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日影测验与儒学

西方历法传入中国过程中,中国传统历法及其儒学基础不仅起着积极的接引作用,而且传统历法的宇宙观与认识论对西方历法进行了重新建构。康熙朝发生的三次日影测验中,天文预测是否精确成为评判中西历法优劣的唯一标准,其深层原因是儒家天人感应观对精确测天的诉求;进而,客观中立的观察是检验天文预测是否精确的证据,儒学重视"见闻之知"的认识论传统是其思想来源。     

唐君毅中西人文精神重建思想对文化创新的启示

《人文精神之重建》（又名《中西人文精神之返本开新》）系唐君毅先生代表作之一。唐君毅上承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之传统，外感世界文化思潮之流注，力图疏解中西古今若干文化观念之冲突，以重建人类之人文精神。本文力图剖析、对比研究唐君毅人文精神重建思想与文化创新的关系，并诠释其对文化创新的启示。     

唐君毅中西人文精神重建思想之比较研究——唐君毅人文精神重建思想的现实依据和意义

《人文精神之重建》（又名《中西人文精神之返本开新》）系唐君毅先生代表作之一。唐君毅上承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之传统,外感世界文化思潮之流注,力图疏解中西古今若干文化观念之冲突,以重建人类之人文精神。本文力图剖析、对比研究唐君毅中西人文精神重建思想,并诠释唐君毅人文精神重建思想的现实依据和意义。     

冲突与融合:宋代历法改革刍议

南北两宋分别有"八改历"的现象,其改历行为频率高、周期短,情况之复杂、斗争之激烈,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都是非常少见的。这种现象的背后,既包含官方与民间、天命与正统、理学与历学之间的冲突与竞争,也是雅俗之分、华夷之辨、古今之争在宋代的延续和异化,体现了科学和政治相融突、相和合的鲜明特征,间接推动了宋代历法相关的工具创造与技术创新。     

元代《几何原本》为何没有影响中国思想传统——回回天文学家的语言世界、群体目标和种族烙印

《几何原本》曾是元代钦天监所用书籍,为何它所代表的西方科学思想核心未能影响古代中国思想传统?本文提出三个尚未见系统涉及的假设。第一是语言的障碍,元代阿拉伯天文学家的母语是阿拉伯语,他们来中国后的入乡随俗,应当是随"操蒙语的蒙古人"之俗,而不是随"操汉语的汉人"之俗。第二是元代中西天文学展现出"差异",它没有像明末清初中西天文学凸显出"冲突",这是由于回回历法服务于伊斯兰信徒,以及回、汉天文台独立运行,客观上减弱了交流的动力。第三是李约瑟所说的古代科学带有种族烙印性质,具体而言,回汉天文学缺乏共同的数学语言,古代中国天文学和数学均具有坚强的传统,使得《几何原本》只有留待近代科学的兴起后才重新在中国被赋予意义。     

梅文鼎的无神论思想研究

星占和选择术是中国传统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之际的来华传教士出于文化优越感,指认其为迷信而加以拒斥。梅文鼎受西学影响,对星占和选择术抱有排斥和批判的态度,反映出他的无神论思想。梅文鼎提出星占之术是来自古代历法不精密,以及历法之理未获普及之故;选择宜忌等术数,也是术士牵强附会,制造各种惑世诬民的言论。他的无神论思想对其孙梅珏成产生很大的影响。     

政治权力与天文管理——杨光先任职钦天监始末辨析

康熙历狱审讯过程中,因辅政大臣以为杨光先精通历法,清廷执意任命其为钦天监官员。杨光先上奏陈述其不知历数等理由,五次请辞无果,因而被迫任职。杨光先上任后,极力打压监内精习西洋历法之人,却无真正可依靠之人治历,以致在编制历日一事上出现重大争议。当康熙要求用测验的办法检验中西历法之优劣时,杨光先在测验中败北,黯然离职。杨光先不谙历法的事实从未改变,改变的只是执政者处理此事的依据——主观臆断还是客观测验。清廷中央政权权力更迭成为决定杨光先命运的关键,而钦天监官生的命运亦在钦天监权力更迭中演绎同样的沉浮。清代政治体制中,政治权力决定天文管理的取向,权力执掌者认可的准则即是选择钦天监人员的标准。     

中国天文大地测量的历史演变

从中西天文大地测量形式和内容的不同着手,讨论了唐代一行的天文大地测量,指出一行的测量目的既是为了满足历法制订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为了满足唐玄宗关于测定地中的要求。一行通过测量确定地中的实践是失败的,这导致宋代学者放弃了对地中的寻找,把天文观测的注意力完全放到了直接影响历法精度的天文仪器制作和恒星观测上。郭守敬的天文大地观测规模巨大,成就斐然,其本质是对一行天文大地测量传统的回归,也存在令人不解之谜。康熙时期的全国地图测绘,广泛应用了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学知识,但其目的则与天文学发展无关。它标志着传统测绘的现代化,也意味着传统天文大地测量的终结。     

宋代律历研究及律历赋

律历学在宋代受高度重视。在国家层面上展开讨论,绵延百余年,成为中国律学史上最大一次讨论。焦点集中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对黄钟律数、五音二变和历法改革等多方面提供意见,影响直至晚清。宋代律历赋是律历学大讨论的文献补充,它们出自当事人之手,引入宋代新学,针对性、学术性强。涉及了宋代浑仪特征与历法校验;律历革新和求历元法;从易数上推究律历的生成法则、律历一体的造历方法;从义理、性理学说窥测律法等。唐宋律历思想的差异,深刻反映了唐宋文化观念的不同,可以对宋代学术、文化的价值取向窥见一斑。     

中西会通的困境——崇祯改历五星推算的争论与较量

本文讨论了主张采用西法的历局在崇祯七年三月的日食预报出现严重失误后,接任徐光启的李天经为何上疏建议测验五星推算来校验历法疏密,以此来挽回历局面临的颓势。研究认为崇祯七年至八年期间,各方在测验行星同度,以及木星犯积尸等多次中西天文学较量中,历局的西法并未占据明显优势,反而由此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此外,在五星推算的争论中,由于人力不齐、测法未尽、标准不一等原因,以及崇祯皇帝坚持"折衷画一"的态度,使得历法修订和中西天文学的会通工作再次陷入困境。     

宋代改历中的"验历"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

“验历”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改革中重要环节之一。验历的内容从汉代使用日月天象扩展到唐宋时代使用五星天象,这不但反映了历法技术上的进步,而且也揭示了五星占与历法的互动关系。通过对10世纪末宋代《乾象历》验历过程中使用的汉以来的五星天象的考证和分析,说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不仅仅具有星占学上的意义,而且具有历法上的意义,五星天象观测成为促进历法改革的重要的技术上的因素。研究表明,古代的五星天象记录绝大多数是可靠的,是当时的实际观测描述。出于政治目的而伪造“荧惑守心”和“五星会聚”的情况当是特例。另外,中国古代历法改革,既是科学活动,又是国家政治活动。历法及其天象推算技术（如五星天象）,总是在这种技术与政治、国家与科学的张力中得以进展,并受到制约。     

西学、传教士和王韬的春秋历学研究

春秋历学研究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王韬(1828—1897年)在西学和传教士影响下,重新考订了春秋时期的历法和日食,其成就达到了新的高度。文章介绍其历学著作的内容,分析他从事该项研究的原因,考察他对中西历法的融汇与折衷,并再现了他与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年)、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899年)等人的学术交往。     

数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历法--评曲安京著《中国历法与数学》

曲安京所著《中国历法与数学》一书，探讨中国古代历法中天文常数与算法的构造机理及其数学思想，对上元积年、渐近分数、内插法、历法中的公式化计算等历法中的重要数学问题进行了原创性的研究，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观点与论据。该书把数学史与天文史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思路也是富有启发性的，是一部成果颇丰的交叉学科性学术著作。     

海上丝路与中国天文历法在日本的传播及影响研究

经过海上丝路有大量汉文科学典籍传入日本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天文历法知识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文中通过史料调查和实证考察,探索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天文知识传日背景;研究隋唐时期,随着海上丝路的发展,日本留学生(僧)把中国天文知识传至日本的详情,尤其考察了唐历《宣明历》在日本使用八百多年之久的缘由;继而分析了宋元明时期,中国传统天文历法持续传日,并对其传统学术建构产生的深远影响。结论认为研究中日传统天文历法的关联性,不仅有助于认识海上丝路文明对日本传统科技的影响,对提升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北魏鲜卑人的宇宙观——从鲜卑人的祭天礼制看宇宙观的变迁

鲜卑人来到盛乐以后,在首次举行祭天仪式时,就受到了汉文化的改正朔思想的影响,其施行的正朔就是参照了周正历法。并且该历法一直延续到孝文帝太和十八年。而北魏建国时又施行夏正历法,可以说两种历法并行是北魏的历法特点。其次是鲜卑人在漠北生活期间,其宇宙观是天圆地圆,进入中原以后,开始逐渐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转变,而方坛正是两种宇宙观交汇的产物。最后是"天子"作为天之子祭天,不但是完成祭天礼制,也有表达"孝"的人间伦理的含义。从而天子与天构建出汉文化独有的"孝"的宇宙观思想。北魏建国时便接受了"孝"的宇宙观,并对其后的唐王朝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清之际望远镜的传入对中国天文学的影响

望远镜曾对17世纪欧洲天文学产生深刻影响,天文学的意义因之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明清之际,望远镜随欧洲天文学一起传入中国,并在当时天文历法改革的中西法斗争中为欧洲天文学最终被接受起了重要作用.在历法争斗中,望远镜曾作为"要器"观测交食,使得观测精度和公开性大大提升,确立了西法在交食预测方面的优越地位.另外,通过其观测到的天象,中国天文学家改变了对日月、五星、恒星甚至整个宇宙的认识,这为第谷体系在理论层面上被接受提供了经验支持.     

朱熹“入于圣贤之道”科学思想:以天文历法思想为例

宋儒朱熹非常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其科学思想涉及天文学、历法学、地理学、气象学、生物学等学科。朱熹对于自然界事物的研究是在格物致知的框架内进行的,是格物致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穷形而上学之理,在于修己治人、"入于圣贤之道"。朱子对于自然界事物的研究,其理学的成分稍多,科学的成分略微不足。如朱熹的天文历法研究侧重于从思想上把握宇宙的演化与结构,而对当时在天文观测和历法方面的研究进展关注不够,对于宇宙结构理论的某些具体细节尤其是定量方面研究不足。     

技术、理性与现代性批判

现代技术既给人类带来进步与繁荣,又带来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现代技术问题是当前人类面临难题之一.作为现代性运动必然结果,"技术问题"不仅反映了技术与自然之冲突,还透射出肇始启蒙的现代性文化之固有矛盾.理性是现代性运动的核心文化理念之一,从启蒙理性到技术理性之蜕变以及技术理性之过分张扬是技术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     

阴阳历食限为何不等

中国古代历法中的日食食限和视月亮到视黄白交点的距离有关,它是历法家为了判断日食和计算食分而给出的数值。在《大衍历》以后的历法中,通常会给出阴历食限和阳历食限,分别用于阴历和阳历的日食判断和食分计算。通过构造中国古代日食食限的理论模型,证实中国古代历法中的日食食限应该与月亮视差有关,而且日食的阴历食限和阳历食限并不相等,二者之差近似等于日食时差最大值的2倍,由此澄清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中国古代历法中日食食限的争论和批评。     

中国古代历法家对"算理"的探究

在中国传统历法中,某些算法的设计有时极为复杂,它们所考虑的精度要求很高,但在实际运算中并不是必须的。这些算法的设计,一方面反映了历法家对计算精度的高度追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对某些计算的算法原理的深入探究。以宋元时期的太阳黄道日度算法和隋唐时期的月亮中心差算法为例,通过探讨这两种为了“以究算理之微”而特别设计的精细算法的天文意义与造术原理,可以看到传统历法家为了追求“算理”而付出的令人惊异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