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二战后科技政策的范式转变

政策范式往往决定了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政策问题的界定、政策目标的设计、政策工具的选择和政策资源的利用。一定的科技政策范式既可以体现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整体科技政策内涵上,也可以体现在某个具体政策上。科技政策范式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对科技活动起指导作用。如果科技政策范式不能提供解决科技活动所出现的新问题,科技政策作用就会变弱,从而出现科技政策范式的转变。二战后,科技政策经历了"为国防而科学"、"为工业而科学"和"为民生而科学"三大范式转变。     

生态文明逻辑下的绿色技术范式建构

生态文明是关于人与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文明模式,绿色技术范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绿色技术范式的建构要以生态文明的逻辑旨趣为前提,而生态文明的逻辑旨趣包含了本体逻辑、价值逻辑、历史逻辑三个大的方面。基于生态文明逻辑旨趣的绿色技术范式建构也应当从技术本体范式、技术价值范式、技术制度范式三个大的方面入手。     

通用人工智能的数学基础初探

通用人工智能(AGI)的数学基础,是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这两种途径之外的第三种研究途径或方法,其核心是区分计算机的算术范式与学习机的统计范式乃至理解机的几何范式以及贯穿三者的逻辑范式,三类机器之间实现不同数学范式的相互映射和相互转换。其目的是探寻AGI的数学基础,这是智能机自动编程和理解各类模式的关键。如果通用学习机是AGI的基石,那么通用理解机则是理解毕达哥拉斯、康德和哥德尔等深刻哲思的关键。其意义在于:明确了探讨三类机器的统一数学原理的问题与探寻AGI的数学基础之间的关系,同时明确和验证了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之间的关系。     

开放式创新2.0范式的理论阐释——内涵特质、实现模式及大学向度

全球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创新范式的持续转型,创新范式经历了线性闭合式创新——开放式创新——开放式创新2.0的逻辑演进过程。开放式创新2.0范式是一种以整合协同、共同创造共享价值、创新生态系统等为典型特征的新一代开放式创新范式。政府-大学-产业-公众或公民社会"四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是开放式创新2.0范式的典型实现模式。在开放式创新2.0时代,面向大众创新创业的开放式创新大学正在成为大学发展的新向度。     

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范式转换研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即从马克思主义一元论转向多元论、从科学的逻辑—认识论转向社会—文化论、从技术中心论转向人中心论。以上范式转换表明:从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到俄罗斯科技哲学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俄罗斯科技哲学在思维习惯、理论旨趣、叙事方式等方面都有别于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一方面,范式转换使俄罗斯科技哲学更具有国际视野,富有活力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信仰主义的长驱直入,也会使俄罗斯科技哲学失去其原有的深刻性和独特性,间接伤及到俄罗斯的科学事业。     

论科技政策背后的利益主体——以美国胚胎干细胞研究为例

科技政策体现了不同集团的利益差别,由于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权衡和妥协,科技政策必然成为它们利益博弈和协调的产物。本文以美国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政策演变为例,探讨了政策演变背后三个重要利益主体(国家、政党和民众)的利益诉求状况,特别对民众主体在科技政策制定中缺乏话语权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博物教育的建设性蕴涵——论新教育范式的演进逻辑

古往今来，众多教育模式主要归属于两种范式：古典博物范式和数理范式。在古代，博物学占据主导地位，绝大多数教育都是古典博物范式教育；近代以来，数理范式教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很多教育模式，如通识教育、素质教育、STEM/STEAM教育，都属于数理范式教育。在原有范式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蕴涵着一种新范式——“博物教育”——出现的可能。在现代博物传统和数理传统相兼容互动的背景下，基于博物论和认知科学的发展，新博物教育被提出来，它是一种具有建设性价值的整全性的新教育范式，有其自身的演进逻辑。     

量子多世界理论的范式转换

多世界理论的范式结构是在相对态解释的基础上,基于不同的理解和视角发展出的包括多世界解释、多心灵解释、多历史解释在内的多种解释范式的集合。整体来说这些解释范式都是对形式体系的一种理解,缺乏经验上和常识上的验证,完全是在理性推理和逻辑演算的基础上加入了个人的理解而做出的论证。因此,要深入理解多世界解释的内涵和本质,需要从整体上对各个解释的范式结构及其转换进行全面的理解和透视。本文将对多世界理论的诸多范式结构转换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述。     

从宗教社会学新范式看科学与宗教

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在中国学术界虽不乏探讨,但迄今尚未见到从宗教社会学新范式的视角探讨科学与宗教的论著。启蒙运动以来世俗化理论框架下的宗教认知一直在东、西方广为流行且影响深远,近二十年确立起来的宗教社会学新范式则揭示了一种新的宗教认知和新的宗教观。认识宗教社会学新范式对于全面、客观地理解科学与宗教、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乃至对于科技与社会领域的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和拓展意义。本文首先阐发了为"范式"一词重塑辉煌的思考以及相遇"新范式"的机缘之幸;继而简要介绍了宗教社会学新、旧范式的主要差异,新范式中的科学与宗教之观点;最后就新范式对于科学与宗教以及科技与社会(STS)研究可能的启示进行几点思考。     

DNA双螺旋模型确立了分子生物学范式吗？

ＤＮＡ双螺旋模型被普遍地当作分子生物学范式的奠基者，但史实却并不尽然。本文从分子生物学范式的方法纲领、逻辑基础和共同体心态三个方面对分子生物学与ＤＮＡ双螺旋模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并划定分子生物学的几个重要发展阶段。     

日本、韩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实践及启示

由于世界各区域之间在科技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教育培训以及参与创新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各国、各地区在推进区域创新的方式、政策和发展的重点上形成了不同的特色和趋势,进而形成了区域创新体系的不同模式和类型.笔者在2006年春参加在东京召开的"2006年中日韩科技政策研究研讨会"的基础上,对日、韩两国在推动区域科技创新方面的做法和近期研究动态作一概述,以期与读者交流.     

系统科学哲学理论范式的发展与构建

系统科学哲学在不同的研究阶段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范式,主要有一般系统理论范式、自组织理论范式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范式。一种力图运用系统概念、以复杂系统整体论理念为核心、以超越还原论的系统方法论认识和处理系统复杂性问题的系统科学哲学体系正在逐步成熟。中国系统科学哲学理论范式的构建,需要在科学哲学的层面,对各个理论范式进行新的分析和概括。特别是,需要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整体论思想,用现代系统科学的语言重新阐释,吸收融入系统科学哲学的思想和方法论之中;以认识和处理复杂性为核心,提炼出复杂系统整体论、复杂系统原理和复杂系统方法论;在中国社会实践中发挥和发展其独特的方法论价值。     

环境伦理的建构逻辑

环境伦理作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伦理支点,其建构逻辑是环境伦理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前提基础,它揭示了环境伦理作为一种哲学范式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通过对环境伦理的理论前提、环境伦理的本质规定、环境伦理的内在根据三方面剖析,试图为环境伦理建构逻辑的合理性提供运思路径。     

科技术语汉译名中的增词现象

英汉两种语言的构词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为了使汉译的科技术语更具理据性 ,往往需要增词。增词的主要途径有 :逻辑增词、修辞增词、常识性增词。其总体目的是使汉译术语符合汉语习惯 ,显得更为形象、生动。     

科技重奖政策的特征,评价与走向

科技重奖政策的特征、评价与走向严金海“重奖有突出贡献科技人员”作为一项新科技政策，在我国各级地方政府有广泛实施的趋势，其影响越来越大。科技重奖政策对科学技术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奖励、科技人员工作条件与待遇的改善，以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产生着...     

技术使用者研究的三种主要范式及其比较

在大众多元文化取向引导下,科学技术论领域呈现一种明显趋势,即把关注点从科学技术的生产转向科学技术用户及其使用。文章集中对国外有关技术使用者的研究进行梳理,概括出三条来自于不同学科传统与范式的研究路径,即哲学范式、文化研究范式和经济管理学范式,逐一检视了它们的理论背景、分析视角、核心概念、基本观点和方法论,进而通过比较探讨了它们共存与竞争、互补与整合的态势。     

中国NIS演进视域下科技中介的角色及走向

产生于中国"政府指令型"NIS重塑时期的科技中介,在中国"政府导引型"NIS、"政府协调型"NIS时期功能不断完善、角色不断演变,并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概念。学界关于科技中介及其角色的研究较少聚焦于中国NIS演进视域,并将其角色"黑箱化"处理。本文考察了我国科技中介在中国NIS演进的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变化,进而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出发,基于科技服务链与创新链融合、开放式创新及服务创新的新趋向,对我国科技中介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思考。     

科技术语汉泽名中的增词现象

英汉两种语言的构词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为了使汉泽的科技术语更具理据性，往往需要增词。增词的主要途径有：逻辑增词、修辞增词、常识性增词。其总体目的是使汉译术语符合汉语习惯，显得更为形象、生动。     

促进产业集群与区域创新体系的关联

产业集群是同一地域内的企业结成网络,在知识分享和交互中享用外部性的一种产业组织方式,多是市场自发形成的.产业集群与区域创新体系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政府的适度干预是可行的.国外集群政策的发展经验也是在创新体系的框架下,构建产业集群的制度环境和主体间的对话平台.我国的科技政策应促成产业集群与区域创新体系的进一步融合.     

科研诚信范式及其认识论和方法论意蕴

"科研诚信范式"是在批判继承"默顿范式"、"科研过程诚信"以及美国国会CRI相关思想基础上而得以确立的。作为一种培育负责任研究行为的伦理文化环境,科研诚信具有科学家个体与科研机构或组织等双层内涵,并受到来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其在认识论上不仅能合理解释和预测科研不端行为的演变机制,而且在方法论上能正确引导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科研机构的相关政策设计以及科研人员的行为,特别是自2007年以来的四届世界科研诚信会议,逐步形成了科研诚信的全球共识及其实践的国际拓展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