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宗教:从史实到理论

20世纪美国的"猴子审判案"和"平等对待"法案引起了创世论和进化论的世纪之争,但这不过是历史上科学与宗教三次历史性碰撞的缩影.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力学运动定律和达尔文的进化论都先后对宗教提出了挑战,促使宗教通过重构和发展新的学说做出回应.根据伊安·巴伯的看法,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可以被分为冲突、无关、对话和整合四种类...     

从功能主义到交换理论:科学奖励系统研究的范式转变

科学社会学的默顿范式认为科学奖励系统的实质是承认,这根源于它的功能主义范式以及"科学中的社会"的研究取向.随着小科学向大科学的转变,默顿范式的缺陷与不足日益暴露出来.哈格斯特洛姆、李克特、拉图尔和伍尔加等人以"社会中的科学"为研究取向,运用交换理论的范式对科学奖励进行分析,认为其实质是交换.     

从科学逻辑到科学语用学--论科学解释模型的范式转变

科学解释从亨佩尔"演绎—规律"模型到范·弗拉森语用学解释模型的发展,显示出的是一种范式的转变,即从以语形和语义分析为基础的静态逻辑向以语用分析为基础的动态语境的变化,它深刻地反映了科学哲学的发展和演变路径,标明了语用分析方法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手段已全面地渗透于科学哲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中。     

修辞参与科学:从文本到实践

修辞作为一种实践在三个重要层面上参与了处于社会情境之中的科学。在科学交流部分,修辞参与了科学文本的制式化过程、同行评议、争论和理论选择;在科学家个人独白式的写作中,修辞发明协助构成了好的论证;在科学认知中,修辞贯穿了从个人经验到形成理论到确立知识的整个过程。     

理论与实验的关系:从哈金到劳斯的发展

哈金和劳斯在理论与实验关系问题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由于二者在"科学实践"以及"科学实在"概念上理解的不同,造成两人对理论是否是一项科学实践活动,理论与实验是否彼此独立而存在上出现分歧。在通过对比二人的主要观点后,得出如果要真正了解实验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应该把实验与理论置于科学实践的概念下去理解。应该从传统科学的静态的科学实验观转变成动态的科学实验观,从一维科学实验观转变成多维的科学实验观。     

从科学哲学到科学社会学

本文对从科学哲学到科学社会学这一元科学研究发展趋向作了评析。认为：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难以将社会历史的观点贯彻到底;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弥补科学哲学的局限性,而且也为整个元科学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是,科学社会学（特别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也有其自身的限度,并不能取代科学哲学对科学内容本身作深层的研究。     

从花神到植物学:论科学的女性标签

植物学在18、19世纪的英国成为盛行的文化活动,女性的参与尤为突出。女性与植物学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她们与植物的形象也常常被联系在一起,加上当时女性受限的科学教育、性别意识形态、林奈新方法的简单易行和植物学本身的特点等原因,让女性活跃在植物学文化中。植物学也因此有了性别化的标签,这为科学性别色彩的探讨提供了最直接的例子,以此追问和反思科学史研究中各种"女性"标签的局限性,如女性科学,女性气质的科学,女性主义科学等。     

从存在到演化:科学转向的形而上分析

存在与演化是两种宇宙观,也是建构科学范式的形而上基础。存在论范式主张以不变的"存在"来认识世界,其内核包括不变实体、严格决定论与还原论、齐一性。演化论范式主张以变动不居的"演化"来认识世界,强调运动不是演化,演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创造性过程。当代科学范式正在经历从存在到演化的转向。     

科学论的转折:从科学-哲学传统到社会学的视野

科学既是一种实践活动，也是一支文化力量。反科学传统的不同变种很少反对第一种意义上的科学，他们的矛头主要指向作为文化的科学。理性主义科学哲学实质上采取了一种“科学家的视角”，它不自称为科学实际上却是科学在文化上的同盟。科学知识社会学则采取了一种“旁观者的视角”来审视科学，它自称为科学并运用科学的方法，实质上属于文化上的反科学阵营。     

超越"科学大战":从对立到对话

本文在对“科学大战”产生的背景、原因以及争论的焦点问题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针对英美学术界尤其是拉宾格尔和柯林斯等人致力于超越“科学大战”的努力进行了讨论，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从对立走向对话正在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发展趋势和潮流，我国学术界应当从中得到某种启示。     

科学与宗教:同源、对立到对话

科学与宗教既非绝对对立关系,也并非简单的互补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表现为不同的特征。从动态的视角考察两者的关系,既符合历史,也符合逻辑。古代自然科学依附于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神学,两者同根同源,难分彼此,很少对立。近代自然科学日益发展壮大,独立于宗教神学,两者表现为对立统一的特征,但冲突是主流。而在科学昌明的现代,科学观念占主导地位,宗教让步于现代科学,两者关系缓和,以对话为主,宗教表现出了鲜明的科学化的倾向。     

从分化到汇合:科学与人文的历史走向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当代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当代许多社会基本矛盾(人与自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教育改革、人的自我完善等)都与此有关.两种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相互关系有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是由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方式决定的.     

从"科学为科学"到科学为人类

"在科学获得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牢固基础以前,它需要合法化的外部来源."([2],p.18)17世纪的科学家们不得不为其工作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其中一个最有力的理由是为了"赞颂自然的伟大创造者"上帝而工作.这种"科学为上帝"的观念在很多科学家的言行上体现出来.玻义耳在其临终遗嘱中,他祝愿皇家学会的会员"在其值得称赞地致力于发现上帝杰作的真实本性的工作中,取得快乐成功".([2],p.127)而当时最著名的动物学家弗朗西斯·威鲁比,由于过分谦虚而不愿发表他的著作,只是当他的同仁一再坚持说发表这些作品是赞颂上帝的一种方式,才答应发表它们.     

从科学的社会研究到科学的文化研究

后库恩时代的科学论的进展是从科学的社会研究走向科学的文化研究，其实质是科学观念的变迁，即以实践的科学观取代表象的科学观。宏观上对科学论的进展作出描述，提出科学的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难题以及解决进路，即强调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实践性与反思性特征。     

科学理论的结构:从范畴论的观点看

在当代科学哲学中,科学理论的句法观和语义观之争是一个核心问题。句法观指出,科学理论是一个带有部分解释的形式演算系统。语义观指出,科学理论是一族科学模型,以及这些模型与现实世界的同构信息或相似性信息。经典的句法观和语义观忽视了形式演算系统或者科学模型族上的结构,从而可以被看成是平坦科学观。如果在科学理论的经典句法表示和语义表示上赋予适当的结构,则可以论证句法观和语义观不仅是相容的,而且是本质上等价的。这一结构丰化过程是通过对平坦科学观进行范畴提升而实现的;不但如此,范畴论还进一步导出了理论的等价和理论的2-范畴等重要概念。     

从自发到自觉:技术创新失败挽救的理论基础

技术创新失败挽救开始得到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关注,但其背后的理论依据还不清晰。提出技术创新失败挽救的本质是释放失败项目的价值,基本的战略思维来自于创新者认知的进化,对失败项目观察视角的转换是发现挽救机会的关键,在失败项目挽救活动的启动过程中适合采用效果逻辑的决策方式,并从创新生态系统的范畴出发管理挽救过程。     

逻辑的计算进路——从莱布尼茨到图灵的逻辑发展

现代逻辑肇始于莱布尼茨,在布尔和弗雷格处发生了分流,形成了所谓的逻辑的代数传统和逻辑的语言传统,然而,无论是代数传统亦或者是语言传统都与莱布尼茨的逻辑学纲领(即:"作为科学、数学和哲学"的基础)相去甚远。在图灵机理论中,图灵核心阐述了"自动机"和"指令表语言"这两个概念,这两者很好地契合了莱布尼茨关于"理性演算"和"普遍语言"的构想,可以说,图灵机理论最为接近莱布尼茨的逻辑学纲领,也跳出代数传统和语言传统,另辟蹊径,形成了一种新的"作为计算的逻辑"传统(也可以称为"计算传统")。"作为计算的逻辑"实质上是一种"主体转向","以往的逻辑"是当仁不让地以人类为主体,研究的对象是人的思维、自然语言种种,"作为计算的逻辑"则是将计算机作为信息处理的主体,研究的是计算机的处理方式以及人与计算机的互动关系。     

从陈述到创新：新世纪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方向

在20世纪特别是最近的20年里,中国的科学哲学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其主要成绩包括：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科学哲学名著;介绍和研究了众多国际知名科学哲学家及其流派;对科学哲学的不少专题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不少学者还涉足国际科学哲学前沿做跟踪性的研究等...     

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初期

文章讨论了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作者认为,这两个时期共产党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即:强调发展科学技术为现实需要和国家建设服务。其原因在于:在这两个时期共产党面临着相似的严峻形势,同时延安时期培养的科技干部在建国以后的科技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这一强调科学技术功利性的指导思想对中国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还指出:延安时期就已萌发的对科技工作统一规划和管理的思想,在建国初期吸收了苏联的科技规划工作经验后,终于使科技发展规划成为了整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章还论及中国共产党为更好地领导科技事业而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和利用所作的尝试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