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差赋权:人工智能技术赋权的基本形态、潜在风险与应对策略

参差赋权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赋权的基本形态,揭示了人工智能对党政部门、社会媒体与公众、技术生产部门三大主体赋权过程及其结果的不均衡性特征.这种非均衡性的扩张和深化可能会导致社会遭受"技术利维坦"、"信息茧房"与"公民离散"、"技术鸿沟"相互叠加的社会风险.基于此,从技术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参差赋权的特征来看,防止参差赋权风...     

人工智能技术伦理治理内在路径解析

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为人类对其进行治理提供了可能。伦理对人工智能的嵌入体现为作为伦理型道德能动体的人类对其发展的管理与责任承担。根据具体技术的发展过程,伦理对人工智能的嵌入先后按照四个阶段进行:在设计阶段进行伦理嵌入,以人工智能专家为主导,通过"预测-评估-设计"模型实现人工智能的道德化设计;在试验阶段进行伦理评估,以评估委员会为主导,通过伦理效应的预测与识别、伦理问题的分析与澄清、以及解决方案的开发与确定来修正和完善人工智能开发方案;在推广阶段进行伦理调适,以政府部门为主导,通过制度调适、舆论调适和教育调适三种路径,实现人工智能与社会价值系统的顺利融合;在使用阶段,以使用者为主导,通过对他者、对世界、对技术以及对自身的责任的主动承担,来确认自身作为伦理型道德能动体的地位,并为人工智能伦理潜能的实现提供支撑。     

建构友好人工智能

在人工智能得到高度重视并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中,我们应该努力建构一种友好人工智能,使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避免或减少负面影响。从政府管理层面看,需要加大人工智能社会影响研究,实现智能社会的公平正义,加强对人工智能科技的监管与调控。从技术层面上,需要保证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控性、稳健性与人性化,实现人工智能算法的公正性与透明性。从公众层面上看,需要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正确认识人工智能威胁论,克服人工智能技术恐惧思想。从关系层面看,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人工智能研究应该以"友好人工智能"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建构友好人工智能应该成为全社会的非常明确的努力目标。     

基因编辑技术治理的三维伦理考量:问题、困境与求解

基因编辑技术在人体的广泛应用会带来多维伦理治理问题。基因编辑技术在技术风险、人性道德、社会秩序和治理实践等层面形成四大基本伦理问题，由此造成四大伦理困境：基因编辑技术的不确定性带来安全伦理困境；改变个体道德基础导致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困境；系列伦理失序问题带来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多元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性引起伦理治理混乱困境。求解基因编辑技术伦理治理的四重伦理问题和困境，可尝试采取四大伦理策略予以破局：一是用负责任创新的审慎态度对待基因编辑技术，破解技术安全伦理困境；二是做好人性道德本体论的理论创新准备，破解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伦理困境；三是追求制度正义，破解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四是寻求多元共识的伦理治理原则，破解区域自治与全球共治的伦理治理混乱困境。     

基于符号互动论的人工智能价值分析方式

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和价值判断大相径庭，而这种价值判断以及价值判断的来源缺少有效的分析。基于符号互动论，人工智能存在“社会符号”与“互动个体”两种形态、“利益”与“伤害”两种价值。以两种形态与两种价值对人工智能的价值形成进行分析，可得出不同个体或群体对人工智能的价值判断以及价值判断的来源。该分析方法聚焦于个体或群体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和感知的形成机制，能够帮助理解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成因，从而为人工智能设计、决策及治理提供一种微观新思路。     

人工智能的价值矛盾与应对路径探究

价值诉求的多样性使得人工智能蕴含着不同的价值目标,形成了人工智能的价值矛盾。将这种价值矛盾及其造成的冲突限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以保证人工智能的主流价值目标与多样化价值诉求实现融通,则需要通过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共同应对。在技术层面上,通过价值写入和评估,以实现主流价值成为人工智能的规划价值;在社会层面,通过价值调适以保障人工智能的社会化过程能够实现其规划价值,但究竟能否实现这种规划价值,则有赖于使用者与人工智能共同构建的使用语境。在使用语境中,使用者以规划价值为基础,能够展现自身的创造性和价值诉求,从而形成具有个人风格的实现价值,使得人工智能的价值矛盾冲突在在应用中达到圆融。     

高新技术治理难题及其应对策略

技术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和展开基础。作为现代技术的前沿领域,高新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处于成长和摸索之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其治理过程也展现出一系列新特点,法律与道德等传统治理手段一时难于发挥规范和引导作用。这就需要人们在传统技术治理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订高新技术的治理策略及其方案;依据不同高新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的不同阶段,规范和引导高新技术的持续健康发展,造福人类社会。     

论技术主体的社会建构

技术主体是与作为客体的技术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并以对方的存在为存在基础的一对哲学范畴.技术主体是在技术产生、发展、应用和完善过程中起主导性作用的角色.技术作为人的主体性的展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行动,通过与人和社会的互动,社会地建构了技术,同时人也在根据由自身推动的技术发展的进程和模式塑造和建构着人类自身,并被多种社会因子所建构.这种建构从本质上表现为历史性、社会性与过程性的统一.     

科学主义与高技术时代的社会危机治理

科学主义及其主导下的专家精英决策体制是激化高技术时代社会冲突、引发治理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生物技术领域的诸多前沿进展和科学社会学的观察研究正在从多个层面挑战这种主流的科学文化观。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各国首先通过技术评估的策略来化解当代社会的治理危机。随着社会治理环境的变化和治理难度的升级,其相应的模式逐步从经典式技术评估走向参与式技术评估、论辩式技术评估和建构性技术评估,总体取向是不断扩大公众参与的空间和深度,逐步消解科学主义及其主导下的技术精英决策体制的负面影响。欧美各国的社会治理经验值得正处在自主创新调整期的中国社会思考和借鉴。     

人工智能“伦理迷途”的回归与进路——基于荷兰学派“功能偶发性失常”分析的回答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由于人类社会认知的不匹配,在伦理方面,就可能形成对人工智能的一种"伦理迷途",即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恐慌或者盲目崇拜。荷兰学派的威伯·霍克斯和彼得·弗玛斯通过对于"功能偶发性失常"的分析,提出技术人工物的功能失常是其功能和结构之间关系的一个普遍现象,反对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恐惧或者盲目崇拜,进而对人工智能的功能认知提出了理论进路。即解决方案既要从技术人工物自身方面解决,也要从技术使用的不确定性等技术人工物的社会性方面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