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技术伦理规约的特性

现代技术伦理规约既不仅仅是对技术主体的规约，也不仅仅是对技术客体的规约，而是对技术主体与技术客体相统一的动态过程的伦理规约，其本质是过程规约。过程规约具有过程性、层次性和或然性的特性。     

现代技术的伦理困境与重建

技术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自然属性规定了技术的使用限度,社会属性蕴含着人类越过技术使用限度的可能。技术使用处于限度之内,技术是为人的;越过其限度,技术将面临伦理困境。现代技术的伦理困境是一个理性悖论:工具理性的技术,作为人类追求自由与解放的手段与初衷,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逐步走向其对立面。其根源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要超越现代技术的伦理困境,人类必须充分认识技术的使用限度,大力发展绿色技术和人性化技术,重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     

诠释学的科学哲学与诠释学的实在论（英文）

本文将诠释学的科学哲学的原则与传统的哲学诠释学的原则放到一起。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后者的批判性议题的成立与否,取决于两个可疑的论断:科学探究令认知关系实体化,该实体化明确而又决定性地判定了科学对认识论上的客观主义的承诺。本文勾勒了拒斥这两个论断的方案。它反对如下假设,即科学探究由于缺乏资源来仔细审视展开探究过程中的认知关系的语境表述而备受困扰。在发展一种反对该假设的诠释学论证的过程中,本文讨论了一些与理解科学探究的反身性有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引入了在探究过程中与语境相关的诠释学情境概念。这种版本的诠释学的科学哲学在本文中成败攸关,它在有关实在论的争论中提出了一个立场,该立场有资格成为一种诠释学的实在论,这恰恰是那种与任何形式的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与认识论的基础主义断然决裂的实在论。     

技术本质特性的批判性阐释

有关技术的本质特性始终是技术哲学领域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本文以批判性视角探讨了技术的本质特性,它们是：技术的复杂性、多样性;技术的两重性;技术的价值负荷性;技术的相对自主性和技术的文化渗透性。文章强调,批判性思维是我们把握技术本质特性的有效方法之一。     

应然与实然:现代技术伦理风险的文化治理能力提升

现代技术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福祉,同时也引发重重的伦理风险。现代技术伦理风险内蕴着丰富的文化属性,技术主体的文化选择作为现代技术伦理风险防范的关键,要求利用文化调控技术伦理风险。通过对现代技术伦理风险消解与文化治理能力提升从应然到实然的系统剖析,探求面向现代技术伦理风险文化治理能力提升的实践路径,以此来规约和消解现代技术伦理风险,实现对技术伦理风险的防范。     

存在论与诠释学视域下的技术哲学——海德格尔论技术的本质

后期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规定可以看成一种"技术存在论",技术被理解为形而上学的本质。相反,早期海德格尔则试图营造一种"技术诠释学"。与学界将两者对立的通常做法不同,笔者建议,将两者看作两种互相关联、互相统一的技术哲学。而要理解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则必须回溯到早期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techne[技艺]概念的阐释中,突出技艺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和解蔽方式的意义,突出技艺与明智的区分和联系及其中蕴含着的诠释学原理。     

技术伦理面临的困境

本文讨论技术伦理研究中面临的多种困境.在提出技术伦理涵盖的三个层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道德多元现象带来的基本伦理原则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之间的矛盾等现象,而现代技术所具有的单一性、创新性、功能潜在性与发展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则决定了传统的伦理准则无法提供对这些特殊之处的解决办法.在以上意义上,可以说技术伦理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能够提出什么样的答案,而在于它本身体现了(包括了个人在内的)人类社会对自己的活动的反思、说明、辩护、批判,说明我们发明了技术,在使用着技术,但我们本身不是技术.在更大的程度上,它说明了人类意识到技术发展是可以被控制的,是可以按照人的设计发展的,是社会自信力的表现.对技术伦理的关注宣告了技术决定论的结束.     

现代生物技术伦理价值冲突的哲学思考

对科学和技术做整体评价,简单地断言它是天使或者魔鬼,都容易陷入某种片面性.对于不同境遇下具有不同需要的主体而言,科学和技术具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对于科学和技术研发、运用的具体问题研究,无疑会丰富和加深我们对于科学和技术的全面理解.以下对现代生物技术伦理价值冲突的哲学思考,就是这种具体问题的分析.     

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

近代科学革命以前的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就近现代自然科学而言，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它完全是诠释学的；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它的基础是诠释学的，但常规的自然科学研究却不是诠释学的。     

哈贝马斯对技术解放潜力的阐释

当代西方发达社会,技术作用发生变化,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哈贝马斯用劳动和相互作用的范畴对此现象作出阐释,认为西方发达社会技术作用的变化,是与目的理性活动系统和制度框架这两个社会的不同层面的合理化的消长进退相关的,技术解放潜力实现的关键,在于区分两种合理化,消除两者的混淆,完善和改进制度框架的合理化.     

希兰的知觉诠释学-现象学

知觉的诠释学-现象学是希兰科学哲学的核心内容。希兰用海德格尔生存论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改造,为知觉的现象学分析奠定了本体论基础。希兰知觉诠释学-现象学的基本内容包括:知觉的诠释学属性、知觉的现象学结构、知觉知识的必然性与多元性等。希兰的知觉诠释学属于多元的实在论。     

技术伦理研究范式探新——杜威技术伦理的方法论及其价值

杜威生活的时代,技术的发展加速了美国社会的巨大变革。面对传统伦理学无法解决的技术伦理难题,杜威提出了融合道德理论中三种不同的要素,在自然满足与道义之善、技术的功能性与意义性的共存中探寻技术伦理的可能性。这种将技术伦理之术与德相结合的方式,转变了传统的将技术的手段善与目的善、功能性与意义性相分离的二元格局,有助于当代人对技术生产的价值定位及对技术产品的道德交换与伦理享用。     

高新生命技术的伦理问题

高技术的推广应用引起人们对人体客体化的忧虑,以及对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关注。高新生命技术的伦理的特点是它对社会或人类的影响深远,以及在利用高新技术干预人体过程中涉及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因此必须开发的战力调控这些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本文集中讨论异种植和基因治疗中的伦理问题,认为对某些高新生命技术应该采取“有罪推定”的政策,在提供证据它不会给人类带来严重危害前,应该 暂停在人体上试验,但可以进行动物和体外试验。     

科学技术的伦理追问和价值关怀——《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评介

<正>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精彩纷呈,它已经成为当下人类社会及其环境中的一种无所不在的重要因素。通过与产业革命的对接和市场机制的联姻,科学技术改变世界的作用方式不断拓展,能量级别超乎想象。当人们陶醉在由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丰裕而便利的世俗生活之中时,却不无惊讶地发现,人类文明的根源正面临着整体性的巨大威胁:精神生活遭到强力挤压和科技活动可能引发的高风险后果。消解这种威胁,从困境中突围,当然需要多种努力。     

技术发展与伦理秩序

本文考虑到在技术哲学中“技术负荷道德价值”命题较之“科学负荷道德价值”命题更易被人接受，主要集中讨论技术伦理问题。通过对既有文献的考察注意到当前技术哲学研究正在从一般技术批判转向技术伦理探索，认为现代技术发展目前面临着敬畏生命和生命牺牲、控制世界和世界失控、生活改善和环境破坏的伦理困境，最后提出了在公民、企业、政府和全球层次上构建技术伦理秩序的基本线索。     

应用伦理学:伦理致思范式的现代转换

应用伦理学决非是所谓伦理学原理在具体生活领域中的应用,也不只是词语的改变,毋宁说它是伦理学面对市场社会建立以来出现的诸多伦理难题和伦理困境所完成的人类伦理致思范式的一次总体性和根本性的转换。领域不同,利益主体及其关系相异,伦理规则就不同,试图找到一种适合于一切领域的所谓的基本原理已不再可能。领域化、问题意识与问题研究、追寻意义、辩护与批判是应用伦理学的根本特征。     

"以道驭术"——我国先秦时期的技术伦理及其现代意义

“以道驭术”是我国先秦时期技术伦理的基本思想特征。儒家、道家、法家、管子学派和墨家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以道驭术”的原则。这一原则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农业耕作、手工业技术和医疗活动，其合理成分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残疾人智能辅具技术的伦理反思

残疾人智能辅具技术是现代社会帮助残疾人回归正常生活的重要工具。残疾人智能辅具技术的发展呈现出安全保障全面化、人机交互学习化和技术产品模块化的趋势。残疾人智能辅具技术能够修复残疾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建残疾人与社会的关系、优化残疾人与自身的关系。在残疾人智能辅具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中存在尊重伦理、身体伦理、公正伦理和责任伦理等方面的问题。解决这些伦理问题,需要在残疾人智能辅具研发中发展人性化技术、合理把握技术使用限度、建构公正技术体制和恰当评估技术责任分配等。     

专题：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规范

正编者按:人工智能是本刊持续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伴随人工智能的兴起,有许多新的伦理问题需要得到有效的理论处置。本次专栏推出四篇从不同角度讨论人工智能相关伦理问题的文章。李建中的文章从科学研究的偶然性出发,反思了在决定论的人工智能语境中,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郭林生、李小燕的文章讨论了算法的伦理属性和伦理功能,并提出了算法伦理可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