虚无主义，对基因增强技术的人文风险及伦理语境展开多维度透视，界定基因增强应坚守的伦理原则。基因增强的人文问题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此，可以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理念的指导下，在实践上寻求一条马克思式的“技术—社会”和谐发展之路，使基因增强技术更好地维护人的尊严、促进人类发展。     

现代人的体质处于最差状态

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彼得·麦克阿里斯特出版了一本名为《男性人类学》的新书。他在书中称,现代人类的运动员同人类祖先相比显得非常虚弱不堪。远古男性要比现代人跑得更快、身体更加强壮,而且体型也更加优美;甚至连远古女性身体的强壮度也要比现代男性强。他举了很多证据,证明许多澳大利亚史前原住民都能够轻松的战胜如今地球上跑得最快的人——男子100米和2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尤塞恩·博尔特。     

现象学视角的增强现实技术探析

增强现实的技术在人与世界之间增加了一个层面。从现象学视野出发,增强现实的技术丰富了感觉材料、增强了人的意识体验。感知分析是意向性问题的基础,意向性问题又贯穿人、技术与世界关系问题的研究。胡塞尔的分析忽略了物理世界,伊德的分析忽略了人对技术的原初感知体验。因此,结合胡塞尔的感知分析和伊德的"人-技术-世界"的结构,分析增强现实技术带来的人、技术与世界关系改变及技术意向性问题。     

超人类主义与生物保守主义之争——生物医学增强技术的生命政治哲学反思

生物医学技术具有双重目的:治疗和增强。随着增强功能的彰显,生物医学技术不再仅仅是寻求治疗疾病的健康技术,而成为重塑身体和改造生命的增强技术。更重要的是,生物医学增强技术在分子层面对身体和生命进行深度干预、塑造和设计,由此导致生命政治的转向,且形成了新的分子生命政治,产生了一系列的公众反应,从希望、不确定性到忧虑,引发了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围绕着生命的性质、新优生学的选择、社会自由权利的限度、社会分裂的风险、技术的政治管制等议题进行争论。面对此种争议,应当摒弃简单的支持或反对的伦理立场,国家需要在政策层面规范生物医学增强技术,以确保此技术的负责任发展。     

机体哲学视域中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成因与治理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伦理风险，突出表现为“人工进化”与“自然退化”相伴出现，“个人增强”与“社会冲突”相互诱发，“智能提升”与“心态失衡”并行发展，由此带来对人类生命健康、社会公正以及人格同一性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从机体哲学角度看，造成这些伦理风险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人们习惯用非机体的手段处理各类机体之间的关系，使得人工机体的存在形态、演化规律和管理模式借助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不断渗透到生命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之中，造成各类机体原有关系变得不稳定、不确定、不可持续。消除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需要借助机体哲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调整好各类机体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通过伦理治理引导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善用”。     

技术、信任与制度:我们会更安全吗?

安全是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保持自我独立性、完整性和自主性的制度设计和技术实现,是人类个体自我保护的一种防御姿态.在实现自然安全后,安全主要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双向信任,以及人与制度、技术之间的单向信任关系.从自然安全、熟人安全、制度安全到技术安全,技术在建构人类个体安全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作为蕴含安全属性的人工物,...     

增强与治疗之间——人类增强技术的应用困境

毋庸置疑,有两项技术将会主导21世纪的发展,决定人类未来的走向。一项是人工智能,另一项当属新兴的NBIC增强技术。如基因编辑技术和神经增强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实践之中,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趋势,他们深入探讨了各类增强技术及其伦理风险。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础性议题,即如何区分增强和治疗的界限。目前各种划界尝试均有缺陷,主要源于"正常"标准的流变性和文化相对性的影响。人类增强技术可能会引发不可控的风险,破坏个人同一性,甚至会成为通向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的门户,消解生而为人之意义。     

从“缺场共在”到“虚实共生”——元宇宙时代身体-技术的关系变迁

随着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元宇宙作为Web3.0演进的重要方向将对人类社会秩序带来深刻影响。基于身体理论的研究视角，通过比较网络社会不同演进阶段的身体-技术关系特征，认为“身体在场”是贯穿网络技术和身体关系的轴线。前元宇宙的网络社会使得人类实践的经验事实分化为在场与缺场两层空间，缺场交往的兴起使得身体能超越地理空间的限制而形成“缺场共在”；元宇宙社会将进一步把人类实践的经验事实分化为现实、镜像与原生的三层空间，并通过现实肉身、机器假身和数字化身建构起以“三身交互”为特征的全新身体实践结构，由此生产出“虚实共生”的新社会图景。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在风险述介

作为一种直接干预人类遗传基因的强大工具,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蕴含了极其巨大的潜在风险与文明忧患。由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在风险极具复杂性与特殊性,不但将引发健康风险、进化风险、遗传风险等生物性风险,且还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风险。如果运用不当,极易造成失控的严重后果,甚至将人类陷入难以拯救的危险境地。基于此,我们应从技术伦理的向度出发,以增进人类的幸福和自由为目的,尊重人的"自然"本性,增强技术主体的责任伦理意识并设置技术禁区,才能真正有效地消解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所引发的风险。     

技术的真理观及其意义

技术的真理观提出并不是否认科学知识、科学理论的真理性,而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贯通、融合,突出身体行动、技术实践的真理意蕴。实践之所以高于理论,是因为实践不仅具有普遍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马克思主义技术实践真理观不同于其他真理观的立意高远之处,就在于真理意义不仅是解释世界而且是变革世界,更重要的是达致人类解放的革命力量。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道家生命文化审思

新兴人类增强技术(HET)直接作用于“人”自身，使人从“自然人”逐渐转向“技术人”,从而引发人类对其产生深度的人文主义焦虑。道家生命文化将“生命”与对“道”的追求关联起来，并更注重对生命的人文价值的追寻，因而可以为人类增强技术提供更具人文主义色彩的价值指引。在目的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中“养生”“心斋”等概念为HET在人类物质与人文层面提供了“目的校正”;在认识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中“真知”“物化”等范畴引导HET消解“是非之争”,打破“成心”;在方法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以“道”为宗，以“以明”和“因是”为HET提供了方法论规范。总体上，从道家生命文化对HET进行人文主义审视，具有鲜明的自然主义色彩。从道家生命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思想资源可以得出，对于HET,并不在于一味地摒弃此类技术，而是“人文地”引导技术服务于人类最为“本真”的需求，服务于人类自身成长尤其是人文进步的过程。     

抛弃中心还是成为中心——现代性与无限空间观

在古代和中世纪,人被视为有局限的存在,身体的局限决定了人只能待在有限的宇宙的中心。现代人不再认为身体能够束缚心灵,于是摧毁了宇宙的边界,放弃了人类身体在空间意义上的宇宙中心位置,这实际上意味着人类心灵超越了空间,成为宇宙万物的真正中心。     

试论高技术与人的异化

高技术的自主性逐渐增强,改变对象开始向人类自身扩展,甚至威胁到人之为人的存在.高技术时代科技与人的异化变得愈发严重.人类可能逐渐失去对技术的控制,会被技术奴役.在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人的异化非常明显.人文和绿色技术是高技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人类利用药物增强的伦理考量

本文在探讨当代高新科学技术下人类增强的三种明显特征的基础上,考量了人类药物增强对人的健康和安全、自主与尊严以及社会的公平竞争制度、社会稳定等可能的伦理社会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人类药物增强在技术上、伦理上以及法律上的可行性条件。     

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范式转换:超人类主义的伦理视角

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引发了"增强时代"的超人类革命,同时也激起了生物保守主义与生物进步主义的伦理论争。面临着新技术展现形式带来的伦理质疑与挑战,超人类主义试图寻求伦理范式和伦理视角的转换以对后人类伦理进行合理辩护,即关乎医学功能转移、技术逾越性和人性改良伦理范式转换的后人文主义转向和复合性技术转向。因此,面对人类增强技术研发与应用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需要在允许的限度内进行负责任创新、完善监管机制以化解伦理困境、解决伦理难题,使人类增强技术能在人类普遍认同的伦理框架内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