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负责任创新”

目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在众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工智能虽然为人类带来巨大利益,但也带来不确定的风险。近年来,在欧美国家兴起的"负责任创新"旨在解决科技发展中的责任伦理问题而提出的理念,这为人工智能的创新与发展提供理论思考与现实应对的路径。运用负责任创新的理念和方法进行人工智能伦理责任的规制或者嵌入,使其形成具有道德的决策和行动,从而促进人工智能良性、开放、健康和包容的发展,推进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和谐共存。     

面向技术本身的人工智能伦理框架——以自动驾驶系统为例

人工智能产业界在解决伦理问题时发现,技术专家无能为力。当转而寻求伦理专家给出方案,如自动驾驶在电车难题情景中撞向谁的伦理决策方案时,伦理专家发现自身难以承受如此责任。从现代技术哲学经验转向视角来看,这是技术和伦理相互独立甚至对立引发的后果。理想的治理方式是将人工智能技术与伦理融合成一种面向技术本身的人工智能伦理框架。基于"设计情景-使用情景",结合人工智能的两种技术设计思路"人工的智能"(AI)和"智能增强"(IA),这样的伦理框架能够解决自动驾驶面临的问责难题。     

技术调节视角下的人工物道德功能探析

技术中介理论认为技术对人的感知和行为发挥着调节作用。维贝克在道德物化思想中进一步提出,技术人工物作为道德能动者,能够对人的行为和决策产生道德意义上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从伦理实践进路来看,技术人工物的引导功能侧重于主体性的"个人-德性",有助于个人德性的塑造和养成;而规范功能侧重于主体间的"社会-秩序",强调社会公共空间中人的行为规范。尽管技术人工物有其自身的优势,但仍需理性对待其在伦理实践中的局限性。总之,道德物化从"后人类主义"的视角,提供了一种新的伦理实践进路。     

人工智能“合乎伦理设计”的理论探源

人工智能设计是为了满足设计主体的目的而制造人工物的过程,设计是合目的性与合价值性的统一,设计体现设计者的意愿,设计关注设计的目的、行为以及人工物的功能。与其他技术人工物不同,智能机器具有自身推理能力与自动决策功能,为了更好地设计人工智能客体,为了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功能,必须对其理论基础追踪溯源,对其理论来源与理论前提进行充分挖掘,才能保证人工智能设计在设计之初把人类规范与道德嵌入到智能机器中,才能规范智能机器的发展。     

技术人工物的意向性分析

人工物的意向有"被指"和"能指"两种状态。前者涉及人工物的意向源及其变现问题,即人工物是人类意向的凝结物,其意向主要源于设计者和使用者,是设计者和使用者使其由虚在走向实在,由非存在走向存在。人工物的"被指"状态决定人工物的意向具有外生性。而现代人工智能的介入,使人工物的意向具有了内生性。但内生意向以外生意向作为基础。后者涉及人工物的意向功能问题,即当人工物被变现以后,它也必然会以上手状态而指向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从而进一步实现人改造自我、他我以及世界的目的。     

关于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理论的述评

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是指技术人工物具有功能和物理结构双重属性,其探究的是技术功能与物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技术功能与设计者、使用者的意向之间的联系;在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理论被提出后,它受到了米切姆等学者对其合法性的讨论;技术人工物两重性的划分及其所探讨的设计者与使用者的意向关系,开启了技术-伦理实践的征程,这促使荷兰学派基于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开始探求技术应用伦理这个课题。     

关于“技术功能失常”概念的思考

技术功能失常研究是技术功能理论研究的扩展和深入,明确技术功能失常概念是技术功能失常研究的一个重点,又是技术功能失常伦理责任和法律责任认定的依据。针对目前工程和技术实践中技术功能失常相关概念的多元性和模糊性,要想建立一个统一和较完善的技术功能失常的概念框架,必须明确工程实践中技术功能失常的特征和边界,并且要符合界定技术功能失常概念的精确性、完整性、灵活性、明晰性标准。     

“非自然性”作为技术人工物的本体论差异

"非自然性"(去自然化程度)表征着技术人工物的本质属性,反映着技术人工物的本体论身份,因而构成了技术人工物之间的本体论差异。技术人工物的环境影响与其本体论状况具有相关性,即"非自然性"的高低决定了其环境风险的大小。因此,对技术人工物的本体论追问,即"非自然性"分析,可以找到其外在环境影响的内部根源。     

技术知识的“葛梯尔问题”刍议

柏拉图提出了信念、真和辩护三要素的知识定义,该定义无法将各种类型的技术知识纳入其中,且"三元论定义"的"葛梯尔问题"同样也存在技术知识之中。有效性是技术知识的主要特征,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以有效、信念和辩护为三要素的技术知识定义,使各类型的技术知识都统一在这定义之下。技术知识在人的技术实践下,以成功物化为技术人工物作为标准为其有效性提供辩护,且可通过人们的使用进一步检验技术人工物是否有用。对技术知识的定义及"葛梯尔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促进了对技术知识的认识论探讨,而且丰富了技术知识与技术认识论的关系内涵。     

直觉：技术人工物二重性“难问题”的新方案

技术人工物二重性及其产生的"难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本文尝试将直觉作为解决问题的新方案。首先讨论"经验转向"中"经验"的本真含义,发现其既包括外部经验又包括内部经验,而这种内部经验在技术实践中就表现为直觉。然后,从对"难问题"的历史考察中发现,对于结构-功能之间的本体论标准已经开始转变,这就为直觉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并由此转入直觉如何将技术人工物纳入到实践层面中的讨论,即把直觉作为默会知识来进行研究,通过形成"实践感"在主体与技术人工物之间建立联系,来表明直觉可以作为技术实践的基础。     

“硬技术”与“软技术”:论米歇尔·福柯的技术哲学

我们可以把米歇尔·福柯看成是一个技术哲学家。一方面,福柯区分了"硬技术"与"软技术",认为前者是指技术物及其制作活动,后者是指与治理功能密切相关的实践理性;另一方面,福柯也提出了一套技术分类学:即作为"硬技术"的生产技术和作为"软技术"的权力技术、符号系统技术和自我技术。在这一技术分类学视域下,"硬技术"与"软技术"之间的相互交叠、相互转化,构成了一个连贯的技术体系。福柯因而深刻地洞见到技术与权力、技术与真理以及技术与伦理之间的本质同源性。     

当代“监控”技术的伦理困境

基于网络技术、信息技术以及生物识别等技术的融合,"监控"逐渐成为人类世界的常态行为。此处所指的"监控"不是针对"物",而是针对"人",从学理上需要对"监控"进行重新解读。与此同时,监控社会日渐缓慢地、微妙地呈现出来。监控技术固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为人类社会带来便利及效率,但它对人类的身体自由、身体隐私、身体认知都会产生影响。因而本文从技术身体的视角对监控技术引发的伦理困境问题进行描摹,并对伦理困境进行反思。     

技术人工物价值模糊的责任伦理之维

技术人工物在其价值的现实呈现中存在价值模糊现象,主要表现为价值认知的由自、价值抉择的偏狭以及价值敏感的冷漠三个方面。传统责任伦理在应对价值模糊带来的挑战时,往往会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而面临某些伦理责任危机,它们集中体现在技术价值共同体内部价值相关者的伦理责任失度,即设计者的价值知识责任失衡、决策者的价值权力责任失当以及使用者的价值反馈责任失位。对此,以一种新的视角为技术价值相关者构建具有道德合理性的技术价值责任思维范式,形塑以责任自觉为导向的技术价值至善态度,完成其在伦理责任层面社会意志与主观意志的内外协调统一,不失为超越技术人工物价值模糊所引发伦理责任危机的一种可能的思维进路。     

荷兰学派人工物理论的困境与突破——人工物分析“形态”维度的现象学拓展

荷兰学派的人工物理论是对当代技术哲学、工程哲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成果。其"功能"与"结构"之间的"逻辑鸿沟"以及由此导致的"心物二元论"等问题使得该理论面临困境。突破这些困境的出路在于转向现象学,荷兰学派仅从"结构"和"功能"概念对人工物进行逻辑分析是不够的,必须增加"形态"维度的现象学分析,本文进而提出从"结构"、"功能"和"形态"三个维度去建构现象学的人工物理论。     

基于“人工智能+”经济模式创新的分析

随着互联网不断深入社会经济和大众生活,人们发现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活动的基础,互联网发展为"互联网+"。而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拓展,人工智能也必将深入大众生活的各个领域,发展成为"人工智能+"。大量在市场上被广为采用的活动证明,人工智能技术在经济模式创新和平台创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引领着人们对基于新技术的新经济模式的探索。但是人工智能在经济模式创新中依然扮演着要素角色,而不是基础角色。目前成熟的人工智能技术偏向于基础应用,呈现工具化、零件化的形态。而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潜能,应以人工智能为基础,让传统模式去适应人工智能,让各类经济要素在人工智能这个平台上找到最佳位置,而不是让人工智能在传统平台上找位置。这时,经济模式的创新就从"+人工智能"进入到"人工智能+"。这不仅是一种经济创新模式的转换,也是思维方式的变革。     

技术人工物作为道德行动体:可能性、存在状态及伦理意涵

学界对"技术人工物能否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持肯定答案的观点较多关注技术人工物不断增强的社会角色,持否定答案的较多关注道德行动体的标准哲学概念及其既有定义、特征。回答该问题的关键在技术人工物是否满足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具有意向性和自主性是存在物成为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技术人工物基于技术功能和物理结构两重性之上的三元意向性、基于技术中介理论的差异自主性,使其满足了成为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在"人-技术"综合存在中只有技术人工物的自主性和道德敏感性强于人的时,它才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技术人工物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既扩展了技术设计者的伦理责任,又拓展了伦理学的理论视域。     

专题：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规范

正编者按:人工智能是本刊持续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伴随人工智能的兴起,有许多新的伦理问题需要得到有效的理论处置。本次专栏推出四篇从不同角度讨论人工智能相关伦理问题的文章。李建中的文章从科学研究的偶然性出发,反思了在决定论的人工智能语境中,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郭林生、李小燕的文章讨论了算法的伦理属性和伦理功能,并提出了算法伦理可能实     

社交机器人“单向度情感”伦理风险问题刍议

将人工情感作为社交机器人的典型特征之一已经成为学界共识,由于人工情感的不真实性和人类情感的真实性之间的失衡性关系,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风险问题,其中主要体现于社交机器人对人类同理心的"操控性"和其"欺骗性"。人类需要从法律、伦理监管,社交机器人的优化设计,以及人类对自身的道德、价值观念的调整等方面着手才能有效地应对相关伦理风险。     

预知性技术伦理消解AI科林格里奇困境的路径分析

人工智能的关键特征是采取最优行动,而该特征会直接导致人工智能难预知性和风险性的属性,进而使其社会负面影响呈现出早期难预测和后期难控制的特点,此称为人工智能的科林格里奇困境.而单一的技术向度解决科林格里奇困境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特性提出了严苛要求,导致其适用范围的局限性.鉴于此,我们引入了现代伦理方法:预知性技术伦理(ATE...     

“智能革命、城市与人类未来”研讨会在上海科学会堂召开

正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贺信中"处理好人工智能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课题"的精神,2018年9月27日,由上海市科协、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承办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智能革命与人类深度科技化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