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民主化向度——哈贝马斯的技术观

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的扩张导致了民主的缺失，为此，他立足于交往行动理论，提出民主的第三种模式——话语民主。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作为商谈活动，具有民主化的向度，科学（技术）与政治和社会公众之间可以进行民主对话。     

科学知识的公共性与科学知识生产的民主化

科学知识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具有公共性。学院科学时代,科学知识的公共性表现在生产方式的集体见证和实验的公共展示、对自然和社会认识的秩序化;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知识的公共性扩展到科学问题提出和解决的公共性、科学知识承认的公众化、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协调发展的凸显。科学知识公共性凸显的进程,伴随着科学知识生产的国家化进程,政府科技评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国家创新系统逐渐实现了科学知识生产的国家化,是科学知识公共性在科学知识生产组织方式的具体表现,使科学知识生产成为一个公共空间,必须按照公共领域的规范进行生活活动,需要重视和协调不同社会主体的意见。但是,科学共同体在步入社会阶层和权力序列中,在筹措所需研究经费中,无法避免迎合精英阶层的价值偏好和遵循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科学知识生产需要走向民主化来保证科学知识的公共性和服务于公众。     

科学的多元规范论何以可能?

从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到科学实践民主化,科学的规范结构处于多元化的不断增殖中。多元规范论是对科学规范演变新阶段的一种描述,同时也是规范性的。科学实践的介入性标准所引发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逆性,这要求演变结构中的"内核"、"纽带"、"新介入者"之间能够保持必要的张力,而不是厚此薄彼。因此,多元规范论又是一个适度的分离主义框架,从差异性出发重塑科学的内核,以及优化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     

“良序科学”理论的科学民主化论证

大量的社会运动推动了STS学界对科学民主化的研究,这些理论或经验研究以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为基础,从而招致理性主义者的拒斥。面对科学哲学对这一问题的长期失语,基切尔的"良序科学"理论为科学民主化提供了完整的哲学论证。首先,通过实用主义的温和实在论,基切尔保留了科学对真理的客观发现作用;进而通过对纯科学及科学自治理想的批判,表明了科学应该促进更广泛的道德、社会和政治价值;而后,他将科学应当促进的价值表述为公民偏好的满足;最后,为了满足公民的集体偏好,要把科学对真理的追求放在一个民主的框架中来进行。     

科学知识合法化的新解释--社会认识论的视野

文章通过对科学知识合法化问题的引出，论述了在目前西方学术界得到认同的三种社会认识论解决方案，并重点论述了富勒尔的社会认识论思路。文章指出富勒尔的政治定位的社会认识论既是描述性的，同时又是一种规范性的研究，它对于理解科学知识民主化、科学的运行以及科学的大众参与，均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     

信息通信技术对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影响

信息通信技术(ICT)已经改变了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使科学知识生产呈现出许多新特征.本文分析了导致科学体系不断进化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三个途径,从科学知识生产的信息资源禀赋、科学家之间的合作、科学知识生产的仪器设备和科学研究的组织形式四个方面阐述了信息通信技术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进而探析了e-Science的结构、功能和目标取向,指出科学研究的信息化代表了未来科学知识生产的发展方向.     

科学的地理研究:一项争议中前行的事业

文章将科学地理学、科学知识地理学、科学社会地理学、科学文化地理学等研究归结为"科学的地理研究",并接受利文斯通《将科学置于地方》的主张,在地方、区域、全球空间耦合的框架内重新评估了目前存在二元论倾向的科学的空间研究和科学的地方研究两种倾向,重新将科学的地理研究框架表达为:科学的空间研究、科学的区域研究、科学的地方研究;这一框架中的三项研究与科学社会学、科学的文化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基于将"地理"视为科学发生和运动的"媒介",科学的地理研究能够揭示出科学活动可以在地点/地方、区域、全球之间获得耦合,而不必是地方与全球之间的二元对立。     

知识民主化对公共决策的影响

知识民主化的思想与实践形成于20世纪末,回应了20世纪中叶以来大科学发展中社会因素的彰显以及科学知识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从而深刻影响了公共决策。知识民主化对公共决策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要求公众参与知识生产,利用公众掌握的地方性知识和公众的价值判断,优化公共决策;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知识的预设性偏见和不确定性的风险规避上,通过采取一定的知识民主化程序,对专家知识与公众知识和公众的价值判断进行有效调和,以服务于风险社会下日益复杂的公共决策需要。     

逻辑冰峰上的人文主义——论石里克的科学人文主义思想

石里克的科学哲学蕴含着丰富的科学人文主义思想,它主要体现于以下三方面：（1）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积极建构肯定人类理性和科学知识的人文价值的“科学世界概念”;（2）展示科学创造的动力与“青春激情”和“游艺自由”之间的紧密关联,张扬科学求真的人文意义;（3）以逻辑分析和心理学揭示人性的基本规律,倡导追求现世快乐和自我实现的科学人生观。石里克的科学人文主义努力在科学与人文、传统与革新、理论与实践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将“逻辑的冰峰”置于“人文的大地”之上,为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增添了一条颇具启发的道路。     

论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公民科学

公民科学是一种让公众直接参与到具体科学研究项目中的知识生产新模式。公民科学倡导知识论层面的科学民主,强调公众专长对知识生产的价值。在公民科学范式下,公众与科学的关系在重构,公众既是科学知识的消费者,又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者,是知识共生机制的重要力量。公众对知识生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数据的收集和数据的共同创造。公民科学是开放科学的一种实践路径,通过让公众参与科学研究以理解和信任科学,这样,公众与专家在互动中实现互信,从而利于走出单向度信任机制的困境以重建科学公信力。因此,公民科学具有重要性和可能性,但其也存在限度,所以走向“负责任”“适度”公民科学具有合理性。     

科学争论及其意义

无论人们在形式上赋予“争论”多么不同的表述,但从本质上讲,“争论是科学知识集合生产的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关于概念、方法、解释和应用的分歧,是科学的真正生命线和科学发展中的最重要的创造因素之一。”所以,争论是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活动过程的自然的产物,它在各种不同的科学概念、方法、解释和应用之间,创造了一种内在的必要张力,从而保持了科学进步的动力学机制。     

论以技术为中介的科学认识的变化

现代科学研究的技术中介日益加重,作者以康德的认识论为参照论述了技术介入后的科学认识的三种变化:一是人对观察的认知体验与对观察的信念巨大的分离;二是科学知识的判断过程完全走向工具的外化阅读之上;三是康德那里自然的合目的性先天调节原则因科学的技术基础的复杂化而转化为技术进化本身的目的性,造成科学变革受技术基础的牵制.     

在科学与政治之间:重新发现纽拉特

近年来兴起的对左翼维也纳学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逻辑经验主义的政治学维度上。要深入理解左翼维也纳学派,须重新发现纽拉特的科学政治学,分析统一科学运动的政治蕴含。纽拉特对于科学与政治的基本规划至少包含了:科学与政治是同构的;科学应作为中立的工具服务于人类福祉;科学可以为民主政治提供样板。统一科学运动在推进科学民主化、对抗极权主义、倡导自由主义政治对话方面具有积极意义。这些科学政治学思想对后世的科学哲学及STS的很多研究方向有重要的预见性。     

共建: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社会”品格

关于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问题,历来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和讨论,其中从本质主义转向建构主义体现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出现,那就是强调社会的共建。爱丁堡学派和巴黎学派对科学知识建构的社会性有深入的探讨,彰显了科学知识生产的群体性。在群体或不同的文化中生产科学知识离不开协商,且科学知识的生产也离不开科学的争论,同时在争论中也会产生协商,研究科学中的协商问题突出了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群体沟通特性,最终将迈向群体的共建。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辩证本性日益通过"共建"这个范畴表现出来,人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共建科学知识的辩证法"。     

知识生产形态初探--兼论科学史论与科学认识论的结合

科学史是科学分识生产的历史，它离不开人类最基本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影咱。同物质生产相对应，科学知识生产可分为采集型、模仿型和制造型三种形态。科学史(含学科史)由此表现采集、模仿和制造三个不同阶段的依次更替及其相互渗透和包容的过程。从这一视角研究科学史，突破了纯粹经验描述式或单一逻辑演绎式的科学史观，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科学史与科学认识论的统一。     

科学的社会契约与后常规科学

科学的社会契约描述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是政府以经费资助和给予科学家自治权来换取科学发现及技术创新。随着科技活动的发展,科研方式、科技与社会的关系发生变化。契约的两个隐含前提——科研诚信与线性模式——受到了理论的和现实的不同方面的冲击,使原契约关系受到了挑战。后常规科学描述科学知识生产的新状况中科学知识质量标准的转变以及对同行评议的质量控制方式的扩展,为科学的社会契约的调整方向从理念上提供了启示。     

科学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经济学分析——国外科学知识经济济学述评

科学知识经济学把科学知识作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以"科学基本上是社会的"这个命题作为出发点,明确以经济学术语描述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把来自新制度主义经济学、非合作博弈论、信息理论等领域的概念付诸应用.它对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机制的阐述在理论上有助于应对科学相对主义的威胁,在实践上对制定科学政策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解释学批判--追问SSK理解科学的先见

库恩以解释学为特征的范式理论解构了科学的特权地位，凸现了科学的历史与境性，这使科学知识社会学赢得了合法的学术地位。而强纲领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论原则，其核心是以控制为目标的因果型解释模式。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本体论的解释学蕴涵和方法论的工具理性共同构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先见，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张力是导致科学知识社会学一方面取得许多成果，另一方面又面临巨大的理论困难的根源所在。     

补充抑或替代?——STS视野下的信息通信技术与科学知识生产

信息通信技术(ICT)极大地变革了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文章从学术交流方式、知识表达方式、知识的评价过程和科学家的社会分层四个方面阐释了ICT对于传统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补充性作用,从知识生产的多样性、异步性、开放性和实在性四个维度探析了ICT变革科学知识生产中存在的张力,并指出,ICT是传统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有益补充。     

论科技政治空间张力的互动

科技政治空间存在着三种根本的张力:价值张力(取向的离合)、权力张力(干涉与自由)和契约张力(委托与代理)。它们分别作用于思想、规范及运作三个层面。正是这三种张力的有机结合,推进着科技与政治之间互动关系的不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