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治理中的算法公共性及其实现

随着公共事务治理场景中算法工具的广泛应用,算法治理逐渐成为公共管理或治理的新形态。算法治理以公共利益或公共价值的实现为根本目标。而基于技术政治视角的分析揭示了算法的政治性,它不仅可以被应用于实现特定政治意图,其本身的技术特性也会与特定政治价值相关联并产生社会政治影响。因此算法自身的公共性应当成为算法治理的重要基础。算法公共性包括算法的公益性、公开性与公平性三个方面,它们在现实治理实践中面临着异化风险。算法公共性的实现需要一种参与式设计的新理念,它强调通过算法设计过程中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来实现社会整体价值的嵌入与算法技术发展方向的调整,从而使算法的技术属性更好地契合公共性价值。     

政府的技术治理逻辑

基于赋权与监管的分析框架,在全球化背景与地方治理的情境中,本文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府的技术治理逻辑。研究发现,技术向公民和政府进行了双向赋权,政府主动将技术平台嵌入体制,吸纳社会,运用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产业监管社会,并将公民参与从政治领域分流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最大限度地降低公民参与对体制的冲击;技术赋权与技术监管的平衡增加了体制的韧性和载荷,使公民参与和社会治理达到有序和可控的状态。然而,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民族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技术约束有限,技术治理的效果短暂且有限,技术进步无法取代体制的革新,最优的技术治理体制应该通过体制与技术同步的持续革新来实现。     

技术治理的两幅面孔

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广泛应用,增进了社会福祉,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治理风险。本文从技术的双重互生的社会属性出发,认为技术的以生产和赋权特征为代表的仁慈面孔有助于增进社会福祉,同时,技术的以侵入和约束为特征的阴暗面孔使技术治理潜藏着系统的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技术的短期跃进效应将长期固化体制的韧性,导致新的马太效应;为此,未来的技术治理首先应该是人本主义的、开放包容的,政府应该同时扮演好工程师和园丁的角色,构建由社会心理、社会信用、社会组织和社区构成的社会支撑体系,建立动态的多元合作的技术治理框架,从社会内部自发预防和消除技术治理的外部性。     

技术治理与制度道德

技术治理失灵问题的回应需要关注行政主体和治理客体之间的关系,技术和治理的伦理体现为社会道德和制度秩序,两者的关系表现为公共价值,以此构成技术治理合理性的基本条件,同时指导技术治理寻求秩序与道德的共同体——制度道德。制度道德为技术治理提供合理性来源和行为原则,也提供了技术治理现代化发展的结构性"嵌入"和社会治理"再治理"两种方式。由此,技术治理的内在困境得以解释,责任伦理得以澄清,发展路径得以明确。     

田鹏颖教授新作《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论纲》出版

<正>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田鹏颖教授的学术新作《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论纲》,2016年6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部学术专著带着对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按照科学技术哲学的逻辑理路,回到马克思文本,对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进行了深入"挖掘"     

高新技术治理难题及其应对策略

技术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和展开基础。作为现代技术的前沿领域,高新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处于成长和摸索之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其治理过程也展现出一系列新特点,法律与道德等传统治理手段一时难于发挥规范和引导作用。这就需要人们在传统技术治理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订高新技术的治理策略及其方案;依据不同高新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的不同阶段,规范和引导高新技术的持续健康发展,造福人类社会。     

新兴技术价值前置型治理——应对新兴技术不确定性的新路径

新兴技术不确定性特征使得新兴技术应用带来了出人意料、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使得新兴技术治理成为了一项重要的议题。新兴技术治理一般基于传统专家决策模式,但该模式不具有新兴技术的全部知识和信息,也无法决定广泛社会主体的偏好和价值,更难以应对新兴技术不确定性引发的社会问题。治理背景下,研究提出新兴技术价值前置型治理的新路径,并利用治理网络重新分配治理主体的权力、利用政策网络阐述多元主体协商和互动的博弈过程、利用公众参与实践获取多元主体充分和对称的信息,为应对新兴技术不确定性提供了有效的治理路径和工具。     

技术、国家与社会:技术治理的现代面向及其反思

自1919年西方兴起的"技术治理运动"后,在技术发展史上,技术治理在当代的理念与实践往往是通过与国家、社会的"嵌入"完成演进的,其具有"面向国家""面向社会"和"面向技术"的多重面向.三重面向的呈现与嬗变体现了技术治理在国家实践中形成了作为治理手段的技术治理、作为赋权工具的技术治理以及作为技术本身的技术治理等不同属性....     

应然与实然:现代技术伦理风险的文化治理能力提升

现代技术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福祉,同时也引发重重的伦理风险。现代技术伦理风险内蕴着丰富的文化属性,技术主体的文化选择作为现代技术伦理风险防范的关键,要求利用文化调控技术伦理风险。通过对现代技术伦理风险消解与文化治理能力提升从应然到实然的系统剖析,探求面向现代技术伦理风险文化治理能力提升的实践路径,以此来规约和消解现代技术伦理风险,实现对技术伦理风险的防范。     

大数据时代技术治理的情感缺位与回归

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技术治理成为了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更是催生了技术治理的全面扩张.大数据技术治理带来治理效率提升等积极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控制人,偏离服务于人本身等方面的异化,致使技术治理的情感缺位.情感是技术治理的必要内涵,是技术治理的出发点和价值合理性的来源.通过强化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情感支...     

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治理什么、谁来治理与如何治理

人类基因增强作为一项试图改造人类自身的颠覆性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和塑造着人与社会。人类基因增强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其研究和应用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伦理的、法律的和社会的问题,亟需对其进行治理。伦理治理是对人类基因增强技术进行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是指政府、专家、企业、公众等技术发展的相关利益主体,以伦理原则为指导,解决人类基因增强技术研究和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促进技术为人类造福的各种方式的总和。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需要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治理什么,也就是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对象;二是谁来治理,即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主体;三是如何治理,也就是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路径。     

智慧政务:信息社会电子治理的生活化路径

信息技术应用的生活化趋势,不仅推动着电子政务向电子治理过渡,也使公共需求日趋小型化,表达着公民对电子治理走向日常生活的渴求。然而,随着科技越来越智慧化以及个性化信息设备的应用,智慧政务及其交互型治理结构使电子治理实现生活化成为可能。智慧政务通过跨边界的集成与泛在化公共服务的提供,推动着包容性电子治理的实现。公民实现了对技术的宰制,呈现出技术民主的愿景。     

科学主义与高技术时代的社会危机治理

科学主义及其主导下的专家精英决策体制是激化高技术时代社会冲突、引发治理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生物技术领域的诸多前沿进展和科学社会学的观察研究正在从多个层面挑战这种主流的科学文化观。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各国首先通过技术评估的策略来化解当代社会的治理危机。随着社会治理环境的变化和治理难度的升级,其相应的模式逐步从经典式技术评估走向参与式技术评估、论辩式技术评估和建构性技术评估,总体取向是不断扩大公众参与的空间和深度,逐步消解科学主义及其主导下的技术精英决策体制的负面影响。欧美各国的社会治理经验值得正处在自主创新调整期的中国社会思考和借鉴。     

基因编辑技术治理的三维伦理考量:问题、困境与求解

基因编辑技术在人体的广泛应用会带来多维伦理治理问题。基因编辑技术在技术风险、人性道德、社会秩序和治理实践等层面形成四大基本伦理问题，由此造成四大伦理困境：基因编辑技术的不确定性带来安全伦理困境；改变个体道德基础导致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困境；系列伦理失序问题带来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多元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性引起伦理治理混乱困境。求解基因编辑技术伦理治理的四重伦理问题和困境，可尝试采取四大伦理策略予以破局：一是用负责任创新的审慎态度对待基因编辑技术，破解技术安全伦理困境；二是做好人性道德本体论的理论创新准备，破解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伦理困境；三是追求制度正义，破解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四是寻求多元共识的伦理治理原则，破解区域自治与全球共治的伦理治理混乱困境。     

数字治理对主体性的规训：样态表征、诱因探寻及纠治路径

当前，以数据为驱动因素推动治理现代化方兴未艾，数字治理已经广泛应用于供给服务、辅助决策、开放协同等各个方面。事实上，数字治理在引发治理革命的同时，也会遮蔽其触达群体的主体性，催生“技术难民”“屏幕官僚”“算数工人”等主体性异化困境。由此，基于马克思主义人的主体性理论审视数字治理引发的主体性异化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发现数字治理本身内嵌着人的自为性衰减、能动性褪化、自主性偏离。因此，要从社会包容、素养提升和权利维护三个维度破解数字治理迷思中主体性异化难题，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升越。     

现代性视域中治理术的技术化批判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

回溯治理术的技术化嬗变,批判其发展至现代性治理的异化逻辑,揭示其形成、巩固并遮蔽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异化症候的实质,形成在社会技术哲学视角反思现代性治理、超越现代性的重要视域。在此一视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重释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是"与"应当",形成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实践现代化的科学指南,指导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形成其根本遵循的人民逻辑和共治共享的实践原则,确证着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是通过超越现代性治理,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实践。     

基于治理的“负责任创新”柔性模式研究

“负责任创新”是多主体参与科技创新评估预见、反思整合、协商对话与监督反馈的开放迭代过程,依据社会需求对科技创新活动进行规范性引导,以实现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良性互动。构建“负责任创新”柔性模式,是在科技创新与治理领域形成以弘扬“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责任文化”的价值取向;倡导多主体在平等对话与交流互动中实现责任共建与协商共治;创新整合并灵活运用治理工具以提升治理效能;建立以责任为导向的多主体政策学习机制,助力我国科技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大数据时代透明社会的伦理治理

大数据技术持续变革必然导致透明社会的形成。透明社会的形成必将产生诸如隐私威胁、犯过错误的人难以返回正常的社会生活、全面监控而不自由、大限制和被设计被选择等伦理困境。从根本上说,透明社会的伦理困境是由于人类滥用大数据技术所致。为了实现大数据时代的顺利发展,我们有必要对大数据时代的透明社会伦理困境进行必要的治理,要求树立正确的功利观、积极弘扬人文精神、不断建立健全相关伦理制度规范和弘扬社会美德。     

神经技术的伦理风险及其治理:负责任创新的视角

由于受到创新主体和研究客体等因素的制约,神经技术,尤其是新兴神经技术的应用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负责任创新视角下的预期治理是应对神经技术伦理风险的一种有效路径。该路径倡导多主体参与、多学科合作的技术发展理念,构建高度透明、持续互动、民主治理的管理机制,将神经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深度融合,突显"责任与创新"的统一,保证神经技术在伦理的约束和规范下健康发展。     

欧洲议会的技术评估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新形势下,技术评估日益成为我国科技的社会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并受到各方关注。研究发现,技术评估已成为欧盟国家科技决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推动了欧洲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欧洲议会层面组织开展的技术评估活动与评估实践做法对我国有一定启示。通过对欧洲议会技术评估组织的重点观察、典型分析及与欧洲国家技术评估发展的对比,我们认为应加快发展我国技术评估,完善科技治理,更好地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服务,并提出将技术评估作为管理技术的战略工具,提升科技的社会治理能力;加强理论方法研究,做好技术评估的顶层设计,提供制度保障;注重评估与政策、立法系统相结合,建立公众参与机制等建议。